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之星”获境外资助煽动罢工 曾勾引多名女工

　　自诩为“工运之星”、曾被某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以服务部为平台，利用境外组织的资助插手数十起工人维权事件，鼓动罢工使维权走向极端。目前，曾飞洋、孟晗、何晓波等7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近日，记者赶赴广州，采访专案组民警以及犯罪嫌疑人，揭露“第一个国内劳工NGO”这一非法组织的真实面目。

　　事件

　　劳工机构涉嫌策划聚众扰序

　　今年12月初，有消息称，广州劳工NGO工作者曾飞洋、朱小梅等人失联。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负责人骆红梅等人也被警方带走调查。

　　随后，广东警方向记者证实，曾飞洋等人确实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目前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和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等相关人员，以及南飞雁机构负责人何晓波共7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据警方调查，以曾飞洋为首的犯罪团伙，以服务部为平台，组织策划多起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何晓波等其他劳工机构负责人，与曾飞洋及他控制的服务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其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口号标语和培训资料，以及他在国外参加培训和罢工的照片等大量材料，上述物证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记者网上查询发现，曾飞洋曾经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在这些报道中，曾飞洋的“打工族服务部”被称为国内最早的NGO组织之一，“第一个国内劳工NGO”等等，曾飞洋还曾被某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名声大噪。广州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坦言，曾飞洋经常以劳工维权专家的名义接受采访。

　　近日，记者赴广州专访专案组成员及相关人员，了解案情细节。

　　调查

　　身份

　　在校时嫖娼后隐姓埋名

　　“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在面对媒体和外界时，曾飞洋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人。

　　然而，被境外组织奉为代言人的“劳工维权专家”曾飞洋，在曾经的下属蔡娇、汤欢兴等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为敛财不择手段的人。但即使是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曾飞洋的一面而已。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曾飞洋的“多面性”暴露了出来。

　　根据打工族服务部官方网站上的资料，曾飞洋1974年出生于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曾在南雄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在面对媒体时，曾飞洋解释辞职的理由时称：“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但警方调查的证据却显示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真名曾庆辉，曾考入广州的一所中专学校，在校期间因为嫖娼被校方开除。回到原籍的曾庆辉，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对方的身份再次参加高考，考入华南师范大学的大专班，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在南雄司法局工作期间，曾飞洋又长期与一个有夫之妇纠缠不清，并因侮辱妇女被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起步

　　接手服务部曾出境培训

　　警方掌握的情况显示，1998年，曾飞洋加入服务部，在创始人廖晓峰离开后全面接手，对外号称服务部主任、总干事。2007年，该服务部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

　　2002年起，曾飞洋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飞洋号称自己的月工资只有几千元，生活困难，服务部也举步维艰。但根据警方的调查，曾飞洋名下不但有汽车，还在番禺市中心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以其妻弟的名义购买，然后又高价租给服务部，套取境外组织的资金。

　　“每插手一起劳工纠纷，曾飞洋在劳工维权界的地位和声望就更大，骗取工人们对他的信任就更深，换取境外组织资助他的筹码就更重。”办案民警表示，加之曾飞洋想方设法在媒体上亮相，名气飞速积攒，为他带来众多追随者。

　　服务部的骨干人物孟晗，曾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9个月。网名北国的汤欢兴，专门负责网上的煽动、宣传。彭家勇、邓小明均为服务部原项目干事，两人都参与了广州利得鞋厂罢工。据汤欢兴称，服务部一切都由曾飞洋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

　　手段

　　借劳资纠纷鼓动大罢工

　　根据警方的调查，近年来，曾飞洋等人借助服务部，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环卫工、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除了采取十分激进的罢工方式，曾飞洋等人还煽动部分工人联名罢免一家工厂的工会主席，非法控制某工厂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煽动工人围攻执法机关等。

　　在工人罢工事件中，服务部所起到的不只是服务作用，还有组织、策划和领导作用，鼓动工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如果工人代表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通过其他工人，将代表罢免。

　　警方调查发现，曾飞洋等人每次插手劳资纠纷，有着固定的套路和严密的计划：

　　调查企业每次介入前，他们会提前调查企业的情况，将目标对准有影响力的外企或者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比较敏感的行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以及能否引起轰动效应。

　　接触工人通过散发名片、熟人介绍等方式与工人接触，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打着免费维权的旗号，说法又比较正义，因此容易蛊惑工人。”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鼓动罢工服务部会对工人进行集中培训，向工人传授罢工的方法，播放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甚至带着工人代表到其他劳资纠纷现场“观摩学习”。

