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滕泰：供给侧改革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最近几个月以来，“供给侧”这个经济新名词频见报端，中央层面也多次提及供给侧改革。有观点称，这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思维已经出现重大转向。

　　供给侧改革强调从供给环节发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那么，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如何为解决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滕泰。

　　滕泰认为，在这个时间点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但抓住了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扭转经济颓势的战略性作用。

　　他说，供给侧改革旨在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应该放开金融抑制，对企业大规模减税，增加企业的活力，并且打破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

　　未来在五大“软财富”领域

　　第一财经日报

　　对于不少人来说，“供给侧”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推行路径是什么?

　　滕泰：

　　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未来的新需求和新供给在五大“软财富”领域，即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它的社会服务业。

　　这五大软产业的主要财富源泉不是地球资源，而是人类的思维和活动，这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这五大软产业在美国整个产业中占79%，而在中国只占49%，差30个百分点，未来我们大有可为。

　　硬财富的制造业也要通过转型升级，培育更多的软价值。全美国的公民都开着底特律生产的汽车，但是底特律的经济一片萧条，而与底特律汽车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汽车装潢、汽车4S店、汽车金融、汽车广告都在赚钱。

　　不过，奔驰和特斯拉这两家汽车商是赚钱的。因为与传统汽车制造业不同，这两家企业与其说卖的是交通工具，不与说是艺术品，是环保和时尚，这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案例。

　　针对产能过剩的现状，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日报

　　近期，中央层面频频提及供给侧改革。在你看来，在此时间点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有哪些?

　　滕泰

　　这是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选择。2008、2009年两年，中美两国的经济都比较艰难，但为什么在2010年以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走势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美国经济迅速走出衰退，中国经济却连续五年下行。

　　实际上，尽管美国搞了量化宽松，但真正推动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是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新供给、新需求、新动力。2010年以后，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带动了美国消费、投资的复苏以及出口比较大的反弹。所以2010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了衰退，走出了危机，进入一个上升周期，重新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反观中国，2008年推出了以“4万亿”为代表的需求扩张政策。虽然2009年短暂快速反弹，但是2010年以后就进入了持续5年的经济下行周期。中国经济欲振乏力的原因是太多的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老化的阶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对改革充满了期待，但是搞了两年以后，很多人对未来改革的方向有一点迷茫，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无论是土地流转，还是人口户籍制度、科技创新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或者垄断行业的改革，都没有达到两年前的预期效果。

　　这个时候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但抓住了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能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扭转经济颓势的战略性作用。

　　放松供给约束，打破垄断

　　日报

　　供给侧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以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遇到的问题。中国当下的供给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如何改变?

　　滕泰

　　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三大供给约束：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

　　2013年上半年，我们重点呼吁放松高行政成本约束，主张让政府减少行政审批，放松垄断、放松管制。新一届政府近年来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力降低企业居民生活和创业的行政成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放松垄断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3年“钱荒”以后，新供给主义的政策主张重点转向降低融资成本。2014年5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来降低融资成本，11月份真正降息。不过，从今年3月份到7月份，才开始看到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但与国际比较的话，仍然偏高。

　　此外，应该大规模减税，放松高税收成本约束。在李克强总理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减税3万亿，减轻企业负担，激发投资和消费活力;同时发债3万亿，吸纳社会闲置成本，解决现在资产配置荒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在未来还债时降低经济过热，熨平宏观波动，可以说是“减税发债，借力未来，一箭三雕”。

　　日报

　　供给侧改革如何破解备受关注的就业、房价和医改等难题?

　　滕泰

　　关于房价问题，应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包括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就业、医改等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公平分配、打破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要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要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的必要措施。

　　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比如对于在经济制度不健全的阶段通过各种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公共设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等，应通过以资源税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促进公平和效率。

　　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比如，可以考虑对符合某些条件(如雇员在20人以下、销售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创业型企业在一定的创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做大以后，政府的税收总额甚至还会增加。

　　像医疗、教育、能源等供给抑制和垄断、管制越厉害的地方，供给侧改革就越有意义。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日报：

　　如何看待及破解制造型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发展难题?

　　滕泰

　　除了减税之外，还要放开金融抑制。目前，我们的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利率却偏高。有民营企业家以亲身经历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成本，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为年利率6%，是美国的2.4倍。

　　每个企业都有地租成本，但是现在土地价格高涨，使得很多企业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有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全国105个监测城市的地价，综合地价已经达到了240万元/亩，商业用地447万元/亩，住宅用地361万元/亩，工业用地也有50万元/亩，在北京一般用途的土地价格有很多达到每亩千万元以上。这么高的价格，企业很难负担得起。

　　此外，企业社保保险等成本偏高。假设企业给员工发2万元薪酬，可能到他手里只有1.4万到1.5万，那几千块钱在当期就沉淀下来了。经济低迷的时候，却又有大量当期收入沉淀在社保或保险账户，变成几十年以后才能使用的消费，对企业和整个经济来说都是损失。如何降低企业在社保或者其它方面的缴费比例，也应该进行研究。

　　日报：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在用数量化的货币政策代替财政政策，你能谈谈中国的情形吗?也有观点称，财政政策取代货币政策将成为趋势，你的看法呢?

　　滕泰

　　西方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基础设施完善，呈现“大市场和小政府”的格局，政府的财力有限，财政政策的空间不大。这两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和日本，都是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而中国由于有庞大的中央财政，赤字率比较低，所以过去几年利用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比较多，而且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大的潜力。

　　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属于扩张需求的政策，不属于新供给主义的范畴。不过，供给侧改革不能同需求侧的改革对立起来。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能发挥作用，但是边际效应正在递减。

　　未来要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要发挥必要的作用，但是要结合供给侧改革做些必要的调整。比如说财政政策的重点是推进中西部基本建设投资和民生工程，而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如何通过各种方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