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力度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是与供给侧改革相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专家表示,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投资将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时更注重民生保障,减税政策也可能加大力度。
2015年,我国财政预算安排的财政赤字为1.62万亿元,赤字率同比增长0.2个百分点,达到2.3%。瑞银12月22日发布的《中国经济透视: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定调》称,未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可能提高至3%以上,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将超万亿,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发行规模也可能达万亿。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波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经济下行趋势见底前,财政和公共支出是主要的刺激手段。此次提高财政赤字率带来的财政支出增长,可以在产能转化、城镇化建设、环保和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上发挥作用。
陈波介绍,在淘汰产能的过程中,工人的安置和资源转移过程中的成本支出将为财政投资提供空间。城市交通的拓展、棚户区的改造、公共区域的重新规划都能创造投资需求。同时,环保和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也需要政府补贴。这些都是财政赤字投资的方向。
最新统计显示,2015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02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9%。在各项支出中,节能环保、城乡社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最快。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学系副教授余显财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政府之后的财政投资会更多集中在民生方面,如地下管廊、高铁建设上的投资以前都是短板,“在这方面的投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很小的,也有利于提高政府财政投资的效率”。
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财政赤字是否能有效改善经济状况?陈波认为,要从财政的投入力度和短期回报率两方面考虑。在调结构的过程中,旧产能淘汰,新产能进入,新产能是否能恢复旧产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还有待观察。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的情况来看,财政投资没有很好地缓冲经济下行压力。其中房地产投资下滑是造成经济下行很重要的一方面。他介绍,房地产投资每下滑1个单位,需要1.12个单位的基建投资来弥补,而目前的基建投资状况很难对房地产投资下滑形成对冲,在基建上的财政投资力度还要加大。
俞平康指出,基建投资的疲弱主要归因于财政融资困难,解决政府财政收入的问题才是核心。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畅通融资渠道,从而获得充足的资源进行投资,以对冲房地产投资的下行及其导致的银行坏账等系统性风险。
瑞银预测,中国还会加大政策性银行贷款及PPP等准财政政策的应用。2015年,政策性银行不仅增加了贷款,还发行了约6000亿专项建设债,投放到重点建设项目中。
陈波认为,从国际上看,各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在增加,我国的财政赤字在安全线以内,财政投资中长期获得的收益可能会平衡现在的财政赤字,加大财政赤字不是问题。需要关注的是,财政投资不能单单刺激某一点,要形成规模,才能稳定经济。
除加大财政赤字外,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中还包括了减税政策。据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刘蓉向《人民日报》介绍,按宏观税负宽口径(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算,2014年我国的宏观税负大约为37%,进入了高税负国家阶段。目前,在减税措施上,“营改增”和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都已经开始实行。
陈波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我国的较大的税负压力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高税收会抑制创新活力,而减免税收则能起到激励作用。“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这样的话将来交的税不会变多,反而会变少,进入自己荷包的钱变多了,就更愿意从事生产、经营、创新这样的活动。”
营改增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重复征税。2014年全年通过营改增而减少的间接征税金额为1918亿元。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减税规模达到2375亿元。
余显财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有的行业未必能真正实现减税,真正对经济有刺激效果的话,要把增值税降下来,这是比较大的税种。”
刘蓉在《人民日报》的采访中也提到,减免税负可以重点从增值税着手。对税负较重的企业,在“营改增”中适当降低其增值税率。
刘蓉同时建议,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所得边际税率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资金。
瑞银预测称,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文化体育等行业已经实行的营改增范围将继续扩大,延伸到房地产、建筑业等服务行业。此外,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将得到降低,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也将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预计企业减负规模可达GDP的1%。
陈波提到,在减税之外,政府的投资也需要税收作为保障。一方面要降税,另一方面也要更加法制化,部分企业在帐目上该交的税没有交,政府要把该收的税收回来。
对于此次包括扩大赤字和减税在内的积极财政政策,陈波认为,财政刺激并不是在中长期内提振经济的理想选择,只能作为稳定经济的权益手段。“如果经济能稳定到6.5%的增长率,外部经济情况好转,我们就不那么需要刺激手段了”,陈波说,政府更应该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
俞平康也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从本质上看是为了稳定增长速度,使经济不会过快下滑。但保增长的同时,也会使一定资源滞留在原来的低效的生产部门,减缓市场出清的速度。此次财政政策是否能在不影响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效果,还需要看之后具体的落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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