　　制造影响煽动闹事，包括策划罢工方案，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现场图片发到境内外网站上，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功洗脑最后，在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等人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好，让他们把罢工的风格坚持下去。

　　扩张

　　设分支机构给工人洗脑

　　据了解，服务部内部也矛盾重重，多人对曾飞洋不公示财务状况等情况表示不满。作为服务部前出纳的蔡娇，从2006年以来向多个部门实名举报曾飞洋，举报的罪名包括侵占资助资金、偷税漏税等。曾飞洋以前的手下，还举报曾飞洋借维权之名侵占工人的财产。

　　调查显示，曾飞洋等人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其“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何晓波、骆红梅等人，都曾经在曾飞洋手下干过。根据曾飞洋的说法，佛山的南飞雁社工中心和东莞的烛光服务中心等组织，以前实际上就是打工族服务部的分部，后来独立出来。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维权组织，其运行模式与服务部如出一辙，同样接受境外组织机构的资助。

　　据记者了解，不但与其下属矛盾重重，在帮工人“维权”过程中，曾飞洋甚至向接受其帮助的女工下手。曾飞洋向这些女工发送粗俗下流的短信、微信，挑逗勾引女工，至少有8名维权女工、女志愿者与曾飞洋有染，并长期保持情人关系，2名女工多次为其堕胎。警方在搜查曾飞洋住所时，还查获大量的淫秽物品。据了解，曾飞洋热衷网上“裸聊”，向不同女性发送露骨短信等。曾飞洋还加入了裸聊群，因在群里表现“太过下流龌龊”，而被踢出群。

　　案例

　　工人因为社保和公积金问题，准备与厂方谈判维权。工人最初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服务部的人却提出了罢工的建议。在第二次罢工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工人代表本来打算就此打住，但服务部的人员要求继续罢工。服务部又组织工人另外选出十余名“听话”的工人代表，并进行了第三次罢工……

　　初期

　　工人想谈判被鼓动罢工

　　打工族服务部的官方网站显示，该服务部义务为打工者打官司，提供法律咨询，开办各种法律讲座，开展工人代表培训，“受到各行各业打工一族的真心欢迎”。

　　该组织在官网上的“公益业务”一栏中，注有“为中国劳工依法、理性地维护合法权利”。但警方指出，该组织在工人维权事件中，远远偏离了理性和法律的底线，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打工族服务部官方网站的“利得专题”一栏中，服务部制作了28期简报，对从2014年12月至今年4月发生的广州利得鞋厂工人维权事件进行了描述。根据其描述，此次维权经过3次共计11天罢工，5夜守厂，4轮劳资集体谈判，跨时长达10个月。

　　原利得鞋厂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代表向记者证实，2014年8月份，工人因为社保和公积金问题，准备与厂方谈判维权。此前，通过别人介绍，工人代表认识了曾飞洋。在此之后，服务部先是将工人代表约到服务部商量，后又来到工厂组织工人代表开会。两名工人表示，他们最初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服务部的人却提出了罢工的建议。曾飞洋等人介入后，对工人代表进行培训，播放其他工厂罢工的视频和照片，指导他们如何发动工人参加罢工。

　　操控

　　代表不听话纷纷遭诬陷

　　两名工人代表告诉记者，他们并不清楚打工族服务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只是看到他们愿意免费帮助，就听信了对方的话，采取了罢工的方式进行维权。在今年4月20日的第三次罢工中，数百名工人封堵了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

　　在第二次罢工之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答应补交社保、补偿公积金，并在指定日期完成工龄补偿等。但由于需要时间，一时没有到位。工人代表本来打算就此打住，但服务部的人员找到工人代表，声称老板是忽悠工人，要求继续罢工。“觉得他们越来越不对劲，就不怎么听他们的了。”两名工人说。

　　今年3月至4月间，服务部多次联系工人代表，要求召集工人开会，商讨继续罢工，但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拒绝也为工人代表们带来了麻烦。“造谣说我们这些代表被老板收买了，给了几十万。”一名工人代表事后说起此事，仍然感到委屈。其他工人在服务部的“蛊惑”下，差点对工人代表拳脚相加。

