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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产”:“中产”被刷屏 刷出了什么

来源:解放网 作者:龚丹韵
本报记者 龚丹韵
本报记者 龚丹韵

  近期,两条关于“中产”的新闻刷爆网络。

  一是有人撰文说,“上海中产家庭年收入70万不够用”。特大城市的中产者们连忙“借题发挥”,抒发生活不易,也有网友吐槽,“70万都不够算哪门子危机”。

  二是关于中国究竟有多少中产人口。瑞信最新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达1.09亿,超越美国的9200万。报告发布后迅速引起舆论的口水战。马云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已达3亿,也有国内的研究机构认为,至少有2亿。

  或许,关于中产阶层,我们永远给不了各方认同的标准答案,但对中产的热议作为一个客观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和琢磨。

  中产阶层

  中产一直被描绘为社会的“稳定器”,一个中产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的结构。他们是宁愿在麦当劳门口排队一小时只为买一个汉堡,也不愿卷入纷争的群体;他们是一直被商家青睐,能够拉动内需,有消费激情的群体,但同时,他们从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紧牙关,兢兢业业,一步步往上爬,在体面的社会声望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有没有标准答案?

  不知从何时起,“中产”忽然成为一个热门词。报道层出不穷,一会儿是“中国有中产阶层吗”,一会儿是“我们都被中产了”。它已经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在含糊的语义下,逐渐演变为大众表达情绪的一种象征、一个特定标签和符号。

  不同的人对“中产”充满不同的想象。商业文案会写,我们的目标消费者是“中产群体”;许多人会抱怨“我压根不算中产,还无法过上中产的生活”; 好端端一篇讲故事的文章,开头会这样形容“他来自一个中产家庭”……中产,成为名词、形容词、动词,广泛潜伏在日常的语文里,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引爆话题。

  然而,究竟怎样才算是“中产”呢?

  “中产”概念是舶来品。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概括了美国中产者的轮廓,并把这个概念推向世界。当时米尔斯认为,这批人主要依附于政府机关、大企业,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与技术服务。然而,时代转换,让更多复杂因素填充进中产者的行列,美国的中产阶层也几经更迭。

  在国内,这个外来概念相当模糊,大致可以与“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约等混用。划分标准同样几度变更,从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于是,这个指代不明的语汇反而在大众那里方兴未艾,眼花缭乱。

  经济学家和官方统计经常把收入作为标准。比如,国家统计局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年家庭收入标准为6万元-50万元,并预测到2020年,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将占全部家庭收入的45%。

  但是很多人会不高兴。那些勉强跨入中产门槛的人,自觉日子过得苦哈哈、紧巴巴,好像算不上体面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次,光算收入也让高学历的人心里不平衡。白领们会强调,消费习惯、文化方式、受教育程度、审美品位等等,这些“精神指标”应该也列入其中。

  很多学者,选择从收入水平、职业、身份认同、社会声望、教育程度、消费水准等综合维度来界定这个人群。《福布斯》杂志公布过一个中产阶层标准:生活在城里;25岁到45岁之间;有大学学位;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年收入在1万美元到6万美元之间。但争议依然没完没了。

  或许,关于中产阶层,我们永远给不了各方认同的标准答案。但对中产的热议作为一个客观现象,总归需要琢磨和解析。

  体面的职业=中产?

  菲菲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月收入6000元以上。“算是中产,但处在一线城市的中下序列。”——这是她给自己的评价。

  孩子不到3岁,朝九晚五的她,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全靠家人帮忙。只有难得的双休日,菲菲可以陪伴孩子成长。但是每到双休日,她只想倒头睡到自然醒,好好休息,不思考,不烦恼,不做事。

  今年,她的上司,作为公务员阶梯里的中层,毅然辞职去上海市的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上司说,两者报酬差不多,但是老师显然性价比高很多,每年寒暑假有大块的休息时间,还有一个关键:这份工作和公务员一样,属于中产者的体面职业,转换过来损失不大。

  但教师真的算中产吗?菲菲想起自己的好友,一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毕业生。这位好友在一所普通中学当心理老师,外人听来都觉得不错。同学聚会时,大家自然给她贴上“中产”标签。一次偶然的机会,菲菲得知好友一个月净收入才3000元不到,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生活,应该算不上中产吧?”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给出了他的答案:“如果以收入为标准,低收入的白领、教师等等,确实不属于中产。他们也不会自认中产。”

  但不知情的外人总以为,体面的职业就是中等收入的保证。人们很容易把“职业”作为判断一个人收入的第一标准。医生、律师、教师、白领,这些职业仿佛象征符号,让人联想到体面、高学历、社会精英等等,给人“至少也是中等收入”的错觉。

  如果仔细区分,白领中的底层,月收入2000元。资历尚浅的律师、医生、教师,月收入未必超过3000元。而许多人议论中产时,却往往直接用“职业”影射“中等收入”,随后再制造“一个从事体面职业的人,结果连中产的生活都过不了”之类的窘迫话题,这本就不符合现实。

  社会声望=中产?

