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国家队”：预判未来 直达中央

　　时代周报记者 李兮言 陈舒扬 发自深圳 北京

　　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难发现深圳北郊笔架山的银湖景区内，坐落着一家全国知名的社会智库。

　　1989年，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的牵头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成立了。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在这块青山环抱、景色秀丽当然也价值不菲的土地上，免费划出一块地给了这家非体制内机构。

　　时间证明了当年决策者的远见。26年后，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备受各界瞩目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名单中仅有的两所社会智库之一。

　　“这样一个战略安排，对中国智库的影响比较大，会带来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智库发展。将来的中国智库可能会是一个体系，里面有专业的、综合的，有偏官方的、有偏社会的。”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智库建设：“试点”成“热点”

　　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25家机构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共10家，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第二类是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的专业智库，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为代表；第三类则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只有1家：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第四类是2家社会性质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本次智库试点单位的遴选并不突然。2013年后，无论官方抑或民间，众多中国智库运营者都感受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智库的重视。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11月9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我感觉智库跟国家有关部委的决策联系得更紧密了。国家有关部委对智库的指导更多、沟通更密集、渠道更通畅，智库开始更加主动地关注问题、挖掘问题，研究也更强调问题导向。”针对这一轮密集的智库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伍聪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综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则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近年来，国家对于智库的逐年重视主要基于几个大背景。除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力增大外，国内正面临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加强预判性。“‘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上台后提出的很明确的一个政治理念。什么叫治理？其实就是涉及不同声音、不同部门、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包括跟媒体、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都叫治理。发展智库也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据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在2015年1月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大陆）的智库数量由2008年的74个上升到2014年的429个；中国（大陆）智库居世界的位次也从2008年的第12位跃至2014年的第2位—但在综合影响力全球前15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7个，排名最高的是中国社科院，位列第27名。

　　官方、高校、民间：中国智库大格局

　　从最早的“军师”“幕僚”“师爷”到如今的智库，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

　　1949年11月，中央政务院设立参事室，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进行政策咨询，成为中国官方内部智库的最初“模板”。1980年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通过调研形成报告，为1981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研究组在1984年被一分为三，人员分别进入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及社科院农发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后来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官方智囊机构。

　　改革开放初期，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中央搜集各部委人才，不定期进中南海讨论研究，一批青年学子由此崭露头角，如今天仍旧活跃在官学两界的周小川、楼继伟等。这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杜润生、吴敬琏、厉以宁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领下，为中国决策层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整体方案设计。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民间智库崛起，各个中央部委亦纷纷设立研究机构。1998年，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985工程”启动后，国内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也纷纷成立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官方智库占据主流、高校智库发展迅猛、民间智库努力生长—中国智库的格局就此大体形成。

　　智库研究可直达决策层

　　在25家智库试点名单上，全球战略研究智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高校智库队伍里的小伙伴。

　　全球战略研究智库院长李向阳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主要依托社科院的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由8个研究所组成，主要方向是重大国际战略和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理事长是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原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出任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首席专家和名誉理事长。

　　傅莹的存在体现了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外交”意味。

　　事实也是如此。“全球战略研究智库本身扮演宣传党和国家外交政策、理念的角色，包括对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解答和释疑”，李向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现在外交决策和公众意见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影响公众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影响外交决策”。

　　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研究课题以理事会讨论确定为主，每年讨论确定一次；除此之外，也有针对外交突发事件的应急性研究；同时承接“上面”交办的研究课题。目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核心固定人员有20位。

　　对“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出台带来的变化，李向阳认为，全球战略研究智库“以前偏向纯理论研究，现在会把党和国家的实际需要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会通过媒体公开“适宜公开”的成果。

　　在研究经费问题上，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来源较广。

　　目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经费构成为：一是社科院体制下拨付的经费；二是来自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拨款，第一年是1000万元人民币；另外智库也可以承接体制外的课题，同时接受外界捐款。

　　和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的综合性更强。

　　国发院成立于2013年，理事长是中国人大的党委书记靳诺，院长由中国人大校长刘伟担任，科研处处长刘元春担任执行院长。国发院下设12个研究中心。用伍聪的话说，“作为在社科领域科研力量集中较强的高校，人民大学一直扮演政府智库的角色，只不过近年开始资源整合，专门成立了国发院”。

　　对全球战略研究智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来说，如何将报告送进中南海，并非难事。

　　目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报告上达目前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社科院原本的一套报送途径；二是有些智库人员本身就是各部委的咨询专家，会参与中央和部委的一些会议；另外，据李向阳介绍，中宣部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会创办一份刊物，该刊物直接面对最高决策者，在智库报送的研究成果中，小组会有选择地通过该刊物报给最高层。

　　人大国发院则能够“承接中央国家部委、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办的研究任务，并通过内参等形式递交成果”，人大国发院的副院长伍聪介绍，另外，国发院的专家还可以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言献策。

　　“事实上，现在智库和高层的沟通越来越紧密、灵活了”，伍聪向时代周报记者提到了一个具体事例。“针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人大国发院也有过第一时间提交政策建议、并得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批示的先例。”

　　民间还是社会？小变化有讲究

　　值得注意的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名单上，综合开发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称为“社会智库”而非“民间智库”。

　　“‘社会智库’一词可能更准确。如果用‘民间’或‘官方’，就会变成完全官方或完全私人，我们都不是，用‘社会智库’则有点‘半官方’的意思。”郭万达说。

　　1989年2月14日，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与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商议，创立综合开发研究院，成为中国最早的非官方智库之一。

　　尽管被定为社会智库，没有行政级别，但综合开发研究院自创立之初就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创始人是政府官员外，综合开发研究院位于深圳银湖的地产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深圳市政府无偿拨付的，并且至今每年都能收到深圳市政府的拨款，约占研究所年总收入的20%—在剩下的80%收入中，七成来自跟政府的合作课题，三成来自企业项目，且这些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及银行。郭万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综合开发研究院约有四成员工是有编制的。

　　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模式并非孤例。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目前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几家民间智库，很多时候都被外界称为“半官方”：不隶属于哪个政府机构，但活跃成员很多是现任或卸任的中高级官员。体制内外的力量都在通过智库或类似平台聚集，共同为改革寻找药方—这成为中国智库近年来最明显的变化。

　　“其实一开始，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定位就是民间性、公益性、综合性。但是1989年成立后发现，做不到完全的民间性、公益性和自主性。如果是完全的公益性，资金从哪来？谁来支持你？完全民间性的话，想出国都出不了，因为没人批。”郭万达坦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