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抢救恭王府：6套房子才请走老干部(图)

　　“三国四方”

　　建国后，恭王府与北京城内其他王府巨宅一起，悉数被收归国有，逐渐被多家单位所“瓜分”。

　　王府南边的府邸，被北京市文化局所属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文化部所属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和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占用；北边的花园，则为公安部、天主教爱国会和北京风机厂所占用。

　　1955年，公安部聘请苏联专家前来协助工作，因为保密，不便安排他们住宾馆。经过报批，北京市将恭王府后花园里的空房全部划归公安部使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陆续搬走，住房紧张的公安部陆续安排徐子荣、陈龙、汪金祥、梁国斌等副部长和一些局级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等数十人搬进了恭王府后花园。

　　当时，迁入的人员大多只知园子前身是王府，但并不知道是恭王府，也不清楚其历史，更无文物保护意识。各单位为办公和生活便利，或拆房，或建楼，保存下来的建筑也因年久失修残破不堪。

　　1962年被认为是曹雪芹的两百周年诞辰，彼时红学界掀起了短暂的考证热潮，有红学家指恭王府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此说法引起了学界甚至高层领导的关注，周恩来、康生、李先念、陈毅、李富春、杨尚昆、郭沫若等先后到恭王府花园参观考察。此后，“大观园”便成了恭王府后花园的俗称。周恩来乘机批示，拨专款重修恭王府花园，并指示：“一切照原样修复。”郭沫若还向中央打报告，建议在恭王府建立曹雪芹纪念馆。

　　“文革”开始后，建纪念馆一事不了了之，府内维护一度暂停，并挤进来更多的住户。好在大观园之说已深入人心，使恭王府成为“文革”后保存较好的少数王府之一。与恭王府只有一条夹道之隔的阿拉善王罗卜藏多尔济府（俗称罗王府），则彻底沦为了大杂院。

　　1975年，谷牧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1950年代调中央任国家建委副主任，逐渐成为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深受其信任。病重的周恩来向谷牧托付了三项文化建设工作：建立北京图书馆新址、重整琉璃厂老街，以及修复恭王府。

　　“总理告诉谷牧，让他支持文化事业。谷牧虽然不管文化，但总理说他是管钱的，建设工作离不开他。” 96岁的仲秋元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仲秋元“文革”前长期在文化部计财司工作，1979年从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任上调回文化部任办公厅主任，80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参与了这几项文化建设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谷牧开始正式进行这几项工作的筹备，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李先念等领导的支持。1980年初，他组织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建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强调了修复恭王府的重要性。

　　当时文化部还处在“文革”后的整顿中，但谷牧还是把这几项工作交给了文化部。据仲秋元回忆，谷牧与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以前在外事工作上曾有一些接触，对他比较了解。

　　用当时的话说，恭王府项目是“三国四方”（此说来源于1970年4月在中国召开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国”是北京市、公安部、文化部，多出来的“一方”则是谷牧，代表国务院主持大局。

　　文化部在部委中的排名靠后，在几家联合的项目中的话语权难免受到影响。比如在琉璃厂改建项目中，文化部后来就成了一个“名义甲方”——立了项目，但不管工程，具体事务由北京市负责。因涉及单位众多，屡屡发生扯皮，工程甚至在1980年11月因筹建机构不健全、资金不到位而停工。

　　恭王府面临着比琉璃厂改建更大的难题。

　　“谁的孩子谁抱走”

　　经过十年动乱，恭王府已成为被8家单位割据、数百住户聚居的大杂院。

　　修复恭王府，首要任务是搬迁。工程面临着怎么搬、谁拿钱来搬的问题。

　　“北京的王府很多，但没有哪个比恭王府更大。”仲秋元忆起30多年前抢救恭王府一事依然历历在目，“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保留下来没有破坏，很难得。但里面住的人杂得不得了。要恢复原貌，要搬走很多人！”

　　当时占据恭王府的，主要有文化部所辖的中国音乐学院（1964年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基础上成立，并划归文化部）及其附中、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和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70年代合并，1978年改为该名），公安部的宿舍，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简称国管局）的幼儿园，以及北京市所属的北京风机厂。

　　文化部自己的单位搬迁，比较好解决。国管局则属于“讲不通动都动不了、但讲通了就很容易”那种，因为这个项目是副总理谷牧亲自主持的，国管局很快同意将幼儿园搬走。但面对其他强势的单位，文化部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谷牧出来协调。

　　谷牧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召开联席会议，但是恭王府的腾退搬迁工作进展依然十分缓慢。

