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环球网综合报道】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和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主席联名致信所有成员国，正式开始“海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将在2016年12月31日离任。

　　这将是1996年后，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第二次和美国总统大选“撞车”。不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毫无疑问将经受彻底地监督与考验，总统候选人将被媒体和公众“游街示众”;而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可能就要不那么民主和透明了。

　　每一任联合国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都事关人类未来5-10年的走向，但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从一开始，《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就规定“秘书长应由安理会推荐，并由联合国大会任命。”若要被安理会推荐，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至少9票，并且确保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投否决票(Veto)。

　　在过去8任秘书长的选举(包括谋求连任)中，5个常任理事国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1946年，第1任秘书长、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之所以能够上任，是因为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以及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等候选人接连遭到苏联否决，安理会不得已做出妥协。

　　可惜第1任联合国秘书长无法阻止冷战蔓延，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无光。1953年，赖伊还没干满第二个任期，就辞掉了这份被他称作“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理由主要是他无法忍受苏联的态度。

　　在选择继任者时，苏联再次堵住了安理会的大门，包括又一次否决了上文提及的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的提名。常任理事国法国和英国为了能打破僵局，便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包括4个候选人的名单，他们希望苏联至少能中意一个。结果默默无闻的瑞典外交大臣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被苏联人接受，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哈马舍尔德直到安理会电报催他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才知道自己被选上了秘书长。”

　　由于安理会的决定性作用，当安理会15国把最终推荐人摆在联合国大会面前时，人手一票的193个成员国大多还是会乖乖同意接受安理会选出来的候选人(获得半数同意，候选人即成功)。许多NGO批评联合国大会就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的议会”，对联合国大会剩余的178个非安理会成员国来说，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爱签就签，不签滚蛋”。

　　但是，安理会至高无上的影响力是《联合国宪章》设计者的初衷。也正是由于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的设计，再加上非常任理事国不可小觑的10票(1965年前为6票，因为只有6国)，所以最终推选出的联合国秘书长不会是某一国特定的“傀儡”，而一定是各国妥协的结果。

　　一个典型是1996年的秘书长选举，仅仅干了5年的第6任秘书长、埃及外交官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寻求连任，遭到美国坚决反对，因为加利无法控制联合国飞涨的开支，无法调停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战争，他失败地介入索马里的维和行动，还不情愿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约50万-100万人被杀)做出反应。

　　随后安理会开始酝酿新人选，陆续收到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和毛里塔尼亚的4位提名候选人。12月初，安理会对4位候选人进行非正式的、不记名的摸底投票(Straw Polls)(这一摸底投票的传统始于1981年)。在前3天的几次摸底投票中，4人要么凑不够9票支持票，要么身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讨论一度陷入僵局。根据非营利组织“安理会报告”(Security Council Report)的统计，5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次数可能超过30次。在继续闭门磋商后，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胜出，最终成为第7任秘书长。

　　过去70年的历史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过程是非常政治化的。联合国并不需要解决所谓“选出傀儡”的伪问题，却得改进选举的民主程序和透明度。2015年，联合国改革秘书长选举过程的热情特别高涨，联合国大会十分反常地在2015年9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主席联名开启新一任秘书长的选举(这也带来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9月的决议还提到，联合国大会将与所有的秘书长候选人会面，候选人的性别、地理标准应该在选举过程中被加以考虑，许多媒体推测女性+东欧的候选人背景最有优势。

　　尽管如此，美国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认为秘书长选举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表。在安理会推荐阶段后发制人，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竞选策略，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阶段，审议候选人的时间就变得很短。

　　印度前联合国官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2006年的秘书长选举中，获得了安理会15票中的10票(已超过了9票)，但却遭到美国的否决。2014年11月，塔鲁尔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采访时义愤填膺地说道，“我相信候选人的愿景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辞辛苦说出我的……但是秘书长的竞选不是关于愿景也不是关于候选人的履历、语言表达能力、管理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选举秘书长是一项政治任务。”根据美国大使约翰·博尔顿的自传所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沙希·塔鲁尔触犯了一个联合国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秘书长应该来自无足轻重的小国。” 来自韩国的潘基文挤掉了塔鲁尔等候选人，成了第8任联合国秘书长。

　　2007年2月，还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信心满满地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阐述道，美国强烈支持潘基文，是因为他在老布什时期的驻美使馆经历有目共睹，“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与他共事过，他的努力促使韩国和朝鲜在1991年9月加入了联合国”，还因为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改革联合国的努力。到了2009年9月，约翰·博尔顿失望地回答《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了潘基文改革联合国最低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