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中国“硅谷”的设想

　　顾文剑

　　多年以后，深圳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出诸如“华大基因”、“中兴”、“华为”牌时，才发现那篇曾引发网络热议的博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并没有预言成真。

　　相反，深圳不仅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GDP同比增长幅度为8.9%，还呈现出“经济高速增长、单位能耗不断下降、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态势。

　　受访人士认为，深圳的每次“危机”都伴随着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过程。所谓的“深圳创新”便孕育于此，它最近的梦想便是探索能否成为中国的“硅谷”。

　　来了就是深圳人

　　在这座南方城市的地铁车厢里，你不难发现多为年轻的面孔。他们手拿运动型饮料，戴着耳塞，海阔天空地高谈着他们的技术、融资和前景。

　　“30年前，深圳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战略官成明和说。有些场景正如自己在30年前从上海来到深圳创业。

　　在位于市民中心的市政府会议室里，刘靓每隔数周照例到访。会议参加人员由深圳市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和华大基因的相关负责人组成。

　　“每隔一段时间，市政府秘书长就会主动牵头召集我们开会，议题有关于企业发展的政策问题是否需要政府解决，这些政策包括了产业发展、人才引进和成果孵化等。”37岁的刘靓目前担任华大基因产业孵化和创业投资平台的负责人。

　　他认为，企业甚至有权力决定彼此开会的时间间隔，因为一旦问题需要政府层级马上来解决，企业会召集政府工作人员集体来商议，商议的结果会被呈报给主要负责官员。

　　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语速很快，语义言简意赅。

　　回国后，这名湖南汉子一度担任长三角某城市的高新技术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在处级干部的位置上下海，联合创办了对冲基金公司后来到了深圳。

　　由于是座新兴的移民城市，“来了就是深圳人”能说明城市的归属感。这在更早来深圳的探路人看来，深圳的城市气质与进取精神相互吻合。

　　1992年，周路明从中南民族大学调任到深圳市科技局，他说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才是自己在未来的兴趣点。他随后在深圳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主持工作，而在履历更新为深圳市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长之前，他还担任该市科协主席。

　　那时的深圳充斥着“一夜暴富”的神话，大量的社会资源集中在贸易、证券环节，以至于史玉柱说了句“深圳不适合搞科技”的气话，转而将他的巨人公司搬到了珠海。

　　但没多久，深圳的建设速度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又因为地缘上与香港亲近而被称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但张学友和曾志伟联袂主演的电影《72家租客》中出现的“华强北”，用足了对深圳当时山寨产业的嘲讽。

　　“特别与香港比，深圳的‘出身’并不好，但也成了寻求自身发展的动力。”深圳的一企业家说。

　　据新华社报道，深圳在2015年获得了5个“全国第一”，财政收入7240亿元，增长30.2％，增速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名第一；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05%，目前世界范围内只有以色列和韩国超过4%；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万元GDP能耗和水耗分别下降3%和6%，能耗水平全国最低；PM2.5年均浓度降至29.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1.3%，成为全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大城市。

　　于是，对于深圳在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的历程，全程参与政策制定和工作调研的周路明几乎如数家珍。他从那篇曾引发轩然大波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开始了讲述。

　　GDP和创新之争

　　2002年11月，时年28岁的呙中校以“我为伊狂”为网名，在网上贴出了1.8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时成为舆论中心。

　　随后，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与呙中校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充分交换了对深圳现状及前景的看法。舆论围绕着该议题的核心，即深圳的命运和前途。

　　然而，深圳的每一次产业危机都伴随着转型的过程。

　　“被抛弃论的提出”基于这样的背景，2000年以后，大量的跨国公司自带供应链进入中国，并以长三角等地居多，这引发了整个珠三角产业结构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深圳在GDP增速上的落后。”周路明说，苏州市在2003年的GDP增速超过了深圳，差距增加到了整整50亿元。

　　与此同时，深圳也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新鲜事，那就是第一批高科技公司，它们成了今天华为、中兴的前身。