　　此后，服务部又组织工人另外选出十余名“听话”的工人代表，并提出新的要求，并进行了第三次罢工。

　　局面

　　诉求未满足工厂受损失

　　服务部骨干孟晗、汤欢兴等人奉曾飞洋之命，在现场带领工人们高呼激进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数百名工人封堵了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并且以阻塞楼梯、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愤，场面一度异常混乱，几近失控的边缘。

　　这场罢工持续了6天，工厂被迫停产，全体员工无法工作，工厂周边的群众也不堪其扰。而且，这也是2014年12月以来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

　　直到政府部门介入，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是，工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满足，工厂也因为停工蒙受了40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内情

　　有意造乱象之后玩失踪

　　今年45岁的汤欢兴原是江西人，网名“北国”，服务部曾经的3号人物、曾参与利得鞋厂罢工。

　　被抓后的汤欢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去年4月份，他在郑州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曾飞洋，对方邀请他加入。当年9月，他来到服务部，主要负责网站编辑等。但在今年5月底，因为觉得价值观不合，汤欢兴离开了服务部。

　　警方调查显示，在利得工人罢工事件中，汤欢兴协助曾飞洋联系工人，组织召集工人培训及开会，并教工人如何用qq、微信等发送信息和图片。在罢工期间，汤欢兴还在qq群里以工人代表的名义发布“罢工”指令，在网上宣传罢工事件，引起社会关注。4月中旬，正是汤欢兴在qq群和微信群里散布消息，称原来的5名工人代表收了老板的钱。

　　汤欢兴向记者透露，在给工人开会或培训现场，曾飞洋喜欢喊一些煽动性的狂热口号，“工人多的时候，喊这种口号很容易让工人激动，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利得鞋厂最后一次罢工时，工人们情绪激动。汤欢兴说，看到那么乱的场面，他很担心，“这样下去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群死群伤”。此时工人们想找曾飞洋询问处理办法，“但都找不到他，电话也打不通”。

　　供述

　　接受外媒采访爆料负面信息

　　汤欢兴称，每次“维权”后，境外媒体都会报道。曾飞洋频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甚至歪曲成工人与政府的矛盾冲突。

　　汤欢兴说，曾飞洋还在组织罢工后，出钱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庆功会上送给他，曾飞洋再拍照发到网上，对外宣称是工人自愿送的。

　　汤欢兴向记者证实，服务部这几年都在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飞洋承认，他接受过香港、欧美等地的相关组织的资助。服务部前出纳蔡娇的举报材料显示，曾飞洋至少接受过十余家境外组织机构的资助。

　　而据警方初步查证，从2008年至今，在曾飞洋众多账户中，仅其中的两个账户，就至少接受了500万元的资助。

　　境外组织资助全进个人账户

　　汤欢兴告诉记者，境外组织资助的钱都打到曾飞洋的个人账户。服务部的财务人员每月把开支账目扫描发给境外组织，境外组织按月或者按年给钱。

　　在被抓后，曾飞洋曾向警方承认，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自己的境内账户上。

　　汤欢兴说，曾有境外组织派来的人参与服务部的管理。此外，曾飞洋除了要向境外组织报送账目表，还每月向境外组织发送工作报告。

　　警方调查证实了汤欢兴的说法。在曾飞洋向境外组织发送的一份4月份工作报告中，共包括了事件背景、争议的焦点、事件进展、行动成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几个方面，对广州利得鞋厂的罢工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财务状况混乱出纳实名举报

　　1966年出生的蔡娇是江西人。他告诉记者，他是1998年8月认识的曾飞洋。看到曾飞洋打着慈善的名义在做事，他还资助了1000元。从那时起，蔡娇以志愿者的身份，利用业余时间，在服务部做兼职出纳。2005年，蔡娇出任全职出纳。2006年8月，他被辞退。当年，蔡娇以劳资纠纷和名誉权为由，将曾飞洋告上法庭。最终，曾飞洋补偿了几千元，并道歉。

　　在做出纳期间，蔡娇发现服务部的财务状况非常混乱，曾飞洋将自己家用的洗发水等账单，也拿到服务部报销。仅在番禺城区，曾飞洋一天能报销数百元的打车费。

　　蔡娇表示，曾飞洋用于劳工维权的钱并不多，绝大部分资金都落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走账。

　　蔡娇说，他不但多次拒绝曾飞洋的无理报销，还拒绝其手下一些人虚构的报销，因此遭到曾飞洋的不满。

　　在被辞退后，蔡娇在起诉曾飞洋的同时，也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曾飞洋。

　　京华时报记者袁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