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饭局消失之后：送出的红包没机会收回来了

　　“我们会在婚礼前分批请客，大家偷偷这么做，纪检部门也觉得如果这也抓的话就有点太不近人情了，所以这件事儿查得也不是很严。”

　　当公款吃饭被越来越严格限制时，许多单位本来的经费预算，开始出现“花不出去”的状况。

　　两个月前，一位90后新娘在微信朋友圈里吐槽：“公务员办婚宴有了诸多规矩，不能请同事，同一系统的也不能请；办婚宴要打报告，要向组织汇报表明自己只请亲戚。”90后新娘说的是在国庆期间她筹办婚礼时，身为公务员的父亲的遭遇。

　　在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三年后的今天，官场滥用公款吃喝之风得到遏止，就连领导干部的婚宴、寿宴等“私人聚会”，也受到监督。

　　当各种名目的请客吃饭消失不见后，官场必然会发生连锁反应。至少对于当初随了同事份子的官场人士，很可能要接受经济损失的现实——上述90后新娘说：“我爸表示，过去这么多年送出的红包，再也没机会收回来了。”山东一位公务员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老家很多公务员，结婚都赔本了。”

　　“婚宴超过20桌就算敛财”

　　红白喜事一直是中纪委重点监督检查的重点。据2015年12月4日新华网报道，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年来，全国已累计查处相关违规问题十多万起。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最突出，达20295起，其次便是大办婚丧喜宴。

　　从中央到地方，目前仍在严查违规办婚宴的官员，最新一个例证就发生在本月。2015年12月1日，据新华网报道，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由于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职务。

　　“我们部里并没有规定婚宴要怎么请。”国务院某部委一位处长说，单位里同事之间主要是工作上的往来，走得近的会随礼，“多数情况下，结婚的人只是给大家发个糖”。

　　与中央相比，地方公务员之间除了工作关系，极有可能叠加同乡、同学或其他私人关系。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婚宴请客，地方纪委往往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前文提到的90后新娘父亲，本身就是当地纪检系统干部，在涉及执纪部门自己人的行为监督时，要求自然更加苛刻。

　　然而，不同省市对于婚宴请客的要求并不同。“结婚不是说不能请，但是绝对不敢随份子。”浙江公务员王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来的做法是，要是单位某个人结婚，大家统一每人随礼200块钱，但现在这个都不敢给了。”

　　辽宁省一位机关科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传统习俗，结婚还是会请同事吃饭的，但按照规定需要申报一下，不允许超过20桌，超过20桌就算敛财。”

　　因为地方纪委对于婚宴监督极严，地方公务员并不敢在婚宴规模上越雷池一步，但也有变通的招数。上述省机关科长透露，“我们会在婚礼前分批请客，大家偷偷这么做，纪检部门也觉得如果这也抓的话就有点太不近人情了，所以这件事儿查得也不是很严。”

　　这种“分批请客”现象并不是个例。2015年12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披露了湖南一起婚宴前办“预备餐”的案例：

　　今年5月，湖南长沙岳麓区坪塘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肖国强要给儿子操办婚礼。事前他在岳麓区教育局纪委进行书面申报，说婚宴时间定在5月2日，规模为30桌。5月1日，肖国强在该区某酒店安排了44桌“预备餐”。5月2日，肖又在该酒店为儿子举办正式婚宴，共29桌。

　　两天后，岳麓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后，当即责令区教育局纪委迅速调查核实情况。湖南省纪委在通报中称：肖国强分批次为儿子操办婚宴，共计设酒席73桌，桌数严重超标。区纪委研究决定，给予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党总支书记职务，并责令其退还违规收取的礼金3.13万元。

　　从目前反腐形势看，党员干部举办婚宴尚在允许范围之内，但其他形式的私人宴请则被严格限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位机关干部就说：“升学、孩子满月、父母寿、乔迁这四样有明文规定，一概不允许请客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某种程度上说，在以前的中国官场，出席各种饭局是许多领导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如果一个干部没有人请他吃饭，不仅是缺乏官场资源的表现，也是十分没有面子的事。

　　然而，官场上的“饭局文化”在近三年来正发生变化。12月4日，中央纪委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习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八项规定三年：司长生活有何改变》称：“今天，新一届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正好三年。我的同学、中央机关的一位司长在朋友圈里写道：感谢中央，那些无聊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她的感慨引发大家纷纷点赞，抚今追昔，感慨颇多。”

