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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之星”获境外资助煽动罢工 曾勾引多名女工

来源:京华时报
原标题:“工运之星”获境外资助煽动罢工
警方在曾飞洋(坐床上者)家中搜出大量账本。
警方在曾飞洋(坐床上者)家中搜出大量账本。
庆功宴上,曾飞洋(戴眼镜者)手扶“工运之星”牌匾与众人合影。
庆功宴上,曾飞洋(戴眼镜者)手扶“工运之星”牌匾与众人合影。
利得工人闹事现场。警方供图
利得工人闹事现场。警方供图

  自诩为“工运之星”、曾被某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以服务部为平台,利用境外组织的资助插手数十起工人维权事件,鼓动罢工使维权走向极端。目前,曾飞洋、孟晗、何晓波等7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近日,记者赶赴广州,采访专案组民警以及犯罪嫌疑人,揭露“第一个国内劳工NGO”这一非法组织的真实面目。

  事件

  劳工机构涉嫌策划聚众扰序

  今年12月初,有消息称,广州劳工NGO工作者曾飞洋、朱小梅等人失联。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负责人骆红梅等人也被警方带走调查。

  随后,广东警方向记者证实,曾飞洋等人确实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目前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和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等相关人员,以及南飞雁机构负责人何晓波共7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据警方调查,以曾飞洋为首的犯罪团伙,以服务部为平台,组织策划多起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何晓波等其他劳工机构负责人,与曾飞洋及他控制的服务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其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口号标语和培训资料,以及他在国外参加培训和罢工的照片等大量材料,上述物证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记者网上查询发现,曾飞洋曾经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在这些报道中,曾飞洋的“打工族服务部”被称为国内最早的NGO组织之一,“第一个国内劳工NGO”等等,曾飞洋还曾被某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名声大噪。广州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坦言,曾飞洋经常以劳工维权专家的名义接受采访。

  近日,记者赴广州专访专案组成员及相关人员,了解案情细节。

  调查

  身份

  在校时嫖娼后隐姓埋名

  “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在面对媒体和外界时,曾飞洋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人。

  然而,被境外组织奉为代言人的“劳工维权专家”曾飞洋,在曾经的下属蔡娇、汤欢兴等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为敛财不择手段的人。但即使是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曾飞洋的一面而已。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曾飞洋的“多面性”暴露了出来。

  根据打工族服务部官方网站上的资料,曾飞洋1974年出生于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曾在南雄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在面对媒体时,曾飞洋解释辞职的理由时称:“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但警方调查的证据却显示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真名曾庆辉,曾考入广州的一所中专学校,在校期间因为嫖娼被校方开除。回到原籍的曾庆辉,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对方的身份再次参加高考,考入华南师范大学的大专班,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在南雄司法局工作期间,曾飞洋又长期与一个有夫之妇纠缠不清,并因侮辱妇女被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起步

  接手服务部曾出境培训

  警方掌握的情况显示,1998年,曾飞洋加入服务部,在创始人廖晓峰离开后全面接手,对外号称服务部主任、总干事。2007年,该服务部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

  2002年起,曾飞洋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飞洋号称自己的月工资只有几千元,生活困难,服务部也举步维艰。但根据警方的调查,曾飞洋名下不但有汽车,还在番禺市中心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以其妻弟的名义购买,然后又高价租给服务部,套取境外组织的资金。

  “每插手一起劳工纠纷,曾飞洋在劳工维权界的地位和声望就更大,骗取工人们对他的信任就更深,换取境外组织资助他的筹码就更重。”办案民警表示,加之曾飞洋想方设法在媒体上亮相,名气飞速积攒,为他带来众多追随者。

  服务部的骨干人物孟晗,曾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9个月。网名北国的汤欢兴,专门负责网上的煽动、宣传。彭家勇、邓小明均为服务部原项目干事,两人都参与了广州利得鞋厂罢工。据汤欢兴称,服务部一切都由曾飞洋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

  手段

  借劳资纠纷鼓动大罢工

  根据警方的调查,近年来,曾飞洋等人借助服务部,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环卫工、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除了采取十分激进的罢工方式,曾飞洋等人还煽动部分工人联名罢免一家工厂的工会主席,非法控制某工厂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煽动工人围攻执法机关等。

  在工人罢工事件中,服务部所起到的不只是服务作用,还有组织、策划和领导作用,鼓动工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如果工人代表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通过其他工人,将代表罢免。

  警方调查发现,曾飞洋等人每次插手劳资纠纷,有着固定的套路和严密的计划:

  调查企业每次介入前,他们会提前调查企业的情况,将目标对准有影响力的外企或者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比较敏感的行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以及能否引起轰动效应。

  接触工人通过散发名片、熟人介绍等方式与工人接触,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打着免费维权的旗号,说法又比较正义,因此容易蛊惑工人。”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鼓动罢工服务部会对工人进行集中培训,向工人传授罢工的方法,播放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甚至带着工人代表到其他劳资纠纷现场“观摩学习”。

  制造影响煽动闹事,包括策划罢工方案,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现场图片发到境内外网站上,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功洗脑最后,在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等人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好,让他们把罢工的风格坚持下去。

  扩张

  设分支机构给工人洗脑

  据了解,服务部内部也矛盾重重,多人对曾飞洋不公示财务状况等情况表示不满。作为服务部前出纳的蔡娇,从2006年以来向多个部门实名举报曾飞洋,举报的罪名包括侵占资助资金、偷税漏税等。曾飞洋以前的手下,还举报曾飞洋借维权之名侵占工人的财产。

  调查显示,曾飞洋等人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其“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何晓波、骆红梅等人,都曾经在曾飞洋手下干过。根据曾飞洋的说法,佛山的南飞雁社工中心和东莞的烛光服务中心等组织,以前实际上就是打工族服务部的分部,后来独立出来。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维权组织,其运行模式与服务部如出一辙,同样接受境外组织机构的资助。

  据记者了解,不但与其下属矛盾重重,在帮工人“维权”过程中,曾飞洋甚至向接受其帮助的女工下手。曾飞洋向这些女工发送粗俗下流的短信、微信,挑逗勾引女工,至少有8名维权女工、女志愿者与曾飞洋有染,并长期保持情人关系,2名女工多次为其堕胎。警方在搜查曾飞洋住所时,还查获大量的淫秽物品。据了解,曾飞洋热衷网上“裸聊”,向不同女性发送露骨短信等。曾飞洋还加入了裸聊群,因在群里表现“太过下流龌龊”,而被踢出群。

  案例

  工人因为社保和公积金问题,准备与厂方谈判维权。工人最初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服务部的人却提出了罢工的建议。在第二次罢工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工人代表本来打算就此打住,但服务部的人员要求继续罢工。服务部又组织工人另外选出十余名“听话”的工人代表,并进行了第三次罢工……

  初期

  工人想谈判被鼓动罢工

  打工族服务部的官方网站显示,该服务部义务为打工者打官司,提供法律咨询,开办各种法律讲座,开展工人代表培训,“受到各行各业打工一族的真心欢迎”。

  该组织在官网上的“公益业务”一栏中,注有“为中国劳工依法、理性地维护合法权利”。但警方指出,该组织在工人维权事件中,远远偏离了理性和法律的底线,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打工族服务部官方网站的“利得专题”一栏中,服务部制作了28期简报,对从2014年12月至今年4月发生的广州利得鞋厂工人维权事件进行了描述。根据其描述,此次维权经过3次共计11天罢工,5夜守厂,4轮劳资集体谈判,跨时长达10个月。

  原利得鞋厂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代表向记者证实,2014年8月份,工人因为社保和公积金问题,准备与厂方谈判维权。此前,通过别人介绍,工人代表认识了曾飞洋。在此之后,服务部先是将工人代表约到服务部商量,后又来到工厂组织工人代表开会。两名工人表示,他们最初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服务部的人却提出了罢工的建议。曾飞洋等人介入后,对工人代表进行培训,播放其他工厂罢工的视频和照片,指导他们如何发动工人参加罢工。

  操控

  代表不听话纷纷遭诬陷

  两名工人代表告诉记者,他们并不清楚打工族服务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只是看到他们愿意免费帮助,就听信了对方的话,采取了罢工的方式进行维权。在今年4月20日的第三次罢工中,数百名工人封堵了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

  在第二次罢工之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答应补交社保、补偿公积金,并在指定日期完成工龄补偿等。但由于需要时间,一时没有到位。工人代表本来打算就此打住,但服务部的人员找到工人代表,声称老板是忽悠工人,要求继续罢工。“觉得他们越来越不对劲,就不怎么听他们的了。”两名工人说。

  今年3月至4月间,服务部多次联系工人代表,要求召集工人开会,商讨继续罢工,但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拒绝也为工人代表们带来了麻烦。“造谣说我们这些代表被老板收买了,给了几十万。”一名工人代表事后说起此事,仍然感到委屈。其他工人在服务部的“蛊惑”下,差点对工人代表拳脚相加。

