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小贩中心”是怎么成为一“景”的

如今的小贩中心已成为新加坡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景”。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一　整理

　　对很多人来说，出国旅游，大抵有两个心愿：一是能尝到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二是花费能够尽可能做到物有所值。新加坡的“小贩中心”，不但让这两个愿望尽数实现，其中透露出来的城市管理经验也可供我们参考。

　　如今的小贩中心已成为新加坡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景”，体现着一种城市的秩序，甚至被列为“每一个人有生之年必须到访的一千个地方之一”。

　　也曾有随意摆摊之扰

　　早在建国初期，新加坡也面对着小商小贩随意摆摊所带来的困扰。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食物，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是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了贫民窟。”

　　这其实是殖民地时期，因殖民当局对街头小贩长期采取“双不政策”，即不合法、不取缔，而造成的后果。这种近乎于放任自流的政策，也给新加坡带来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私会党强收保护费。

　　他们通常划定地盘，强迫小贩缴纳保护费，否则就闹事、砸摊位，让你做不成生意。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黑社会团体的重要收入，也成为各帮派时常火拼、抢地盘的一个重要诱因。

　　可是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政府，并不认为上述问题可以单靠强化执法来根除。李光耀坦率表示，“（这要等到）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

　　对街头小贩进行登记

　　1968年，新加坡政府开始行动——对街头小贩进行登记。为了让小贩“固定”下来，政府也开展小贩迁徙计划。通过建屋局和市区重建局等机构建设水电设施完善、通风又卫生的小贩中心，并以非常优惠的价钱分租摊位给街头小贩，吸引他们入驻。

　　政府提供的相关优惠配套一直持续到1990年。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上世纪80年代，所有小贩都获得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奔驰轿车，雇佣侍应生。”

　　在所有小贩得到安置后，新加坡又开始实施摊位顶让制，允许那些第一代以政府津贴方式获得摊位的小贩转让承租权，新接手的承租者须以市场价付租金给政府。这样使小贩对自己的摊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甚至能够在退出经营时获得一笔收入。而政府也会定期把空置的摊位开放给公众投标。对经营小贩生意有兴趣的国民，可以用市场价获得小贩中心的摊位。

　　不过，整齐划一的集中式管理，后来也导致一些传统街市的冷落。例如，曾被誉为新加坡唐人街的牛车水一带，在新加坡人眼里就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甚至让一两代国民感叹集体记忆与传统的消失。为此，新加坡政府后来采取应对措施，在牛车水等地设置有固定街头摊位的美食街，并允许基层组织和工商联合会等主办夜市或年货市场，设法让一些商贩在有序的管理下重返街头。

　　保证小贩持牌设摊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的街头摊贩都必须持牌设摊的国家，除了对经营食品类的小贩集中引入小贩中心经营外，还颁发流动小贩牌照，分为工匠、报纸、冰冻甜点、流动车以及其他类别共五种。新加坡政府对流动摊贩实行有序、有限制的开放政策，限制流动摊贩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经营，并且要符合一定的卫生健康标准。把市区划分为“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疏导区域”几类，分别采取严管、控制和规范等管理策略，根据路段管理标准来控制流动摊贩。

　　新加坡有较完善的法规体系，仅城市管理方面的立法达400多种，使每项工作都有法可依。其中针对小贩中心监管的法律就有环境水源部制定的《公共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条例》，由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负责执行，并且制定了《公共卫生条例》，创新了“犯规记分制”管理办法，为每个商贩都发放了《食品卫生手册》。

　　在接受管理、享有权利与义务的同时，很多流动商贩也很注重维护自我权益。

　　新加坡的小商贩通常都加入了相应的协会，受到行业协会保护。经营熟食店的张颖英就加入了市小食品销售者行业协会，每周向协会缴纳10新币（约为人民币46元）的会费，她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她说：“钱交得不多，而且心里很踏实，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行会就会出面交涉，比她自己解决简单得多。”

　　在新加坡，工会和行会的势力很大，是保护劳动者的重要力量。通常，工会成员向工会或行业协会反映问题，这两个组织再将问题反映给政府部门。这样就形成了民间和官方之间畅通的交流方式。张颖英说，小贩中心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小贩中心都有各类商贩的头儿，他们对同行业商贩进行管理，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或矛盾。他们将市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行会反映，并能得到解决和帮助。

　　小贩中心进入城市规划

　　小贩中心在城市中的选址也很有讲究，一般建于组屋（公营房屋）或交通交汇处附近，随着社区商业模式的发展，为居民提供生活配套服务的社区商业中心“邻里中心”逐渐兴起，政府也将小贩中心作为新镇邻里中心的组成部分，在市区则以中期用途或地块再开发设计要求之一的形式存在。就这样，小贩中心和邻里商业步行街、社区小广场一起构成了重要的社交空间。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经验历来被世界各国称道，其城市的概念性发展规划为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也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新加坡的商业网点发展规划共分5级，除中央商务区外，根据与市中心的距离分别规划了区域中心、小型中心、边缘中心，及分布在各住宅区内的邻里中心。各级商业中心都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对网点的选址、布局规模具体到卖何类商品，均有细致规定。

　　新加坡将小贩中心作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还像医院、学校等一样纳入政府的规划，统一布局与选址，平均5.6平方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小贩中心，服务半径在1.3公里左右。

　　新加坡推行的新模式邻里中心与组屋的比例、内部的必备功能、商店组合、商品档次都有周密规划。目前，基本上是为1000—1200套住户配套建设邻区商店，为6000—8000套住户配套建设一个邻里中心。其主要商店组合为：普通日常商品商店、诊疗所、餐馆和小贩中心。典型的邻里中心包含：35家商店，2家饭店，1个超级市场，1个菜市场，1-2台自动提款机。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认为：“每个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特色，尊重不同城市身份的规划才是合理的规划。”新加坡也坚持做到了这点，始终立足国情，“以建设花园城市”为理念，着力打造“卓越的居住、工作与休闲城市”。

　　正如李光耀所描述的，小贩中心慢慢发展成为新加坡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旅游局和电视等媒体把小贩中心推介给全世界，后来得到各地不少旅游作家的推崇。多次社会调查显示，经济实惠而又有多元多样选择的小贩食品，已形成了新加坡人独有的“出外用餐”文化。

　　千万不要认为小贩中心只是平民百姓吃饭的地方。在新加坡，上到国家总理、政要富豪，下至普通百姓，都有可能是小贩中心的常客。如今，小贩中心已成为新加坡人寻常的生活方式，让很多人的一日三餐不再依赖家里的厨房，做饭差不多也成了纯粹的居家生活乐趣。人们在小贩中心吃饭、喝茶、看报、闲聊，有的人就是叫杯咖啡，吹着风，看人来人往，看小鸟啄食；或是约上一两个朋友，叫杯咖啡，消磨午后时光。

　　（综合自　《国际先驱导报》、环球网、《大连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