　　在华东某市政协工作的赵力上个月刚刚去湖北出了一趟差。此行的任务是和一些企业家委员，去当地考察企业运行情况。

　　“当地政协在我们去的时候请我们吃了一次饭，还特意看了我们带去的公函。其他时候我们都是吃的自助餐，每个人都是按照标准。”赵力说，“因为八项规定，接待单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钱也不接待你。很多领导也不想喝那么多酒，保命重要。”

　　如果不去外地出差，在本地举行委员

　　们的活动时，赵力也完全按照标准组织他们吃饭，“一个人160，可以吃自助餐，也可以把十个人拼成一桌上菜。”赵力说，“吃自助餐的最大好处是吃得快，可以很早就回家了。不像以前一个饭局，一晚上时间没了。”

　　以前官场里的请客吃饭，并非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更多像是官员们之间的人情往来。如今官场饭局不再，办事效率比以前高，浙江公务员王淼对此就深有体会。

　　王淼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已超过十年，在以前，各部门之间互相请客吃饭很正常，特别是年底。“因为年底要考核，市委考核办会联合三四十个部门的人一起下基层考核，哪个部门考核压力大，就请对口的考核办成员吃饭。”王淼说，“现在不再组团到基层，只要你把自己一年做过的事儿报上来就行。”

　　请客吃饭消失之后，政府年底考核程序也大为简化，许多政府部门也开始推行电子化办公，减少人为因素。“现在考核标准都接地气了。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基层更加实际；以前搞的创新，有不少事是虚头巴脑的东西。”王淼说。

　　官场不再请客吃饭后，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日常部门不再无故“刁难”对方。王淼就感觉，现在办公事比以前顺畅，各个部门互相给面子，“现在机关年轻人多，文化水平高，生活环境也好，相对好协调”。

　　上述国务院某部委的处长也感觉，少去了请客吃饭后，他平时找其他单位协调事务就是打个电话，或者过去开个会，“如果会开得晚了，顶多就是去食堂一起吃个饭”。

　　“怎样安全又合理地多花点钱呢”

　　中央八项规定对官场“饭局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习骅的文章里就总结说，三年以来，许多公务人员对于饭局问题经历了微妙的反应过程，中央精神与干部的行为产生了由疏到密的互动，这个过程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八项规定出台之初，如果有人打来电话组织饭局，公务人员一般都语气轻松地回答说：“过一阵子再说吧。”第二阶段是动真格阶段，中央决心逐渐显露，从严治党上紧发条，中央纪委网站天天发布相关消息，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第三阶段是向纵深发展阶段，大约从2014年至今，如果再有人悄悄地发出邀请，很多人回答得都很干脆：“有事说事，吃饭就算了吧。”

　　当请客吃饭不再成为官场通行的生活方式后，浙江公务员王淼发现，“给基层考核的部门也高兴了，谁也不愿意请客吃饭。”

　　当公款吃饭被越来越严格限制时，许多单位本来的经费预算，开始出现“花不出去”的状况。公务员李华宇在某省厅工作，以前想更换一下比较贵的办公用品非常困难，但他现在明显感觉领导“大方”了。

　　“有一次，领导看我电脑很旧了。他就说，你老出差，没有好电脑怎么行，快去挑一个。”李华宇马上去电脑城挑了一个很薄的知名品牌，“花了七八千块钱，财务马上就给我报销了。”

　　年底将至，李华宇单位的领导开始为钱花不出去而发愁。今年一过，厅里剩余的钱还要返还给财政厅，如果花钱太少，财政厅可能会减少明年的预算拨款。有一天领导把李华宇所在处的五个人叫过去，非常严肃地问：“你们给我好好想想，怎么能既安全又合理地多花点钱呢？”

　　像李华宇单位领导一样，许多党政机构都遇到类似的状况——“公款越来越难花”。特别是2015年10月下旬，当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党政机构的领导干部不仅花公款不易，就连掏自己腰包请客吃饭，也必须三思而后行。

　　上述国务院某部委的处长说：“现在同事之间，就连花自己的钱也不让随便吃饭了。现在我自费聚餐，主要是在亲戚朋友之间进行。”

　　官场饭局消失后，上述辽宁机关科长觉得，“现在算是过渡期，不让张罗酒席后，之前有欠红包的，还是会想抽空还个礼，比如到别人家串个门给个红包。如果不需要还人情的，就不去主动触碰请客这事。”

　　“通过对红包的限制，大家慢慢在淡化这个传统。”这位科长说。

　　（文中赵力、王淼、李华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