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和衰退

　　2015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很多人对中国经济下行趋势表示担忧，有人甚至把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作对比。认为中国即将爆发金融危机。还有的人担忧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改革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那么，究竟会不会发生失业和经济衰退呢？

　　经济减速与人口老龄化与迁徙放缓有关

　　如果单纯从数据看，比GDP增速下行更难看的数据还有不少，如粗钢产量负增长，铁路货运量、外贸增速负增长，就连全年发电量都减少了。为何这些数据如此之差但经济增速却下降不多？答案就是经济早已在转型路上了。比如，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早就超过制造业。

　　经济转型的动力不仅来自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还来自于基础层面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性的变化。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但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至2015年共减少了1300万劳动年龄人口。

　　不仅如此，农业转移人口也开始减少，从2010年当年新增1200多万农民工，到如今零增长（从2014年三季度末至2015年同期），仅仅过了5年时间。人口老龄化会从生产和消费两端减慢经济增速。如劳动力减少导致用工成本上升，最终拖累投资和出口；中青年劳动力同时又是大类商品消费主力，其数量的减少会影响到轿车和住房消费。

　　但在另一方面，在传统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新型消费，如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养老保健等比重快速上升，也拉动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和生产。这说明，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比较顺利。

　　经济衰退和大失业都不可能

　　自2008年经济出现回落以来，经济下行已经持续8年，但为何没有出现失业问题？原因是新兴产业大多属于轻资产行业，而出现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大多属于重资产行业，即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等），前者投资规模小，员工需求大，后者则相反。所以，尽管这些年投资增速一直在回落，但就业市场总体还是需略大于供。当然，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连年减少也有关。

　　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时，中国的出口企业也深受其害，大量农民工失业。因此，当初提出“保八”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了保就业。当时GDP增速提升一个百分点，大概只能解决80万左右的人就业。如今，一个百分点可以解决160万以上人的就业，这就是经济转型的结果。

　　有人会拿中国的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说事，说这个数据不靠谱，低估了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升来证明中国失业率是很低的。更何况目前劳动人口数量已经连续四年减少，累计约1300多万人。且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意愿率也在下降。

　　2016年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不解决，稳增长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不少人担心改革动作过大会导致经济大滑坡，或者导致大量失业问题。

　　对于第一个担忧，要认识到中国有两大优势，一是潜在增长率优势，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需要和可以投资的地方还很多。

　　研究过去25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中国、印度、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发生过一次经济衰退，是否是因为潜在增长率因素尚不清楚。或许国内市场比较大，有腾挪空间。或许是市场开放度不够。

　　二是政府调配资源的优势，即中国政府拥有的资产规模是最大的，可以通过优化资产和增加负债来避免经济失速。不能单纯比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应该计算债务占政府的资产规模比重。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为何中国政府的信用那么高，各大商业银行都争先给国企贷款？为何美国的商业银行都比较保守，宁可破产也不愿给企业贷款呢？其实比较一下各个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规模，就不言自明了。中国政府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就有120多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森林、矿产和水资源等，那就更大了。

　　在过去25年中，美国有过两次经济整体性衰退，日本也有两次，欧洲一些国家就更多了。原因就是市场化程度过高，企业不听话，政府控制不了局面。

　　对中国而言，今年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去产能、去杠杆（属于减法和除法），还有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增加消费，属于加法和乘法）。

　　有理由相信，2016年政府部门将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来启动这些改革，这对于稳定投资和消费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第二个担忧，其实大可不必，与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中国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城镇国企就业人口只占15%左右，不会出现过去那种大批工人下岗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越担忧金融风险 风险爆发概率越低

　　尽管中国目前仍存在一些领域的高杠杆和泡沫化问题，但政府层面早在两年前就着手解决这类问题，如加强管理地方债，清理股市场外融资等。去年，刚性兑付现象也基本被打破，最近股市的下跌，也可看成是自去年中期开始，泡沫消退过程的延续。

　　此外，加强对金融监管模式的调整，整治各类以理财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行为等，都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

　　历史及各国经验表明，越是担忧金融风险的发生，爆发金融风险的概率就越低。2016年，尽管中国还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高房价与房地产库存过高并存的压力，但当下的中国与当初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的日本，或次贷危机发生时的美国比，还是显得更从容。如人民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都不高，外汇储备充裕，居民债务率较低，据估算，居民在房地产方面的按揭贷款余额，仅占住宅市值的11%左右。

　　中国目前唯一不可控的就是民营企业债务问题，因为债务链很复杂。此外，还包括一些搞庞氏骗局的理财机构。国企债务虽然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债务也不轻，但背后所拥有的资产还是足够大的，背后中央政府也是足够强大的，其调配资源的能力，是其他国家政府望洋兴叹的。

　　当然，2016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还比较大，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但在“旧中国”逐步走向衰落的同时，“新中国”也同时崛起，企业之间会有冰火两重天，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也存在收益的正负差，结构性机会与结构性风险并存。因此，经济大幅下行可能性不大。

　　不过，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如美国尽管出现多次经济危机，但危机之后，仍然能够轻装上阵。中国经济稳增长必须依靠高投资率和较高的投资增速来维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危机也未必是坏事，不发生危机也未必是好事。

　　（作者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