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大陆承载了我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梦想

　　“我小时候喜欢听收音机广播的演义，喜欢庙会里演的地方戏曲，我不自觉以故事中匡时济世的人物自许。高中后，兴趣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希望能效法前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尽一己之力。”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林毅夫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结束，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刚度过63岁生日，时光在林毅夫脸上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他的助理拿出一张他20年前的老照片，与现在对比，几乎没有变化。

　　11月2日，北京大学朗润园，眼前的林毅夫，还是标配的白衬衣、深色西装，和在公众面前惯常的微笑。

　　他是目前中国在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他的助理说，林老师讲100句话，其中99句关乎经济学。

　　他的言论和建议总是很有前瞻性，关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建设新农村等很多观点均早于政府政策，最后成为政策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他也是参与国家政策制定讨论最多的经济学家，领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核心成员，被称为“国之智囊”。

　　这次面对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林毅夫破例，没有“言必谈经济”。

　　两岸之间

　　游到对岸去，这关乎梦想

　　新京报：你刚过了63岁生日，在这个人生节点上回首从前的经历，你的初心是什么?

　　林毅夫：追求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的初心。我自小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知道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前面几代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复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但不幸的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到我们这一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用习主席的话讲，我们现在是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

　　新京报：把时间拉回到36年前，1979年5月16日，27岁的你在那个晚上做出一个抉择，从金门游到对岸大陆，当时出于什么考虑?

　　林毅夫：这与我的梦想和初心有关。

　　新京报：你认为在大陆更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林毅夫：我从小比较喜欢看书、思考，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大陆，台湾发展好了，并不能带动整个大陆的发展，但我认为，大陆的发展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带动台湾的发展。我要是留在台湾的话，不能直接为这个目标做贡献，即使个人能有成就，也有违初心。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抱着篮球游过来的?当游过那片水域时，你脑海中想的是什么?

　　林毅夫：我就是空着手游过来的，没有抱着篮球，我从小就善于游泳，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澄清了一点，没人能抱着篮球在海里游泳，不信你试试看。在下水之前想过很多，但游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想，就是一心一意想游到对岸。

　　新京报：你怎么去理解两岸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系?

　　林毅夫：整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是所有中国人的复兴。两岸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两岸的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会为台湾同胞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国之智囊

　　“说我是‘官方经济学家’不准确”

　　新京报：初到大陆时，会有很多不适应吗?

　　林毅夫：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难以抉择的是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我思考的是怎么真正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觉得我要对大陆做贡献的话，那我必须了解大陆的社会、体制，所以决定先读书。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读经济学?

　　林毅夫：因为大陆是社会主义体制，我就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京报：1994年，你提出“中国的奇迹”，2012年从世行回来，你提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在外界看来，你一直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非常乐观，这种乐观源自哪里?

　　林毅夫：我不是乐观而是客观的，因为大家都挺悲观的，我就相对乐观了。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客观分析来的。首先，我认为中国仍然有8%的增长潜力，从人均GDP来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其次，我说的是增长潜力，最终能实现多高的发展，还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潜力是有的，能不能实现这个潜力，要看内外部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

　　新京报：你是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最多的经济学家，已被公认为国家战略蓝图背后的核心智囊，如何平衡学者和政府智囊的角色?

　　林毅夫：这两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研究的是现实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我一直研究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现象是什么，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把这个理解用严谨的语言写出来就是学术论文，用大家能懂的语言来写并加上改进意见，就是政策建议，对我来讲做的就是同一件事，无非就是用哪种语言来表述。

　　新京报：你“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令某些人把你看成“官方经济学家”，质疑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林毅夫：我其实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我不是不批判，我一直在谈问题呀，谈问题怎么能不批判呢，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是实事求是的。

　　世行感悟

　　世行给我的最大感悟是“反思”

　　新京报：2008年至2012年，你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你在世界银行主要做了什么?

　　林毅夫：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我引领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部，就是通过提供知识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出更明智的政策选择，以发展经济，减少贫困。

　　新京报：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首度担任这一重要职位，你怎么看待它带来的意义和影响?

　　林毅夫：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这是“水涨船高”，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界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职位，这一职位自1944年世行成立以来一直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担任，我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此前，我一直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到了世行后，有一个更高的平台去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验。

　　新京报：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感悟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有共同的梦想，都希望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早日实现现代化，从而获得国际尊重。然而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世界银行和许多其他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摆脱不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扣除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6亿多贫困人口外，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新京报：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林毅夫：在我看来，思路决定出路，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导他们。他们长期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或者让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些实践大多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我希望推动理论创新，借鉴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合适的路径，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新京报：你给世界银行留下些什么，又给中国带回来什么?

　　林毅夫：我留给世行最大的是反思吧。跟我一起工作的人，绝大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们推行的那一套主流理论在治理贫困上都收效甚微。我认为他们应该反思，经过60多年了，你为何不成功，失败在什么地方，为何少数国家和地区推行与主流经济政策相反的政策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推行主流经济政策的国家却失败了。

　　新京报：你本人在这种反思中，有什么收获吗?

　　林毅夫：我在这种反思过程中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的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想一个最大的一个是切入点不同，现有的理论体系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立足于他自己，现在有什么，根据他自身有的条件，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国家战略“南南学院”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参照

　　新京报：9月26日，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各国要根据自己的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它将落户由你担任名誉院长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中国国际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于筹办该学院，你有何想法和规划?

　　林毅夫：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有相当大一部分责任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培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办成跟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一样。不管是哈佛还是牛津，它们都有很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项目，但是它们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参照系来设计培训课程。

　　新京报：按照规划，这个学院将会培养大量的国家发展人才，乃至政治领袖。那么我们办这个学院的特色在哪里?

　　林毅夫：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我们要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办出特色来，就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来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参考。这个理论要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参照，我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在往这方面努力，我也正在亲自参与这个学院的规划、筹备工作。

　　新京报：你认为有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模式”吗?

　　林毅夫：我并不主张“中国模式”，模式意味着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我更重视成功背后的道理，中国和其他少数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能取得成功，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般讲，理论的适用性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转型中国家的条件会比较接近，所以这个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参照意义就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