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 印尼半世纪的纠结

1月16日和1月17日，印尼在为雅加达爆炸事件死难者祈祷。 来源：Bloomberg

　　特约撰稿/崔裕仁

　　据中新社转引印尼总统府内阁秘书14日消息， 14日上午雅加达市中心的数起爆炸和枪击事件目前共致27人伤亡，其中20人受伤，7人死亡，7人中有5人是恐怖主义嫌犯，2人是平民，其中一人为荷兰人。“伊斯兰国”声称对此事件负责。

　　虽然印尼远离中东热点地区，但穆斯林势力在该国盘根错节，关于中东冲突，印尼或难以置身事外、偏安一隅。在印尼的社会现实中，宗教之间、宗教与恐怖主义之间，似乎透露出耐人寻味的复杂关系。然而，何种原因使得“伊斯兰国”对于一个太平洋岛国如此关注？印尼的政治历史中，或许隐藏着部分答案。

　　世俗国还是宗教国，一个灰色地带的问题

　　根据古老的“穆斯林应当遵守伊斯兰法”原则，年轻的印尼本该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然而，就在宪法生效前的最后一刻，伊斯兰条款被从宪法序言中撤销，如此一来，印尼确立了所谓潘卡西拉原则（Pancasila），在桑斯里特语中（Sanskrit）意为五项不可分割的原则，即一神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国家统一原则，民主原则和正义原则。潘卡西拉原则实质是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妥协的历史产物。

　　据法国《外交世界报》报道，雅加达伊斯兰与多元化国际研究中心(ICIP)的主任希亚菲·安瓦尔先生（Syafii Anwar）认为：“印度尼西亚是温和而友善的伊斯兰国家，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极端势力和保守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尽管2002年巴厘岛发生了造成至少两百人死亡的袭击，我们在当时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片指责之声，但我仍然坚持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向世人解释伊斯兰与民主政治是兼容的”。

首任印尼总统苏加诺 来源：维基百科网站

　　事实上，该国先后经历了两个漫长的独裁时代，一为1945到1967年开国总统苏加诺的训政时期，其在任内就试图调和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共产主义三种主要势力的冲突，二为1967到1998年苏哈托的独裁统治时期，此人借反共之名登上权力顶峰，其主政时期有至少五十万人惨遭屠杀，以至于印尼至今未能走出过苏哈托政权的阴影。

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 来源：新华网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该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得以开启。

　　如今，从人口角度来说，印尼属于世界上第三大“民主国家”，雅加达帕拉玛蒂娜大学（Paramadina）校长安尼·巴适魏丹（Anies Baswedan）遗憾地表示，西方的研究者往往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他们总是将印尼定义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我们要说，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有‘自由媒体’、‘丰富的政治生活’和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贪污腐败问题，但我国经济在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表现要好于许多邻国，我们比十年前更加繁荣。”当然，他也承认该国存在伊斯兰运动和原教旨主义，但他们“已经部分地参与到民主政治进程之中”。

　　在印尼，宗教和宗教身份至关重要

　　印尼人口超过2.4亿人口，其中2亿穆斯林，主要为逊尼派教徒。印尼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居住在爪哇，此地位于印尼国土的地理中心，主要思潮包括传统派和现代派，并以此为基础组成了两大民间性组织：

　　诞生于1926年的传统派推崇前代文化和信仰，“乌拉玛运动”（Nahdlatul Ulama)为其主要代表，信徒达四千万之众，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乌拉玛运动内部政见各异，”前雅加达邮报主任、作家安迪·白武尼解释道，“该运动有多名领导人，内部常有分歧，即使主席早就某一事项进行过表态亦不能停止纷争。”

　　1912年创建的现代派有信徒三千万，其“默罕默德信徒组织”（Muhammadiyah）更多地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相联系，其中不乏学校、医院和大学建立者，“我们的教义主要基于古兰经，” 安迪·白武尼的常任秘书阿卜杜勒·穆题（Abdul Muti）补充道，“我们是主张宽容的清教徒，我们深信不同信仰之间的交流(是件好事)，因此，印尼既不是伊斯兰国家，也非中东国家，而是一个世俗国家。”