　　究竟继续要GDP，还是面向高科技，在《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出现后不久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在GDP的全国比拼落伍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坚持了深圳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决心。

　　当时已调任至市科委工作的周路明回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最早由深圳所提出。被视为“深圳创新”样板的“华大基因”、“光启科技”等企业在深圳的崛起也被认为与此有关。

　　他认为，深圳的每次“危机”都伴随着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过程，所谓的“深圳创新”便孕育于此，它成了城市特质的重要部分。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是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又称“中国脑库”。一组该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深圳有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位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立在企业，90%以上的重点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此外，深圳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也异常活跃。2014年度，民企占深圳企业总数量的95%，创造了80%的就业、60%的GDP和50%的税收。

　　另一组数据则表明，深圳在2013年的全年土地出让金与公共财政收入的比值为0.25，不到北京、上海和广州的50%，是当年全国唯一没有进入前十的特大城市。

　　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对比两笔数据后认为，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深圳没有大国企的先天优势，但深圳的企业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产业的发展是市场发展的结果。

　　创新的试错空间

　　对于“企业是创新主体”的理解，成明和这样算了一笔账，遍布全球的1万名公司员工，其中的20%为研发人员，迈瑞年销售额的10%投入到了新产品的研发中。

　　目前，这家植根于深圳的创新型公司致力于世界高端医疗器械核心技术的研发以及中国超声诊断仪器、血液检测、生化检测系统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多部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超声系统就产自该公司。

　　“像迈瑞公司平均每款新式产品至少应用10项专利技术，新款产品的推陈率为7~12部，20%以上的产品应用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郭万达说，对于初创公司来讲，很难承受高昂的知识产权创新成本。

　　然而，创新并不简单到产品形态的更新，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虽然是桩“烧钱的买卖”，但在业态经营上或许趋向保守。

　　“对于健康医疗产品来说，创新往往不具有行业颠覆性，反而意味着来自医务人员最为保守的临床认可，而要想得到诸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国际性的产品营销认可，创新实际上是在面临世界性的竞争，要用自主创新打破国际垄断。”成明和说，公司的“创新账单”还包括了一项“稳定性成本”，由于迈瑞要基于产品的稳定性而延期投放市场，延期一年在研发上追加的投入可能高达数千万元。

　　“这并不意味着不创新，而是创新的另一种理解，即付出很多代价后的一种坚持，”成明和说，迈瑞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主要致力于挖掘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选择“小批量、多品种”的发展道路，并以此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目前，该公司大量核心机械部件为自行生产。

　　但让成明和当初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创业的原因，不仅仅是深圳可以找到出色的电子器件供应链，也不完全是地方政府对于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而是“深圳允许犯错”。

　　郭万达举了“三九集团”为例，这家知名的公司虽然已经被收购，但其医药业务仍在发展，公司培养的骨干人员仍活跃在医药、生物降解、环保化学等领域。

　　由于长期关注深圳市政府在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郭万达认为，只要负面清单上没有，试错的空间量就存在“巨大”的可能性。

　　华大基因试图将前沿的多组学科研成果应用于医学健康、农业育种、资源保存等领域。华大内部将这种孵化机制称为“光合作用”，刘靓目前就在负责培育类似的孵化器，他称作“蓝色彩虹”。

　　“没有试错空间，我们将很难成功孵化。”刘靓认为，只有动用淘汰机制才能决定成功率，因为我们的目标设定在食品、生态和农业等领域，将来能培育出2~3个千亿级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总裁孙东升则干脆将“宽容失败”归纳为深圳城市包容性的一部分。“宽容失败与深圳没有‘深漂’这一说法一样体现了深圳的包容性。”他说。

　　“深创投”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资产业链上，已经成功支持了深圳及国内其他各地600多家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有时候，被投资方讲述他们过去的失败经历，我反而觉得真实。”孙东升说。

　　香港年轻人“拎包创业”

　　在深圳创新的动力上，受访者不约而同地将一部分原因归纳为“人口红利”：城市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这成了城市创新的最大动力。

