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王思聪比我更优秀我才算是真正成功

　　王健林，61岁，四川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哈佛大学全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2015年3月，福布斯发布2015全球富豪榜，王健林成为中国内地首富。根据彭博华人富豪榜和亚洲富豪榜截至5月1日的数据，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61岁的王健林至今还保持着军人似的挺拔身姿，头发平整。深色西装搭配紫灰色领带，是他一贯的穿着。

　　坦诚，有问必答，是王健林留给很多人的印象。他回答问题时挥舞双手，擅长从一堆信息里拎出最重要的一环交予你，精准直达。

　　王健林说原本的初心只是赚钱为自己，让家人生活得更好，如今更希望能留下些什么，比如一个世界量级的公司，以及一位真正让人尊敬的企业家、慈善家。

　　企业家，中国首富、王思聪的父亲……舆论贴给王健林的标签众多，若真要摘出一个来，他真正认可的是“慈善家”。

　　最早的时候，他觉得做慈善就是扶贫助残，后来认识到，慈善是一个完整的事业，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唤起社会民众的知觉。这是他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责任，推动时代前行。

　　“当年，赚钱为自己，就是初心”

　　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你刚过60岁，人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回顾过往，你觉得年轻时的初心是什么?

　　王健林：最早的初心，在军队时是想做将军，不然不会在那里奋斗17年。我父亲是军人，母亲送我去当兵也是这个愿望——要超越你父亲，我一直朝这个努力。

　　新京报：这个初心后来变化了?因为你离开了军队，踏入“下海”热潮。

　　王健林：当时百万大裁军，小平同志讲，军队要忍耐。从历史长河来看，忍耐10年不算啥，但对个人来讲，时间就长了。于是我转业去政府部门，一两年后，看到很多同事下海。那时政策宽容，允许我们停薪留职5年，我就想，这么好的政策都不去试吗?给自己5年试验期，不行再回来。那时的初心，实事求是讲，就是获得更多财富，让家人生活的更好。赚钱为自己，就是初心。

　　新京报：你最终没在政府部门继续任职，没有官衔，现在却拥有在国内外迅速增长的影响力，这你料想到了吗?

　　王健林：完全没料到。初期做生意，哪敢设想这么大?注册资金都是借别人的。最初做生意时的理想，就是奋斗到拥有一栋楼，起码可以出租，吃喝不愁。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很朴素的愿望，后来才一直做房地产。

　　新京报：但这个思路又改变了，你后来提“去房地产化”，开始涉足其他产业，为什么?

　　王健林：说来说去，做房地产是什么工种，属于什么行业?假如有一天房子全卖完了，能剩什么?就剩几千号人。它不是技术创新行业，而是集成行业，即便有技术和高科技，全是别的行业研发，把这些拉来一凑，房子建起来，卖掉就完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万年青”，不是可持续的。

　　新京报：很多人评价，你和万达有前瞻性，意识到房地产的不可持续性比别人要早很多年，甚至早10年，你怎么看?

　　王健林：10年不敢说。但你会发现，万达一直以来的战略决策都有前瞻性的。很简单，我进入文化产业的时候，100个人里头有99个反对我。我公司里所有同事，身边最好的朋友，全部反对。他们觉得你疯了，神经病，为什么要去投电影院?

　　新京报：身边这么多人反对，会影响你的决策吗?

　　王健林：不会，我这个人意志比较坚定。

　　新京报：据说你做影院，更多是不得不做?

　　“5年内做到世界前五”

　　新京报：2012年你跟马云有个赌局，“十年后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的份额能否过半”，你反对，现在看来结果如何?

　　王健林：这个赌局现在本身已经是一个笑话了。那是在电商高速发展的时代产生的一种曲解，以为线上会取代线下。现在再说这个话，会被认为脑袋不好使了。线上公司已经努力在往线下走。就像苹果公司的库克先生说，未来五到十年，单纯的互联网公司全都会死亡。现在看，不只是我不认同，马云先生自己也不认同。所以他在往线下走，我也在往线上走。

　　新京报：除了布局电商，万达还关注体育产业，比如投资足球，是看中了商机?