　　雅加达嘎佳马达大学（Gadjah Mada）的研究员阿里发赫·拉马瓦提女士（Arifah Rahmawati）独住在一间房内，从不蒙头，喝红酒——她显然是一名进步主义者。不过，她也承认这些冒险行为确实激怒了其亲友，“即使我不是清教徒，我仍然对‘默罕默德信徒组织’大家庭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拉马瓦的 同事，社会学家埃里克·哈利艾（Eric Hiariej）总结道：“在种族之后，宗教是身份归属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在享有实权的同时，也有着精神领袖光环，他是“世界的中心线”。所有该地区的习俗都汇聚于他的宫殿里，这些文化和宗教其实又是混合了来自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不过，统治者本人是穆斯林。也正是在日惹，在诸多宗教价值观的大熔炉中，诞生了“默罕默德信徒组织”。

　　就像默罕默德信徒组织一样，乌拉玛运动与从一开始就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将精力放在社会和宗教议题上，刻意减少其政治影响。两者都有许多学生社团组织与之呼应，其中有一些组织推崇进步主义观点，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心的趋势，比如一些激进观点借伊斯兰教之名公开传播。

　　在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的印尼中产阶级

　　从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自由主义穆斯林持续性地参与了社会层面的大辩论，主张全国范围内的宗教化改革。事实上，从八十年代的苏哈托统治时期开始，伊斯兰化就已然开始。后来，随着来自中东的大量宗教资助的涌入，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快，许多的清真寺得以建立；90年代，穆斯林的中产阶级出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伊斯兰寄宿制学校受过教育，许多妇女开始遮住面容，这些虔诚者的标志物使得伊斯兰化趋势直观地进入了大众视野，但妇女并不使用罩袍、布卡或是黑裙，白色衣物更是少见。大部分穆斯林组织都支持佩戴围巾，而不是一体式面纱，因为阿卜杜勒·穆题认为“在社交场合看到女性的脸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当时在市中心的平民区，仍可见到许多不盖头的女性。

　　建立于1998年的HTI众多改宗团体之一，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网络试图说服年轻人皈依到哈里发的旗下。其发言人谴责暴力，称“印度尼西亚不是圣战者的天下”，但其旋即又补充说 ，“在伊拉克、阿富汗或是巴基斯坦，情况完全不同，那里的暴力不能算是恐怖主义。”这一表述必然对某些年轻人产生了恶劣影响。

　　尽管当地的古兰经学校被指传播原教旨主义思想，大部分宗教学校都属于“默罕默德信徒组织”或“乌拉玛运动”管辖，高中毕业生可以由此升入宗教大学。

　　该国也存在一些极少数的极端主义学校，一些邪教的伊玛目在此学习，如巴希尔（Bachir），此人之后便和他的圣战同伙身陷囹圄。这些学校的领导层毫不讳言其目标：所有穆斯林都希望有一个伊斯兰国家，“为伊斯兰教法而战”。此种宗教学校即为为鼓噪古兰经价值观而成立的宣传工具。

　　断言反恐战争胜利为时尚早

　　2010年8月，巴希尔因涉嫌资助恐怖分子训练营被逮捕，这也是巴厘岛袭击后他第三次被捕，随后，印尼当局又侦查到另一恐怖网络，其头领为杜尔马丁（Dulmatin），巴厘岛爆炸的主要嫌疑人，多年来一直是重点抓捕目标。警方后来将其本人和七名同伙击毙。2009年，警方又成功将诺尔丹·滔击毙，此人系马来西亚侨民，被认为是2003、2004、2009年雅加达袭击和2005年巴厘岛袭击的主谋。2010年十月初，印尼警方在苏门答腊岛击毙五名人，后者被认为与恐怖主义有染。由于担心卷入争端，当地穆斯林组织积极施压，伊斯兰势力在该地区一度呈萎缩态势。

　　面对如此多的战果，印尼当局一度认为恐怖主义活动即将减少。

　　来自国际危机小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分析人士悉尼·琼斯也注意到，一系列的行动确实沉重打击了地方武装组织和横跨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恐怖主义组织网络。诚然，圣战分子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但其活动已经受到了极大限制，很多穆斯林组织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