  陆阿姨已年近50岁,到了秋天,常常穿着一件朴素的酒红色针织衫,如果不脏,可以连续几天不换。此前,她是一名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裁缝。过去的几千个日日夜夜,她在家里踩着一台破旧的缝纫机,做点小活。在这个并不缺衣少物的城市里,陆阿姨的裁缝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起早贪黑,勤勤恳恳,每月的收入也就2000元。

  放在过去,她绝不敢相信自己能算“中产”。

  然而去年底,变化发生了。那是陆阿姨“翻身”的好日子:她拿到了家政劳动的相关合格证书,去月子中心当上了一名“月嫂”。

  月子中心无比欢迎陆阿姨,年底的保姆市场出现“用工荒”,他们正愁找不到人。中心包吃包住,去掉七七八八的上交费用,陆阿姨每个月的净收入一下子超过1万元。虽然带孩子也辛苦,但与整日无休的针线活相比,还是好太多。

  今年,陆阿姨把攒下的钱汇到老家,叮嘱乡下的亲戚造一幢新房子,要4层高,下有院子,上有阳台。“我现在回到老家,大概也算一名土豪了吧。”陆阿姨笑呵呵地说。

  如果按照收入,现在她已能挤入“中产者”的行列。“月嫂这个职业,应该不算中产吧。”这句话,菲菲脱口而出。但说完,她又有点犹豫和愧疚,补充道:“我不是歧视啊,真的不是。只不过你想想,月嫂不需要高学历,有些老阿姨大字不识,虽然我很尊重她们的劳动,但我们很多东西都无法沟通好像不是一个群体。”

  同样的收入,却是社会声望不同的两类人,究竟该怎么算?

  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矛盾。曾经的封建社会中,声望和地位起决定作用。高高在上的皇帝,势必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过得更有尊严。到了现代社会,一样东西异军突起,忽然破坏了这一切,它就是“市场”。

  市场,是一个利益主体,它对“声望”一无所知,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中国的供需市场,抬高了保姆的收入,但是它暂时无法抬高保姆的社会声望。于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才会有的矛盾,由此而来。

  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社会的分层如果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人们就永远不可能看到如今天这般,充分竞争和流动的市场繁荣。

  还有人总结出这样的规律:每一次社会重大的技术进步、经济转型,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分层。

  所以,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分层序列一直处在变动中。收入和地位时有倒挂,是转型期的常态。中国还出现了大学生做月嫂、卖猪肉等新现象。相比之下,“中产白领过得还不如保姆”这类抱怨,无需大做文章。谁又能说,几十年以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声望一定比白领低呢?

  高雅消费品位=中产?

  午后的工作时光,在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晚上的闲暇时间,去看一场电影或话剧;双休日去健身房或打球;每年全家出国旅行,购买国外的诸多大牌,随后在朋友圈分享单反相机拍摄的美图,或写下优美抒情的旅行感悟……

  这就是不少人心中的中产者生活:懂得买什么样的品牌,选择怎样的环境,欣赏什么样的文艺作品,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吃素、健身、跑步,或上美容院……

  保罗·福塞尔曾经说:“品牌有着图腾一样的魔力,能够为穿戴者带来荣誉。一旦穿上它,你就能把自己和成功联系起来,弥补了自身地位无足轻重的失落,并在那一刻成为人物。”他描写美国中产阶层去餐馆,根本不是冲着美食,而是冲着装潢艺术或管弦乐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者,常常自我安慰:至少我有文化品位。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有些甚至不愿与改革开放早期的个体业主相提并论,尽管后者的经济收入可能远超自己。品牌成为这一群体价值观和文化品位的综合反映,也给中产者带来自尊和优越。

  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人们获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据。而向上流动,是人生的奋斗目标。

  当代的中产阶层只是中国的第一代。言行举止,难免带有传统的旧痕,同时也增添了当代的新貌。

  东华大学硕士毕业的小琪,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月收入超过1万元,丈夫目前经营一家小公司。她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指标,也符合中产生活的文化指标。她认为,“中产,应该是能每周看一场电影、一次艺术展,做一次护肤,每天锻炼身体1小时,每年连续5天以上的全家出游3次……”此外,她还算上孩子每年上万元的教育经费、房子和车子的支出。

  如果聊到中产这个话题,典型的中产者们,必定会把“文化生活和消费方式”,作为认同感的重要指标。毕竟,只有价值观相仿、生活方式相似的人,才会甘心承认大家属于同一群体。

  但我们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中产者中,有些仍然保持传统“省吃俭用”的消费观,无暇顾及文化品味。有些人尽管大学毕业,但文化审美依然薄弱。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中产文化,我们往往出于直觉,时不时会把学历和出身混淆进来。

  而另一个问题是:当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们有了一定收入后,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文化生活是否也会跟着“中产化”呢?

