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质疑野生动物保护法草案：20多处谈如何利用

　　时隔26年后，野生动物保护法终于拉开了重修大幕。

　　一系列铁拳政策的出现，让翘首以盼的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寄予厚望：草案首次明确了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每5年评估、调整并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违法售购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将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草案公布后的几日内，却接连遭到了各方学者的强烈不满和质疑。草案荫庇之下的野生动物命运如何，似乎还属未知。

　　草案公布之后，“利用”一词引发了最为尖锐的质疑。

　　“草案中竟有20多处在谈利用问题，仅总则部分就有4处。”让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研究员马鸣感到气愤的是，旧有法案就在大谈利用，草案公布之后又是如此。“我们制定的到底是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利用法?”

　　野生动物究竟是否可以作为资源开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我们谈利用还情有可原，那时候老百姓都生活在贫困线上，捕杀野生动物有其现实需要。”马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野生动物已经走到了灭绝的边缘，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保护。

　　在中国动物福利事业倡导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莽萍看来，在21世纪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把野生动物当作资源，扩大利用，不加限制，这与世界各国制定日益严格的法律来保护野生动物、避免因商业利益导致生物多样性受损的国际潮流相悖，也不符合我国十八大以后要求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国策。

　　记者注意到，在草案中，利用一词的前面也出现了很多限定条件，比如合理利用。“这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措辞，什么叫合理利用，什么又是不合理的，解释的范围和弹性太大了。”马鸣指出，过分强调利用，很可能让类似“活熊取胆”等惨无人道的伤害动物的行为有了法律保护。

　　“即使真的要利用，那也应该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动物观赏、遗传多样性研究、仿生学研究等。”马鸣认为，如果草案是出于保护的初衷，就应该把利用替换成一个个清晰的内容，而不是用这么模糊的概念来表述。“我们现在也在质疑，究竟是谁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

　　其实，在草案公布之前，还有另一份版本存在。

　　“那是一个专家的建议版本，虽然也有一些小问题，但总体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而，令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解焱意外的是，最终公布的草案，已和自己此前看到的那份专家建议版相差甚远。“尤其是涉及利用的问题，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解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之所以会出现此种结局，很大程度上与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指导思想有关——野生动物是可以利用的。

　　“主张利用的人的想法是，必须坚持利用，然后才能保护。若照此逻辑，他们是不希望把很多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定得过高的，因为级别越高，利用上就越受限。”解焱说。

　　记者发现，在草案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领导小组先后多次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法律的修改建议，征求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法律的修改意见，听取了中科院动物所、水生所、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单位专家讲座……

　　“如果主管部门秉持着利用的想法，很多专家其实都是御用的，因为他们可以挑选那些支持者来进行辩护。”解焱说。

　　解焱认为，草案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划分，缺乏一个公平、合理、科学的恒定标准。“尽管草案提出名录要5年更新一次，但是，当名录制定采用的是一个可变动的、可以互相讲道理的标准时，就很难反映出最真实的情况了。”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不仅能制定和修改名录，还能颁布野生动物利用的许可。”解焱认为，如果把所有权力都交给某一个部门，而缺少一种监管和控制力量，未来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公平、客观的科学机构对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工作进行评估，从而能够进一步控制和减少动物利用的危害。”解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