  此后,服务部又组织工人另外选出十余名“听话”的工人代表,并提出新的要求,并进行了第三次罢工。

  局面

  诉求未满足工厂受损失

  服务部骨干孟晗、汤欢兴等人奉曾飞洋之命,在现场带领工人们高呼激进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数百名工人封堵了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并且以阻塞楼梯、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愤,场面一度异常混乱,几近失控的边缘。

  这场罢工持续了6天,工厂被迫停产,全体员工无法工作,工厂周边的群众也不堪其扰。而且,这也是2014年12月以来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

  直到政府部门介入,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是,工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满足,工厂也因为停工蒙受了40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内情

  有意造乱象之后玩失踪

  今年45岁的汤欢兴原是江西人,网名“北国”,服务部曾经的3号人物、曾参与利得鞋厂罢工。

  被抓后的汤欢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去年4月份,他在郑州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曾飞洋,对方邀请他加入。当年9月,他来到服务部,主要负责网站编辑等。但在今年5月底,因为觉得价值观不合,汤欢兴离开了服务部。

  警方调查显示,在利得工人罢工事件中,汤欢兴协助曾飞洋联系工人,组织召集工人培训及开会,并教工人如何用qq、微信等发送信息和图片。在罢工期间,汤欢兴还在qq群里以工人代表的名义发布“罢工”指令,在网上宣传罢工事件,引起社会关注。4月中旬,正是汤欢兴在qq群和微信群里散布消息,称原来的5名工人代表收了老板的钱。

  汤欢兴向记者透露,在给工人开会或培训现场,曾飞洋喜欢喊一些煽动性的狂热口号,“工人多的时候,喊这种口号很容易让工人激动,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利得鞋厂最后一次罢工时,工人们情绪激动。汤欢兴说,看到那么乱的场面,他很担心,“这样下去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群死群伤”。此时工人们想找曾飞洋询问处理办法,“但都找不到他,电话也打不通”。

  供述

  接受外媒采访爆料负面信息

  汤欢兴称,每次“维权”后,境外媒体都会报道。曾飞洋频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甚至歪曲成工人与政府的矛盾冲突。

  汤欢兴说,曾飞洋还在组织罢工后,出钱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庆功会上送给他,曾飞洋再拍照发到网上,对外宣称是工人自愿送的。

  汤欢兴向记者证实,服务部这几年都在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飞洋承认,他接受过香港、欧美等地的相关组织的资助。服务部前出纳蔡娇的举报材料显示,曾飞洋至少接受过十余家境外组织机构的资助。

  而据警方初步查证,从2008年至今,在曾飞洋众多账户中,仅其中的两个账户,就至少接受了500万元的资助。

  境外组织资助全进个人账户

  汤欢兴告诉记者,境外组织资助的钱都打到曾飞洋的个人账户。服务部的财务人员每月把开支账目扫描发给境外组织,境外组织按月或者按年给钱。

  在被抓后,曾飞洋曾向警方承认,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自己的境内账户上。

  汤欢兴说,曾有境外组织派来的人参与服务部的管理。此外,曾飞洋除了要向境外组织报送账目表,还每月向境外组织发送工作报告。

  警方调查证实了汤欢兴的说法。在曾飞洋向境外组织发送的一份4月份工作报告中,共包括了事件背景、争议的焦点、事件进展、行动成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几个方面,对广州利得鞋厂的罢工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财务状况混乱出纳实名举报

  1966年出生的蔡娇是江西人。他告诉记者,他是1998年8月认识的曾飞洋。看到曾飞洋打着慈善的名义在做事,他还资助了1000元。从那时起,蔡娇以志愿者的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在服务部做兼职出纳。2005年,蔡娇出任全职出纳。2006年8月,他被辞退。当年,蔡娇以劳资纠纷和名誉权为由,将曾飞洋告上法庭。最终,曾飞洋补偿了几千元,并道歉。

  在做出纳期间,蔡娇发现服务部的财务状况非常混乱,曾飞洋将自己家用的洗发水等账单,也拿到服务部报销。仅在番禺城区,曾飞洋一天能报销数百元的打车费。

  蔡娇表示,曾飞洋用于劳工维权的钱并不多,绝大部分资金都落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走账。

  蔡娇说,他不但多次拒绝曾飞洋的无理报销,还拒绝其手下一些人虚构的报销,因此遭到曾飞洋的不满。

  在被辞退后,蔡娇在起诉曾飞洋的同时,也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曾飞洋。

  京华时报记者袁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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