  在西方社会,这个现象很早就已出现。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写道:“19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逐渐富裕,他们是否会‘中产化’成为一个论题第一次被提出来。支持者认为,那些收入与中产阶层相当的蓝领工人,也会采纳中产的价值、观点和生活方式。”

  现实果然如此。在今天的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被媒体和商业杂志一轮轮推波助澜,全社会都在学习中产的文化。渐渐地,这些蓝领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他们同样会去看电影,买品牌,享受生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目前由于城乡发展的差距,保姆、技术工人等,在收入水平上日益“中产化”,但文化仍有较大缺失,他们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很难快速习得文化。但是未来10年、20年后,年轻体力劳动者的“中产化”,包括文化和生活的“中产化”,相信也会在中国出现。

  宽松的生活=中产?

  对于“70万在上海不够用”,于海的评价是“矫情”。

  很多中产者会这样晒账本:现在孩子养不起啊,在上海孩子的教育经费上万元,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平时免不了补课,或者上兴趣班。上海的房子买不起啊,一买就成房奴了,等等。最后得出结论,别看收入可以,其实手头没有余钱,所以不算中产。

  然而于海是这样看的:“你在追求一种中产的生活方式,甚至更上一级的生活方式,由此造成手头变紧,怎么就不算中产了?去问问真正的经济困难的人,他们会计较在上海买房买车,给孩子上辅导班兴趣课吗?他们会计较一年出国旅游几次,上健身房几次吗?”

  小琪刚毕业时,终于买得起自己上学时买不起的服装品牌,但她并未觉得高兴。大学里对生活的美好想象一一幻灭,以为自己读书好,工资会很高,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她把主要心思放在更努力地干活上,曾有过三天三夜连续干活的记录。

  同学聚会时,比较是难免的。10年过去了,可能只有三五个人自我感觉不错。

  有一位同窗工作后整容,结婚又离婚,对事业、人生发展没有太多规划。也有同学渴望自由,开了小画廊。另有人做老师,画油画,教书法,成为自由职业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少有人觉得知足和幸福。

  小琪的危机感来自与亲人的对比。她惊讶地发现,学历低于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近两年收入比她翻出几倍。弟媳妇是大学本科毕业,第一份工作做外贸,起初英语一般,现在出国谈生意是家常便饭,十年坚持在一家公司工作,如今年收入80万元以上不成问题。另外两个做生意的弟弟,收入都破百万元。

  “我的收入只有弟媳妇的三分之一。”小琪感慨。而现在,儿子已经10岁。她常常担忧,当儿子20岁时,自己已经40多岁,“怕我的能力应付不了他的未来。别说是中产了,一点流动资金的余地都没有。”

  被问到自己是否属于中产时,小琪的第一反应是抗拒,她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是。”

  但是冷静下来分析,比如问:你觉得自己属于经济上很紧张的人吗?肯定不是。你觉得自己属于社会的中间序列吗?沉默半晌,终于点头承认。“舅舅曾经说:别人还羡慕你呢。工作稳定,儿子读书好,老公事业不差。你就知足吧,不要叽叽歪歪。我承认自己有点作,而我老公的忧患意识比我还强。”小琪说。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崛起。于是有人热情称赞,他们与父母一辈不同,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怀揣梦想,也有能力追求美好生活。今天的中国青年比过去更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中产们同时充满焦虑。虽然表面过着高品位的生活,内心却并不愉悦。否认“中产”这件事,至少能让他们心里好受点,以此表达内心的不安。

  中产者在扩大

  还是在消失?

