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历史上有哪些震撼人心的演说？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找到了炮制诗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灵对我的奉献。 ”

　　——智利诗人聂鲁达

　　“奋力重塑着自身的南非，将会成为一个正在努力诞生的新世界的缩影。 这必将是一个摆脱了贫困、饥饿、被剥夺遭忽视的恐惧的世界， 一个摆脱了内战和外来侵略的威胁与灾难的世界……”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期间，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其实都很期待：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那些科学、文学、思想领域内的天才们会向世人说些什么？

　　比如今年，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12月7日，屠呦呦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发表了题为《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演讲。演讲中，她回顾了40年前，在艰苦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如何从中医药里寻找抗疟新药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一些呢，很多人可能都还记得，2012年，作家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那篇主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说。在这篇演讲中，莫言回忆了自己去世的母亲，以及自己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演讲最后，他用三个寓意深刻的小故事作为结尾。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要把人当人看。第三个故事讲到，人不能是自己的审判者。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也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基于这些年来公众深深的“诺奖情结”，像莫言、屠呦呦这样有幸被命运眷顾者，自然也收获了舆论最大的关注度。据说莫言的诺奖致辞，目前已经入选新版中学语文教材。或许，这便是所谓“诺奖效应”的余波吧！

　　当然，更真实的情况其实是：每位荣膺诺奖桂冠者未必都会发表演讲。比如，1901年， X射线发明人德国科学家伦琴收到一封来信，信中邀请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位教授随即回复了一封出人意料的信，信上说：“斯德哥尔摩路途遥远，需向校长请假才行，麻烦得很，将奖牌与奖金寄过来行不行？”瑞典的答复是：“奖牌不能寄，还是跑一趟吧。”伦琴无奈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但他领到奖金与奖牌后，即刻打道回府，连获奖后例行的讲座也取消了。

　　而一些看上去“高大上”的诺奖演说，也可能只是艺术加工的产物。比如，电影《美丽心灵》主人公原型约翰·纳什，于1994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电影中，纳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有一段致敬妻子艾丽西亚的深情演讲：“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因为它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在追求了一生的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让我经历了从生理上到精神上再到幻觉上的洗礼。最终，我还是回到了现实中，找到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今晚，我能站在这里领奖都是因为你，你不离不弃的陪伴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你就是我的真理。”由于剧情感染观众，以至于现在网上很多人依然把这段演讲词，当作纳什当年真实的获奖致辞。但事实上，因为考虑到病情不稳（纳什当时处于精神分裂状态），1994年他并未获邀发表致辞。不过，纳什后来的确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场小型聚会上发表过简短演说，据其好友纳萨尔回忆，纳什的演说大概有这么三点主要意思：一是，希望获得诺奖能够提升他的信用额度，因为他非常想办一张高额度的信用卡；二是，他希望此次奖项是自己独揽，而非与人共享（当年该奖项同时授予了3位博弈论领域的经济学家），因为他迫切需要这笔奖金；三是，他因博弈论得奖，但自己觉得博弈论跟超弦理论一样都属于高智力课题，现实中的实用性并不大。虽然，“真相”可能不再是那么感人肺腑，说实话，却更幽默平实、接地气，也符合多数科学家对待诺奖的豁达态度。

　　那么，诺奖历史上，究竟曾有哪些震撼人心的获奖演说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找出了几篇（内容节选）和大家共享思想的盛宴。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历史的苦难与真话的分量

　　1970年，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因其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迫于当时形势，作家本人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但发表了一篇演讲词《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在演讲词中，索尔仁尼琴回顾了俄罗斯文学遭遇的苦难和自己坚守的信念：“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注定要从那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是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机会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闻名却落入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原本能够长成森林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而一旦它变得强大，被牢固确立，它就立即会感受到周围空气的稀薄，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人们发誓忠于虚假。而作为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我们所能采取最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

