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著名”伊拉克难民家庭的逃亡之路

　　编者按：11月13日晚，巴黎市中心多地发生恐怖袭击，有人将这次袭击归咎于最近几年涌入欧洲的难民，然而，难民们历经千辛万苦想要逃离的，正是这些凶残的袭击者们。本文就讲述了一个“著名”伊拉克难民家庭的逃难故事，采访时间在9月底。

　　8月16日，凌晨4点的地中海，漆黑的海面没有一丝光亮。澡盆大小的橡胶充气船满满当当地挤了12个人，因不堪承重慢慢开始漏气。刺骨的海水漫进船里，但视线之内依然看不到海岸线。人们因为绝望而开始哭泣，可浓稠的黑暗吞没了所有的声音。

　　“那可能是这辈子最冷的时候。”一个多月后，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旅途，4个孩子的伊拉克母亲Nada AdelAl-Amirij依然心有余悸。

　　幸运的是，渐渐到来的黎明点亮了船上人的希望，在船摇摇欲坠的最后时刻，海岸线清晰起来。候在希腊科斯岛岸边的有救护人员，还有各国记者。纽约时报记者Daniel Etter就是在这个时候拍下了那张在社交网络转发量超过数十万的照片：爸爸Laith Majid Al-Amirij抱着他最小的两个孩子，因为死里逃生喜极而泣。一时间，这张照片被疯狂转发，成为难民新闻的符号影像。他是难民，也是一个父亲，这个最为家常的称呼最大程度地唤醒了人们的同理心，把生冷的数据具象成了与死亡擦肩而过的血肉之躯。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目前全球的难民数量约有6000万，几乎相当于整个英国的人口总和，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峰值人数。把欧洲作为目的地的难民，根据来源地的不同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大多数中东和北非难民都选择经过地中海入境。2015年截至目前，有约80万难民穿越地中海，但也有超过3440人被波涛吞噬。

　　Al-Amirij一家是幸运的，即便恐惧记忆挥之不去，即便未来还未到来。

　　从土耳其的卡里亚地区博德鲁姆到希腊最南端的岛科斯岛只有4公里的海路，坐船只要两到三个小时。根据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数据，在希腊决定封锁和土耳其长达十公里的陆路通道之后，2014年一整年，大约有50830人通过这条线路进入希腊。2015年前8个月，就已经有约16万人“订购”船票越境。船票的价格，根据船的级别从1000欧元到2000欧元不等，对于一个中产阶层的伊拉克家庭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半年的积蓄。

　　母亲Nada告诉我们，和许多难民一样，他们在到达土耳其后，就开始在当地寻找蛇头。蛇头们很容易找到，当地人们都知道他们在哪里。荷兰邮报在线记者Arnold Karskens在土耳其西海岸停留了14天，他发现，非法运送移民在当地是被默许甚至是被鼓励的生意手段，整套付款流程和偷渡的路线都有较为完善的规划和管理。而这种非法的行为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是因为土耳其和希腊的蛇头往往都和当地的黑道势力甚至警察互相渗透。比如和当地警察有密切联系的黑道势力会告知蛇头在一天的哪些时段是海岸巡逻队的休息时间。蛇头会选择在这个时段出海。

　　但是，因为自然条件的约束和偷运船只装备的简陋，穿越这片海域的旅程并不安全，可对于已经背井离乡的Nada和家人来说，没有退路，只能向前。一路上，她都在不停的祈祷。Nada说：“最终，是上天拯救了我们。”

　　从伊拉克南部到北部，再到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从伊斯米尔坐船到希腊，再从雅典像沙丁鱼一样被蛇头锁进密闭的铁皮车厢，最后到达柏林。当Nada和家人从卡车里出来，眼睛用了很久才适应了光亮。她和其他同车的难民拉住一个路过的行人，问这是哪里,路人回答说是柏林，他们依旧不敢相信，追着问了好几遍，才终于相信，自己真的是到了柏林。

　　到达后，她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临时被安排在柏林Spandau区的难民营里。那里离柏林的市中心大约17公里，仅半个小时的车程；可是好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四处是大片空旷的绿地，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家，颤颤巍巍地出现在街角。

　　这个难民营曾是警察局的训练场所，四处都是围墙，墙的上围都有铁丝网，营地只有一个正式开放的出口，进进出出的人都要做简单的登记。现在大约有800名难民住在零散的几幢楼里，还有难民住在楼房对面空地上搭建的帐篷里。这个营地预计最多可以容纳1000名难民。

　　Al-Amirij一家住在51号楼。中午，父亲Laith Majid或是母亲Nada会拿着统一发的塑料筐去楼对面领每日的食物供给：一盒鸡蛋，面包，还有一家六口人的盒饭。每天吃的都是相同口味的盒饭，正是壮年的两个儿子偶尔会抱怨，Nada会给儿子几欧元，让他们去难民营对面超市买些口味不一样的食物。儿女们最想念的是妈妈做的饭菜，可是难民营的临时住所里没有厨房，而且，他们也没办法买到能做得出家乡口味的食材。