  上世纪初,美国有意识地培育中产阶层。媒体一直嚷嚷着,中产要有汽车,有按揭的房子,能出去旅游,学会信用卡透支。这些都是曾经的劳工阶层做不到的。而今天,这些在美国都不再是问题。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情况则更加复杂。人们总觉得自己缺乏真正中产者的自由从容。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是凝聚自我认同的标准。但唯独不认同的是自己的经济地位。

  其实,无论国内外,中产都是辛苦奋斗的一族。勤奋、努力,无法任性与挥霍。一切未知的变动,都可能动摇现在的财富基础。中产者经不起波折。疾病、孩子、家庭破裂,都会打破走钢丝般的生活平衡。中国的中产者更是纠结于房产、教育、医疗和自身的养老。《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家庭》等类似的帖子,每每都会在网上引发热议。

  比如,30岁的余先生是一名IT工程师,月收入近2万元。他说自己要求不高,只想买一间40平方米的小屋。但是在一线城市的地铁沿线,已经找不到每平方米一万元的房子。买房把中国的中产逼到左右为难。有人说,房价正在磨灭年轻人的创业野心、创新能力和进取心。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曾经认为,日本的中产阶层即将消逝。他设计调查问卷时,用几个问题来判断“你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吗”。问题一:房贷是否对你造成很大的生活压力?问题二:你敢不敢结婚或打不打算生儿育女?问题三:你对未来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费用担心吗?

  翻阅各国对中产的研究,有一个共识是一致的:中产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概念。时代不同,对中产群体的理解和界定也会不同。

  于海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存在“中产阶层”。

  那时候,收入分配不是由市场决定,工资所体现的劳动价值也是不真实的。工人阶级的工资几乎一样,无法区分。当时的社会还处在贫穷和均等化阶段。社会分层主要看社会地位、职业声望。比如说,工人社会地位较高。而工人中,国企工人地位比集体企业工人高。国企工人中,央企地位比地方企业高。一般而言,你所处的组织地位,就代表了你的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后,收入真实体现了劳动力成本。从那时候起,“中产”这群体才开始出现。

  当时有个流行段子说中国和美国两位老太太买房。中国老太太存了一辈子钱,晚年终于叹气说可以买房子了。而美国老太太则是先借国家的钱住房享受,晚年时感叹着终于把买房的钱还完了。而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产者们,已经习惯了分期付款,按揭买房。消费观念也在变化。

  世纪之交,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其著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把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他的分层,主要依据三个向度:经济指标、文化指标、政治指标。三者并列。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国外是没有的,属于中国国情。字里行间,他并未提及“中产阶层”,而是用“中间阶层”这个词语。

  即便是陆老的“十大阶层”,今天也未必所有人赞同。甚至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按“决定权”来分层:多大程度上,你能决定别人,还是别人决定你。最典型的是公务员体系,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大部分情况当然是别人决定他,但是如果他掌握着一定的审批职责,他或多或少又可以决定服务对象的命运。

  无独有偶的是,最近英国社会学教授迈克·萨维奇出版的《21世纪的社会阶级》 一书说:“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这样的传统划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当下,英国需要一个新的中间群体,来反映中产阶级的流动状况。

  中产者究竟是在扩大还是在消失?至今无解。中产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至今为止,它在我们的脑海,更像一个有文化特指的形容。

  社会分层的意义何在?

  时至今日,出身农村还是城市,仍然是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于海举例说,高校自主招生,特别在乎学生的综合素质,实际上就是以“城市文化”作为标准。城市家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可以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当观察到自主招生已造成社会流动途径变少,现在自主招生开始提出,必须给农村的孩子保留一定比例。这就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作用,它能为改善社会出谋划策。

  而更重要的一点,分类本就是人们自我判断重要性的一个依据。每个人都会去思考、去比较:自己究竟身处社会的哪个序列。比如农民工,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心心念念,盼望孩子能向上流动。当他们看到教育能改变命运,就会倾其所有,让孩子考大学。但如果教育达不到预期目标,他们也会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他们在乎的是教育本身吗?往往不是,教育只是一种手段,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身处的序列。

  社会分层,是人们获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据。而向上流动,是人生的奋斗目标。

  于海认为,最近几年,相关“中产”的议论频频出现,说明它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中国GDP的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步入一个更富裕的阶层,制造梦想与渴望。而“中产”,无疑是被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向往中产者的生活,向往中产者的体面,期望成为品位的引导者。

  对中国来说,它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一切来得太快,一切走得太快。当代的中产阶层只是中国的第一代。言行举止,难免带有传统的旧痕,同时也增添了当代的新貌。

  中产一直被描绘为社会的“稳定器”,一个中产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的结构。他们是宁愿在麦当劳门口排队一小时只为买一个汉堡,也不愿卷入纷争的群体;他们是一直被商家青睐,能够拉动内需,有消费激情的群体,但同时,他们从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紧牙关,兢兢业业,一步步往上爬,在体面的社会声望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这样论述社会的中间群体是什么样:“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

  希望无所忧惧,是未来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生活写照。

  材料参考:吉登斯《社会学》,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郝洪乐《理解中国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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