李宇嘉：贯彻全面二孩需社会保障建设配套跟进

　　李宇嘉

　　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这是自1971年计划生育，尤其是1980年“一胎化”以来，人口政策最为重大的逆转。人口出生率上升与股市、楼市、消费品市场繁荣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不仅为国内外学术界量化，也被各国实践佐证。二战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婴儿潮”，带动了玩具、消费品、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繁荣，开创了战后经济高增长和东亚奇迹。

　　不管是探讨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高增长的“中国模式”，还是分析本世纪初开启的楼市“黄金十年”，国内外学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以及每一轮“婴儿潮”顺势转化为20年后的回声“婴儿潮”（“婴儿潮”的下一代），带来了庞大的消费人群、净储蓄贡献者、人口红利以及适龄购房人群等，这些因素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

　　如今，我国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物质得到极大丰富，但伴随工业化而推进的城市化（房地产建设），在后工业化也告别经济高速增长。因此，物质资本积累要让渡于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增长，即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

　　国际经验证明，新增长动力要在广阔的内需市场中培育和成长，但长期低于人口替代率（2.2）的生育率（1.4~1.5），其滞后影响开始显现。更突出的问题是，我国老龄化、少子化叠加了劳动人口减少，不仅政府面临不断加大的养老投入压力，“421”家庭结构下居民生存负担很重，内需不振。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受各方赞赏，但业内并不认为可以让生育率恢复至替代率。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就是前车之鉴。当时符合政策的“单独”夫妇有1100万对，但截至今年5月，申请“二孩”的家庭仅在13%左右。

　　目前，我国1.5亿独生子女家庭中，0~15岁孩子的家庭有7000万~8000万，这是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生育主体，但要除去符合“单独二孩”和农村“一孩半”政策的独生子女家庭，算下来只有6000万受益于政策，这还没有扣除晚育下“非适育”妇女和不育不孕者。

　　事实上，后工业化的今天，全球各国呈现出低生育率态势，低于2.2的更替率水平是常态，即便是生育补贴高、养老保障完善的发达国家也概莫能外。

　　根本原因在于，在低增长和服务业主导下，工作和竞争压力加大、智力投入加大，妇女工作参与率提升，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增加。同时，全球城市化进入中速增长或稳定期，传统农业社会下“靠人”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被社会化养老取代，养老更多需要收入累积，增加生育反而会影响养老。

　　综合研究数据，全面放开二孩后新增年出生人口在300万~800万，加上目前每年17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预计到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在2000万~2500万。但是，由于长期计划生育宣传和严格执行，在生育旺盛期女性减少以及低生育率惯性的双重作用下，在出生人口出现阶段性高峰后，继续减少的趋势难以改变。学者预测，可能需要两三代人时间，才能将生育率拉回到缓慢上升的轨道。

　　因此，在努力稳定出生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把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作为重点工作，这也是稳定人口数量的前提。

　　首先，要认识到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速增长期，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是全球趋势。当前我国内需型增长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主导任重道远，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很大。

　　其次，要将社会保障建设作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一是在产假和产后工作等权利上，要保障产妇权益；二是对于低收入家庭二孩实施生育补贴政策；三是医疗、养护和义务教育（覆盖到高中阶段）等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和补贴力度；四是尽快“做实”养老保障，彻底解除生育对于居民养老冲击的后顾之忧。

　　从2013年单独二孩到今年全面二孩政策，这看似只是我国人口政策调整迈出的“一小步”，但这折射出监管层对人力资本关注度的迅速上升，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战略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转变的开始。同时，全面二孩政策也将改变人们对生育权的看法，也意味着我国未来将在人口发展社会保障上增加投入。

　　笔者认为不仅要算短期的经济账，更要从长远角度看待全面二孩对提振内需和经济转型，甚至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深远意义。

　　（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