　　王健林：其实我之前并不理解，为什么那些老板们天天出国，天天折腾，就是玩，看看球，跟过节似的。后来看了很多比赛，我才了解，其实在西方，竞技体育早已经超出了“竞技”的含义。比如德国杯的决赛，开场前1个小时差不多有9个活动，芭蕾舞都上了，比赛结束后，两队球迷还在互动，输赢都不重要。

　　新京报：对他们来说，体育比赛就像一次嘉年华。

　　王健林：对，赢的队当然高兴，输的队也很热闹，体育不完全是竞技，还带给人一种快乐，这是体育产业的魅力。

　　新京报：除了国内，你也在做了一些国际布局，比如收购美国AMC等，你是想开拓一个世界文化产业的版图吗?

　　走出去 “说走就走”

　　新京报：万达经历了多次转型，对你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

　　王健林：现在来看，最最重要的时刻，是1993年万达走出大连去广州，下决心从区域型公司往全国型公司转变。其后很多转型，应该说都找得到逻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京报：为何一定要做一个国际型企业?在国内赚钱不好吗?

　　王健林：这是个必然，就像我走出大连一样。那时在大连，万达无所不在，一个公司当时占整个城市份额的22%，你去所有地方，竖着我们的广告牌，我在一个城市，同时十个八个楼盘在开，足球队也是我赞助的，天天电视台放着我的广告。混得一般、没有野心的企业家，会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

　　新京报：什么真正促使你踏出了往外的一步?

　　王健林：其实那时我经常跟朋友去欧洲，落地就买一辆二手车，4个人，正好，开十五天，没有目的，到哪儿，住哪儿，都不知道，行李箱拖到哪儿算哪。最后走到结束的地方，往废品收购站打个专门收旧车的电话，给100块钱就让把车拖走。

　　新京报：这不就是大家很羡慕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王健林：对呀，而且自己开车，多好啊。不知道路，买一张地图，大概找个方向，走错也不要紧，错了就住下来。很过瘾，现在却不行了，没这样的机会了。

　　新京报：是这些国外的经历让你感觉到差距了?

　　王健林：就是因为我比较早到国外，看到了中国和美国、欧洲的差距，中国公司和国际先进公司的差距。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应该是思想启蒙，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满足于只做一个区域型公司。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新京报：和你个人巨大影响力对比强烈的，是你生活的单调重复：早晨7：30到办公室，晚9点离开回家，有会谈就到11点。很多人疑惑，中国首富为什么是这个节奏?

　　王健林：工作占据时间比较多。因为公司发展越来越大，业务越来越多，我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个占用时间。如果万达只做文化也行，现在又扩张到体育，又做网络金融，如果我要不懂，只靠蒙的，汇报上来的方案怎么做决策?

　　新京报：这和你本身曾是军人，有自律的习惯有关?

　　王健林：不是自律，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换个词来说，我是工作狂，在工作当中寻找精神层面的一种满足。看到万达的设想实现，比别人都早几年，这也是一种成就。

　　新京报：你工作之外的爱好是什么?

　　王健林：你们都觉得我生活单调吗?其实我有很多爱好。比如唱歌，收藏中国字画，我自己本身也是半个鉴赏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搞收藏，可以说那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收藏为何物。

　　新京报：那军队生活至今还带给你影响吗?

　　王健林：当然。特别的守时，特别规律，约束自己。

　　新京报：你做企业家多年，周围环境一直在变，人也在变，传统的企业家下去了，互联网的人兴起了，你一直都在舞台中央。

　　王健林：企业有生有死，谁也不可能活得太长久，新的企业可以取代旧的企业，这就形成了活力。不然一伙人站在舞台中央老是不换，那就没劲了。

　　新京报：在市场竞争中，回首过往，你总结出怎样的经验?

　　王健林：还是一句广告词，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你去看，十年前的苹果和现在的苹果完全不一样，都在发生变化。关于企业竞争我说过一句话，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不可能跑完全程就结束。在竞争当中，你只有不停转变，适应时下，与时俱进，企业才能保持生长活力。

　　新京报：万达至今经历过几次转型?有人会好奇为什么万达每次踩点都踩得那么准?

　　王健林：不是踩得准，我们也在分析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趋势，不是墨守成规的。尽管一开始，改变可能带来痛苦，要付出代价，但不变会更痛苦。但到现在，我们经历第四次转型，做成功的话，未来十年万达一定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