　　Nada说，她现在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累。好像从她成为母亲开始，就一直在不停地斗争。还在伊拉克的时候，跟当地的黑手党斗。他们居住的伊拉克南部是什叶派控制的区域，可是他的丈夫是逊尼派。隔三差五，就会有黑手党拿着枪找上门来，向Al-Amirij一家要“保护费”，威胁他们，如果超期不给，先杀她丈夫，再杀她的儿子。Nada去报警，去教堂，去所有她可以想到地方求救，最后的答案是，她只能自救。

　　Nada 是个中学英语老师，他丈夫自己开了一个小的汽车修理店，虽然算得上小康，但辛辛苦苦攒的钱，却交了黑手党“赎命”。终于在一次被枪顶在胸口逼债之后，惊惧达到顶点的Nada痛哭一场，决心离开这个地方。

　　“我去了所有可以去的地方，四处祈求，希望任何人帮帮我们，可是没有人能帮我们。我卖了所有的家具，所有的家当，就是为了保存生命 ……不是所有人都要离开我们那里的。有些人因为没有钱，或者孩子太小。所以，是真正有危险的人才会愿意来这里的。”

　　从7月10日离开家乡，到8月28日到达德国柏林，将近50天的旅途，几乎花光了一家人变卖家产后所有的钱。所幸的是家人并没有分开，他们还意外地发现，丈夫和女儿阴差阳错地成了“名人”。

　　自从住进柏林的难民营后，几乎每天都会有各种媒体或是想要提供帮助的志愿者组织来寻访他们。只要拿着那张“著名”的照片在营地里询问，就会有人帮忙找到Al-Amiri的家人。一段时间之后，难民营开始加强管制，所有进出的人都需要接受登记，而所有的难民也被告知，在不经过官方许可的情况下，不能接受采访。我们是打着学生做毕业论文的名号，才得以和Al-Amiri一家交谈。

　　Nada告诉我们，Spandau区的难民营只是临时安置点，在短期的停留之后，经由电脑的随机分配，大部分难民都会被安置到德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大部分的难民营在距离大城市有一定距离的乡镇，比如Al-Amirij一家将被安置在弗里德兰（Friedland），是距离柏林大约3小时车程的一个小城。在最近70年来，弗里德兰在德国是难民和救助的同义词。这个仅有1800名本地人的城镇，包括已经居住在这里和即将接收的，一共会有3100名难民。而根据德国的内政部数据，截至今年11月初，德国已经收到超过75万避难申请。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8月19日宣布德国将会接收80万难民。这80万难民在德国内部会根据各个州的财政状况和人口密度进行分配。人均收入最高的拜仁州和巴登符登堡州分别将接收15.3%和12.9%的难民，西北部的北威州配额是21.2%，首都柏林将安置5%的难民。

　　而Al-Amirij一家和许多难民一样，一点都不想被“发配”到远离大都市的小城镇安置点。“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好，柏林，汉堡，法兰克福，但不希望是德国北部的边远小城，我们也不是农民。我们该干啥？种地么？”Nada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抱怨。尽管同行的德国同事反复解释，德国的很多小城镇和乡村，其实是富人区，但是出于种种障碍，很难在短暂的采访时段里向她讲明白，极其微小的城乡差距恰恰是德国之所以成为德国的原因。

　　而她所眼见的事实，是新的难民营为应急刚刚建好，条件远远不如柏林的中转站。由于没有足够的住房，只能设置大量的帐篷，而本该容纳10个人的帐篷里，要暂时容纳双倍以上的难民。

　　Nada和丈夫孩子先是听从了分配，坐火车到了小城弗里德兰。

　　“难民们都是从各个国家来的，伊朗，叙利亚，所有人都睡在一间房里，都睡在地上，不停地咳嗽。这对孩子尤其不好。”

　　家里的4个孩子，3个都生病了，大儿子高烧不退。Nada决定要离开。她给自己和家人买了火车票，又回到了柏林的难民营。

　　“我去找了之前的管理员，他说先呆在这，看是不是能留在这。我们接受了很多采访，可是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还是不能留在柏林。”

　　Nada并没有觉得自己家庭的“名气”对现在的处境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她和家人依然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被送到一个对他们来说颇为遥远的德国小城。而在身份的问题上，他们也只能加入等待的大军，等某一天被通知，可以去出庭，然后拿到身份文件。

　　身份文件是每个难民翘首企盼的救命稻草。只有拿到这份正式的文件，他们才算能够真正在所在国家开始正常的生活，才有权利接受教育、找工作。而在这之前，他们只能居住在指定的难民营里，接受每月大约300欧左右的现金救助。这个过程可长可短，有些人几个月就拿到了，而有些人，则需要长达数年无所事事的等待。

　　“至少你们现在安全了吧。”我问。

　　“可是我们想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因为我们抛弃了在伊拉克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只想要最正常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去学校，去上学，去学德语，”母亲Nada说，“因为德国才是他们将来生活的国家。”

　　（本文作者孙谦为界面新闻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