　　然而，在“默罕默德信徒组织”中，有很多人表示了担忧。阿卜杜勒·穆题担心“我国是开放的，一些犯罪分子就来自我们中间，极端分子得以渗透，我们的安全仍受威胁。”一些极端组织仍不忘诉诸暴力，攻击弱势宗教。2010年，在西爪哇和雅加达地区共发生了28起袭击。

　　原教旨主义借中央集权弱化之机大肆扩张

　　吊诡的是，正是因为1998年苏哈托的倒台、印尼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才给一些宗教诉求开了绿灯，这些人强烈希望“伊斯兰教在公共事务发挥作用”，两个政治实体由此诞生，所谓“星月党”（PBB）和“繁荣公正党”（PKS）。不过，将古兰经推入国家层面的努力都归于失败。

　　2000年的去中央集权化法案被原教旨主义政党钻了空子，他们转而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地区层面，从而使伊斯兰教法在市县一级得以适用，他们成功地将古兰经法典推入了印尼的五十个地方行政区，此种地方在印尼全国范围内共计五百个。

　　比如，阿斯何（Aceh）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分离主义扯皮后，终于借助2005年8月中央对地方的妥协得到了一个“特别自治地位”，将古兰经复辟，又设立了自己的伊斯兰法庭。尽管这一案例在印尼全国范围内不具有代表性——其他省显然不可能获得一个如此的自治地位——但此案依然引起了激烈讨论。一些评论人士指出，重建伊斯兰教法之举显然是肤浅的，它只是在完全不经考虑的情况下，把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教条照搬到了二十一世纪。阿卜杜勒·穆题也指出：“五年已经过去了，阿斯何没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当地的首要问题显然是经济问题，既然人们都跑到苏门答腊岛看电影，为什么要被阿斯何禁止？伊斯兰教规所要求的宗教一致性甚至与伊斯兰教义自己的精神都抵触。”

　　宗教政党失势，宗教和极端势力则未必

　　对于大多数印尼民众，伊斯兰教规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很难去讨论一个被认为由神所做的决定。

　　在离雅加达大约二十公里的小城堂格郎（Tangerang），伊斯兰教法要求妇女不得在晚上独自出门，否则以卖淫罪论处。在位于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巴丹（Padang），所有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女学生，不论是否属于穆斯林，都应当穿戴宗教围巾。奇怪的是，安达卢国立大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也坦承，在学校之外，他的女儿从不穿戴这些东西。

　　数十年来，素以严格解释伊斯兰教法著称的马卡萨尔地区（Macassar）也有将教义法律化的尝试。这些尝试取得了一定效果，2002年，该地区当局下达禁酒令；2003年，其要求所有妇女，不论是否属于穆斯林，获得公共服务时必须穿戴面纱；2006年，省级当局将学习阿拉伯语写作列为必修。然后，新一届当局又弱化了这些改革，将这些义务转变为自选行为。马卡萨尔大学的校长、教授阿布·哈米德对此欢欣鼓舞。这也反映了印尼全国层面的主导趋势：停止将伊斯兰法引入地方层面，对于已经引入的则加以弱化。由此而来的大趋势是，2003年，引入教法立法的地方达到了高峰；2007年，这一数量又急剧跌落，是为2009年4月立法选举以来的新趋势。

　　2009年印尼大选更多地反映了这种新趋势，即世俗政党大量收获选票，而宗教政党得票则出现下降，一些宗教政党，如PKS，放弃了其伊斯兰教主张，转而努力展示其多元化形象，向非穆斯林开放；女权组织也表示非常乐观：“在经历恐怖主义，经济危机，流行病之后，我们可能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地充满活力，有一个茁壮成长的公民社会，潘卡西拉原则的捍卫者们或许有能力提供一个伊斯兰化以外的替代方案来满足年轻人的要求。”

　　2014年7月，时年53岁的雅加达特区首长佐科·维多多以53,15 %击败其竞争对手，一跃成为该国总统。在商界的支持下，佐科·维多多祭出一篮子社会改革计划，然而，在一系列挑战当中，除贫困问题外，最头疼的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2016年1月14日，印尼雅加达市中心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双方在购物中心旁的星巴克交火。 来源：法新社

　　然而，2016年1月14日上午，雅加达市中心发生数起爆炸和枪击事件，成为该国的又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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