　　而在另一方面，深圳在创业的“试错空间”正给年轻人带来创业的梦想。在位于深圳湾的“前海-松山湖”的地带曾经走出了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也聚集了数百个国家和省市级实验室。由于地貌与硅谷类似，它还被寄予着未来“中国硅谷”的期许。

　　在这里，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以提供免费办公场地等方式为创新型企业提供项目孵化平台。凡在工作日，李先生每天都会来往香港和深圳前海。今年23岁的他告诉记者，来深圳前海和香港两地的交通圈时程半小时。李先生认为，但这里方便到“拎包创业”，而且容易找得到为微型企业服务的金融工具。

　　梦工场事业部经理章颖说，该创新中心提供着低廉的公益性租金，从而吸引着52家港澳籍年轻人在此创业，几乎占到创业团队的50%。数据显示，入驻团队有两家的年营业收入超过了千万，获得第三方投资的团队则超过60家，14.8%的项目正处于种子轮融资阶段，有一家拿到了上亿元融资。

　　“创客”的中文词最先从深圳发源，并成为万众创新的代名词。“虽然创客的成功率并不高，但还要鼓励尝试。”章颖说，谁知道这儿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大疆”？

　　深圳前海创新研究院则对该园区提供“智力支持”。院长陈坤耀担任香港和内地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由于业务量增大，他不得不将每月一次的行程安排增加至每周两次。其研究课题之一，便是如何结合两地的优势进行创新。“特别是与年轻一代在观念上的交流。”他说，思想上的火花或将成为创新的源泉之一。

　　深圳+香港=硅谷？

　　包括陈坤耀在内的多名受访人士提出了“香港”+“深圳”=“硅谷”的设想，而它的好处在于：城市地理半径接近硅谷、香港世界一流的高校资源和深圳创新的产业生态可以相互结合、香港在传统贸易的资源和国际口岸的优势，以及作为亚太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可以融入深圳和内地巨大的市场需求等等。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毕亚雷认为，深圳在硬件产业方面的产业优势加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进化、从OEM到ODM进化，这种氛围几乎可与硅谷媲美。

　　陈坤耀认为，“相比较内地，香港的市场规模较小，年轻人创业机会也不大，”陈坤耀说，香港的R&D经费比为0.7%，这意味着特区政府不会过多支持创新型企业，香港主要的科研力量也集中在高校，因此基础研究的孵化过程较长，无法立即孵化商业化的成果。但香港的创意资源结合前海的项目孵化力度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而在此之前，必须允许思想上在一个空间里碰出“火花”。

　　刘靓另一项工作便是搭建深港两地的同校毕业生“朋友圈”。“深圳大概数十个，但香港有数百位。”刘靓隐约感觉到彼此的差距，以及互相联动的需要。2015年，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创建了第一个本土之外的创新中心，刘靓等校友们正在积极探索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互动，从而让世界级创新创业能够在深圳更好地落地。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立或许是两地合作的最新成果之一。

　　运营3年来，这家深港合作的医院通过用“董事会监管下的院长负责制、决策监督与运营管理三权分立”代替行政功能、‘2~3倍高的年薪体现医生尊严”、“内审体系监管医疗器械的漏洞”、“慎用抗生素治疗”等方法体现“先进医疗体制”的作用，又要在“内地医保接纳”、“医疗保险理赔”等方面适应当地的水土，在兼顾“医生的就诊压力”、“保证病人就诊和心理疏导时间”的同时，解决“病患家属急于探望和ICU管理制度冲突”等矛盾。

　　该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光在医院的药品使用比例为其他同类医院的60%~70%左右，病人的住院费用也低于同行。

　　另外一些深圳人的目光显然距离投递得更远。

　　周路明等人筹划的“国际新技术社会实验室”凭借深圳在市场端和应用端的优势，吸引国外基础研发工作向深圳的技术转移。如在无人驾驶汽车的伦理和规章设计上，深圳可以提供足够的人居实验空间，来探索这一技术的未来应用前景。这项探索的背后，隐藏着深圳在“源头创新”上的“短板”：缺少斯坦福大学那样的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