　　智利诗人聂鲁达

　　诗歌的真谛

　　1971年智利诗人聂鲁达荣获当年诺奖，并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探讨诗歌与人类生存困境的演说——《没有冲不破的孤独》。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找到了炮制诗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灵对我的奉献。我认为诗歌是一时的、庄严的举动，孤独与声援，情感与行为，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诗歌中同时展开。我同样坚信，一切——人和他的影子，人和他的态度、人和他的诗歌都维持在一个日趋广阔的范畴里，维持在一种永远构成我们的现实和梦幻的活动中，因为这样便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我同样肯定地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渡过湍急的河流、围着牛的头盖骨跳舞以及在最高地带圣洁的水中沐浴时所得到的启示，究竟是为了日后与其他人交流而发自内心的灵感呢，还是其他人作为要求和召唤而向我传递的信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我的经历还是我的创作，不知道我当时所创作的诗句以及后来所吟咏的感受究竟是事实还是诗歌，是过渡还是永恒……我认为诗歌的敌人，并不在那些创作或保卫诗歌的人们中间，任何诗人的实质性敌人都只在于他自己的无能，在与最受愚弄和最受剥削的同辈人相互理解方面的无能，这一点对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都是适用的。”

　　1999年，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被授予诺贝尔奖，在获奖感言中，格拉斯谈到文学与真理的话题：“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因此，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他们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窥视，发现食品柜里吃剩的骨头。这就使他们成为冒犯权贵的人，甚至成为罪人。而在他们拒绝与历史的成功者联手的一切事务中，最惹麻烦的是，他们乐于与失败者，与那些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讲坛诉说的失败者搅在一起，评点历史的进程。通过为失败者代言，他们对成功者提出了质疑，通过与失败者联系，他们站到了同一阵线中。当然，权势者，不管在什么时期，不管有什么装束，他们对某些文学并不反对。他们赏识它，用来装潢门面，甚至提升它。现在，它的作用就是娱乐，就是为消闲文化服务，就是掩盖事物的阴暗面从而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黑暗中的光明。”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1993年，曼德拉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当选总统，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在获奖演说中，他联系自己一生的斗争经历和理想，提出：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们很高兴，这些组织的许多代表，包括那些发挥过或仍在发挥作用的人们，同我们一起来到奥斯陆，他们也一起分享着诺贝尔和平奖所给予的嘉奖。我们满怀这样的希望：奋力重塑着自身的南非，将会成为一个正在努力诞生的新世界的缩影。这必将是一个摆脱了贫困、饥饿、被剥夺遭忽视的恐惧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内战和外来侵略的威胁与灾难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千百万人被逼成难民的沉重悲剧的世界。南非和非洲南部作为一个整体所卷入的这个进程，呼唤和催促着我们所有人乘此潮流，使这一地区成为所有具有良知的人们希望整个世界变成的那个模样的活的范例。我们不相信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意在表扬业已发生、业已过去的那些事情。我们听到了那些声音，它们说那是全世界所有寻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的呼唤；我们懂得他们的呼唤，我们将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奉献出来，通过实践，利用我们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痛苦经历来证明人类生存的正常条件是正义、和平、非种族主义、非性别歧视。被这样的呼唤所感动，被你们所赋予我们的荣誉所激励，我们将承担我们能够做的工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更新作出贡献。将来，再也不会有人被描述为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们’。让未来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说，是冷漠、玩世不恭或自私使得我们的生活未能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代表的那种人性理想。让我们所有人的追求能够证明，当马丁·路德·金说人类再也不能悲剧性地受缚于种族主义和战争的茫茫黑夜时，他的确是对的。”

　　法国哲学家萨特

　　最独特另类的获奖声明

　　1964年，当法国哲学家萨特得知自己被诺贝尔奖评委会提名，并有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当即致信评委会，表示将拒绝该奖项。但评委会还是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给他，其理由是：为了他富于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当得知颁奖消息后，他立即起草了一份《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于当年10月22日由萨特委派的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

　　萨特在声明中说：“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位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曾这样向我建议。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绝不是一回事。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但瑞典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25万克朗的奖金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