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案与“政治正确”

　　快播案庭审成了一场全民狂欢。从庭审衍生出的大量“金句”中，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大概要数“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薯片”。乐事薯片躺枪也让人意识到，有时候，民间舆论场的“义愤”往往是盲目的。大量的话语泡沫虽然看起来很热闹，却也容易遮蔽事件的真实内核，甚至成为某种干扰。庭审之后，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表示他们并不想“利用舆论左右判决”。

　　快播案并不简单，其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议题，每一个议题对我们的时代都堪称重要。

　　很容易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民间舆论对快播和王欣抱有同情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认为，起诉快播，是对公民在家里看黄片的私权的侵犯。这样的想法难以让人苟同。切断淫秽物品的传播渠道，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对公序良俗的维护。查封了快播，可能让有些人获取“种子”不那么方便了，但执法机关的手并没有伸到公民的家里。保护私权，也并不意味着要为某种不良嗜好提供便利。不能因为个人的“小爱好”，就否定维护公序良俗的努力，这是必须坚持的一种“政治正确”。

　　快播案庭审以直播的方式暴露在公众面前，是狂欢的起因。王欣和辩护人的出色表现，又为舆情火上浇油。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舆论干预了审判，乃至可能左右司法呢？也不能这样想。其实我一直觉得，“舆论审判”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疑的。我自己经常就个案做点评，有时击节、有时拍案、有时拂袖，但我从不认为我有能力僭越司法。司法机关也根本不会因为几个段子、几篇文章就乱了方寸，他们有合议庭、有审委会，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左右”呢？

　　公民参与司法个案的讨论，其实是好事。辩护人在法庭上大放光彩，同样是好事。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也就是说，罪与非罪，要拿到法庭上去辩论。只有这样，正义才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庭审只是走过场，一切早已事先决定，那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很多人的脑海里都有一幅漫画式的庭审草图，公诉人咄咄逼人、嫌疑人唯唯诺诺、辩护人嗫嗫嚅嚅，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看到很多人为被告鼓掌，就唯恐司法受到了干扰，这样的担心同样没有必要。我个人觉得，快播案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的一个很好样本，它的直播也有很大的普法价值。以后这种“火爆”的庭审可能会越来越多，律师在依法治国中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法庭并不会因此失去尊重，围观者只会对阳光司法更有信心。因为被议论了，就把法庭的门关起来，那才是政治不正确。

　　快播案提出的一个更重要又更隐蔽的议题，是如何防范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技术本身是没有道德属性的，这就是王欣所说的“技术本身并不可耻”，但技术的使用却可能带来某种道德后果。快播或许并非故意传播淫秽物品，但客观上却为用户获取淫秽物品提供了途径。快播不能辨认用户是在线播放还是本地播放，同样，它也无法辨认用户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如果这种技术不能得到很好的管制，就必然导致色情泛滥。

　　但是，在保护技术创新与维护公序良俗两种“政治正确”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呢？这其中包含了复杂的考量。公诉人在庭审中表现不够完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层关系。当一种新技术对道德秩序产生冲击时，它的发明者、使用者是否必然有罪，并不那么容易做出判断。克隆技术出现的时候，西方世界也因此产生了极大的伦理焦虑。小布什在任时还曾出台行政法案，限制联邦资金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快播技术虽然还不至于引发那么大的道德争议，但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一个提倡技术创新的时代，如何对待快播却是一个考验。如果动辄入罪，就可能打击创新的热情。但如果听之任之，又可能造成道德灾难。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在新技术出现后及时做出道德评估，并出台相关规范。比较糟糕的做法，是一开始无知无觉，等到想干预时就把人扔进监狱。

　　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人性中或多或少都包含了某些“低级趣味”。王欣及其辩护人的一个基本辩护策略，就是通过否认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引导出逻辑佯谬。对此，公诉人和法官也不好意思点破。其实，说出这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正视人性中的“低级趣味”，道德建构和公共管理才不会宽严皆误。最可怕的是想要建设一个道德完美社会，却又力不从心。

　　（文/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