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司改成果：司法人员回归“业务专家”本位

　　8日，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在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值得注意的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是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潘祖全，而审判长则由闵行区人民法院院长黄祥青担任。

　　今年1月至11月，以黄祥青为代表的39名院长、庭长作为资深法官审结案件4629件，占闵行区全院总结案量的10.21%；而今年以来，闵行区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直接承办的案件，也达到288件317人。

　　这是上海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以来，让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直接办案、回归“业务专家”本位的一次深度探索。

　　员额制：法官检察官回归职业本源

　　从今年4月23日起，上海在此前八家单位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三级法院、检察院全面推开司法体制试点。试点半年多来，上海各级法院、检察院已完成首批人员分类定岗，其中首批入额法官、检察官总数分别为2296人、1565人，分别占总编制数的25.5%和27.9%，均未用足33%的员额，为法官、检察官队伍未来职业发展留足空间。

　　“员额制的核心在于让法官、检察官真正回归其职业本源，让法官更像法官，让检察官更像检察官。”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教生介绍说，改革之前，上海各单位法官、检察官比例，普遍超出33%的员额。其中在职法官占在编干部总数约56%，在职检察官占在编干部总数约71%。要完成员额目标，落实人员分类定岗，涉及每一名同志的切身利益，可谓困难重重，为此全市上上下下做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和思想政治工作。

　　目前，上海法院配置到司法一线的法官人数比改革前增加了1.4%，主要办案部门的法官实有人数比改革前增加了7.6%。与此同时，法官、检察官与辅助人员的配置也更加合理，辅助人员比例明显增加。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比例从改革前的1:0.75变为改革后的1:1.5，检察辅助人员比例则占队伍编制总数的40.2%。通过改革，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员混岗、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司法人员职务晋升不畅等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责任制：放权与制约相互结合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落实司法责任制是此轮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牛鼻子”。改革之前，上海各级法院、检察院也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有层层把关的制度，但没有层层把关的责任，责任追究难，办案效率低。在改革试点中，上海抓住放权与监督两个关键，探索了一些有效举措。

　　以上海检察机关为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和“岗位说明书”制度，落实检察官在执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检察长、检委会的监督作用，完善办案组织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案件办理的流程管控，建立案件质量评查制度等，确保检察官“有权不得任性”。改革之后，由检察长或检委会行使的职权从改革前的50余项减少到17项，减少了三分之二；由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案件由原来的68%上升到82%。

　　上海法院在推进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中，通过建立完善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落实“让审理者裁判”；以权责统一为原则，建立完善了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由裁判者负责”；以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为保障，健全完善了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等等。通过改革，长期以来存在的审判分离、权责不明、层层审批、请示汇报等行政化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法官的审判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有效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基本建立。

　　有保障：薪酬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

　　入职门槛高了，办案责任更严格了。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举措，旨在促进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体现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上海还提出要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让法官、检察官感受这份职业带来的尊荣感。结合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特点，上海实施了法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制度。上海还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司法职业保障的决策部署，稳步推进法官、检察官薪酬制度改革，对进入员额内的法官、检察官收入水平，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并向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倾斜。

　　司法工作团队特点明显，优质高效办理案件，离不开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紧密协作。上海正积极研究，对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收入水平，分别按高于普通公务员20%和10%的比例安排。在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等级晋升上，上海提出将采用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的方式，不受行政职级限制。

　　为维护司法公正，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对司法人员职业内外行为进行规范。比如，严禁违反任职回避规定，法官、检察官配偶在本市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职业的，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配偶、子女在本市从事前述职业的，应当实行一方退出。

　　回顾上海司法体制改革一年多来的“破冰之旅”，可谓步稳蹄疾，众志成城，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