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公”预算再降：扎紧的不仅是“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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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薇

　　上海“三公”经费预算，今年又要降了。

　　刚刚闭幕的上海“两会”上，从市财政局提交的今年预算报告草案中可以看出，本市将进一步严格“三公”经费预算。经统计汇总，2016年市本级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共合计7.48亿元，比2015年预算数下降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7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4.36亿元，公务接待费1.42亿元。

　　压缩三公经费，是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的必然选择。放眼中央和地方，扎紧公家“钱袋子”，成为大势所趋。公家“钱袋子”数字上的减少，是对机关改进作风、提质增效的最好标注。

　　“做官要吃喝，越来越难了”，“以前当官频频消费，如今为官需勒紧裤腰带”……对各级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来说，“钱袋子”扎紧，他们的工作作风悄然发生变化。

　　少了“花哨”，多了务实

　　某区一街道办公室主任小贾静静坐在办公桌前，思考着新年的工作安排。“放在3年前，年底前后正是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各种接待活动应接不暇，有时都不能静下心来思考。”他笑着说。

　　小贾所在的街道有一片观光风景区，他细细数来：以往每年，街道要接待200多批次党政、事业单位考察团，“常常是刚送走这批，下批又来；为了尽地主之谊，除了请客招待，还要准备一些本地土特产，给他们捎回去”。

　　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后，再加上“三公”经费逐年下降，小贾感觉，工作更简单明了。“领导干部减少了迎来送往，公务接待花的时间和精力，一下子全省了。”比如，以前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要给他们精心配餐，有时还要设计一些参观和休闲活动。“现在除了一些友好地区和对口支援地区代表团过来，我们一般都不安排特别接待。哪怕是市、区领导来考察，都是简单的工作餐。”

　　不少机关干部坦言：节假日减少了应酬，更多时间留给了自己和家人。“吃喝多了，‘喂’成了脂肪肝；现在平时和周末都会运动。”某区级机关副主任科员小张感觉，这几年，大家对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的意识越来越强了，“不光是官场的生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化了，更积极健康。”

　　在松江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胡世武看来，“三公”经费的管理越来越规范，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头上，始终有道“紧箍咒”，说明特权在受到限制，灰色空间越来越小。

　　松江区纪委去年制作了一本《贪腐警示录》漫画集，收集了一些违反“八项规定”和比较突出的“四风”问题案例，用身边人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前不久，我们将图说贪腐的形式又延伸了一步，形成了漫画版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胡世武介绍，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被配上漫画图册，教育效果更好了，“对领导干部来说，两份清单也会时时提醒他们，哪些是分内事，哪些是不该触碰的‘雷区’。”

　　厉行节约重在细节

　　近年来，“三公”经费预算缩水的同时，一系列制度化约束正在形成。不仅是吃喝住行严把关，限房、限车、限办公面积等，各项限令不断推出。

　　对领导干部来说，公家“钱袋子”不再是“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而是“不该花的钱，一点都不能花”。厉行节约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

　　比如，针对开会场所，从2014年起实施《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方法》明确会议分类审批。上海出台的相关管理办法中，更有详细规定，包括“优先选择单位内部会议室、礼堂”，“各市级机关不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以往临近年关，不少机关工作人员的日程表上，各式年终总结会议总是“大排长龙”。与3年前相比，如今的总结会清静了不少。一名街镇相关科室负责人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八项规定”执行前，最忙碌时，一周要做上好几条会议横幅，在会议室里爬上爬下更换横幅的场面历历在目。如今会议安排，从场地到布置，一切从简，“会议室的鲜花、水果盘等，我们能省的都省了。”他说，去年，街镇会议支出这项费用花费大幅减少。大部分会议都在辖区内就地举行，若参与人数多，场地无法一次性容纳，就分成两批开会。

　　记者在走访时还发现，一些区县、街镇在财政开支的最前端加装了一道“防线”，规范资金使用报销流程审批，对基层单位财政开支实行严格监管。在松江区石湖荡镇，镇会计服务所专设2-3名专职审核人员，对全镇各部门、单位因经济业务发生的原始凭证进行审核。这意味着，各单位若要有项目需报销，需准备好合规、完善的材料，通过专员审核，最终经入账会计审核，使得资金报销更规范了。

　　看“账本”

　　不搞“一刀切”

　　这几年，上海“三公”经费逐年下降，2015年比2014年预算数下降14.6%，今年将在此基础上继续下降6%。各部门和单位每年要“晒账本”，一些党政机关干部坦言，“公布的数字不能横向比较，‘三公’　经费继续削减，最好不要一刀切。”

　　如果简单看数字，去年各部门公布的预算存在很大差距。比如，最少的是市政府参事室53.4万元，最多的是市地税局2785.8万元，但其实两个部门的人员规模、功能定位等都有较大差别。市政府参事室仅1个单位，而市地税局实行垂直管理，共有30个预算单位。

　　对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一项，因部门性质不同，差异较大。比如，有的部门有执法车辆，这项费用就会比较高。各部门公布的预算说明，内容几乎一样：“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有代表委员建议，包括车辆数、车辆种类等都应更细化说明，并且更细化车辆运行费用标准，区分通勤车辆、执法车辆等，让“三公”经费预算公开这一好事，办得更好。

　　也有基层机关干部建议，公车用车运行费这一项，因根据各区县、街镇等机关和单位工作特点、距离远近加以区分，不要“一刀切”。“很多郊区盘子较大，下基层考察等，距离相对较远。有时上高速，还有过路过桥费等花销。”一名机关干部坦言，因为一些费用所限，有的干部下基层次数减少，宁可坐在办公室，也不下去，反而不利于工作开展。

　　做好“减法”和“加法”

　　公家“钱袋子”越扎越紧，常能听到一种声音：“当官越来越难了。”社科专家认为，对一些干部来说，思想误区仍然存在。如果想凭公职身份另有所图，道道禁令和限令自然碍事；　如果想本分做事、清白为官，严格照章办事，其实应该更简单，更神清气爽。

　　全国人大代表王战曾在前年上海“两会”建议，推动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三公’经费和津补贴主要做减法，工资和奖金部分可做加法。”

　　也有专家建议，可实行“三公”经费改革与公务员工资联动增长的“新激励方案”。如，把公务中所发生的费用货币化，将“三公”经费预算落实到个人，把公款消费变为私款消费，通过“节约奖”形式，鼓励个人节省公款开支。在公款消费和公费旅游方面，超过预算的部分由公务员自行承担；而不足预算的部分则以一定比例作为“节约奖”在次年直接返还公务员本人。在公车消费方面，分别按照自驾、自己开公务车，以及既配公车又配司机等不同情形加以区分，鼓励公车带头使用新能源车等。

　　一些国家在公务员退休时，会给予在职期间未曾犯过错误的公务员一定的退休奖励，如日本公务员退休时可根据表现，得到一次性退休补贴。也有业内人士建议，不妨实行能有效防腐的“新廉洁年金方案”，可借鉴国外公务员退休制度中的奖励措施，在公务员退休时，对于连续或累计工作一定年限且经考核业绩廉政的公务员进行一次性专项奖励，退休后方可领取，形成对公务员的正向激励，确保公务员工资水平与社会进步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