　　1980年7月19日，谷牧前往恭王府视察。在后花园检查原王府大戏楼的保护情况时，以温和闻名的谷牧难得地撂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出去。”他指示陪同视察的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沈勃，立刻安排占据戏楼的北京风机厂搬迁，同时要求在场的几个相关部委的领导，在8月份拿出搬迁方案。

　　文化部的搬迁方案很快在7月24日送到了谷牧处：申请1500万元和5万平方米基建用地，修建中国音乐学院和文学艺术研究院新址。

　　虽然“文革”后百废待兴，财政困难，谷牧还是专门找到主管财政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文化部的搬迁特批了一笔钱。

　　在谷牧的协调下，北京市在劲松给公安部拨了一块地，用来盖宿舍楼。

　　1981年9月，谷牧召开恭王府搬迁会议，搬迁工作终于启动。

　　会后，文化部开始前期准备工作。仲秋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工程艰难，文化部又“弱势”，部里谁都不愿意去，连牵头起草《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文物局都没有兴趣。最后，任务落到了时任文化部总务司副司长韩澎的头上。

　　1981年11月，总务司所属的文化部修建队派卢明胜、张跃东、韩扬等人进入恭王府调研。

　　文化部修建队于1978年成立，主要负责修建平房、板房、车库等小工程任务。修建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分为木工、土建、油漆等几个专业组，还有财务、采购、仓库等行政和后勤部门。

　　“韩澎就告诉我们，恭王府要修了，你们去琢磨琢磨，没有期限。”当时的修建队副队长卢明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82年春节前后，修建队向文化部提交了恭王府调研报告，提出了后花园24景的修复方案。

　　2月13日，在修复恭王府、改建琉璃厂的汇报会上，谷牧为恭王府搬迁定下了基调：谁的孩子谁抱走。

　　3月，文化部提交《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了“接一间、管一间、修一间”的修复方案，并建议成立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

　　不久，谷牧再次在恭王府召开几个部门的联席会议。主管计财、基建的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公安部副部长习国光等均出席了会议。

　　仲秋元回忆，这期间，谷牧再次视察了恭王府，并明确了修复工程的领导问题。“谷牧说我做主了，修复工作还是归文化部，北京市就不要插手了。”

　　会上，谷牧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文化部为主，由文化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国管局、宗教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组成的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先花园、后府邸，边搬迁、边修复、边开放的修复原则。

　　不可能的任务

　　1982年4月，文化部修建队匆匆入驻恭王府。

　　仲秋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恭王府修复工作没有人管，就靠这支维修队。日后，维修队的成员大都成为了文化部的工作骨干。

　　第一批进驻的修建队成员、现恭王府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壮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修建队进驻恭王府时，府邸里住了200余户，花园中心区域住了60户，周边40多户。彼此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

　　府邸部分，中国音乐学院因办学需要，拆除了部分原有附属用房，增建了钢筋混凝土的办公建筑群；花园部分，游廊已塌，园池被填做幼儿园的操场，东边的工厂拆了7间房，建了一座两层的厂房，有的住户还搭建了厨房、锅炉房、储藏室等临时建筑。

　　原王府的古建已濒临支离破碎的边缘。

　　修建队对修复工程的前景都比较悲观。且不提府邸部分驻着一个大学和一个研究机构，单是花园的搬迁就已遥遥无期。

　　尽管有谷牧下的死命令，北京风机厂也要在新的厂房建成后才能搬走。虽然公安部新建了宿舍，但许多离休干部也不愿意搬走。让卢明胜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干部是用了至少6套房子才将他请走的。更不用说天主教爱国会。爱国会写信给赵朴初，他呈递给邓小平，邓小平做了批示，爱国会就不搬了。

　　经费也是一大问题。张壮回忆，花园的修缮工程一直没有拿到专项经费，年年他都得跟着队长到部里计财司“要钱”。听会计说，国家没有专门拨款，经费都是从文化部财务处管理的事业经费里挤出来的。

　　修建队从文化部搬来桌椅板凳柜子办公，一来就给这些固定资产做了编号，以便将来搬走时方便清点。“我们在文化部的地儿一直没交。”张壮说，“我们都留着后路。”

　　推动修复工作的，是修建队队长吴其珍。

　　吴其珍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当时已年过五旬，但“艰苦创业”的作风连当时年仅17岁的张壮都有些吃不消。刚刚进入修建队不到一年的张壮，对这位老前辈又敬又畏。

　　张壮说，吴其珍的“办公时间”和“工作时间”是分开的。他一天在现场工作10个小时，和工人一起搭架子、扛沙包。只有现场工作结束后，才回办公室。

　　“他每天早上5点半到办公室安排工作，一直到晚上8点下班回家，但很多时候都会工作到10点、11点。给我们也熬得够呛。”张壮回忆。

　　禁止穿“奇装异服”

　　修建队进入恭王府后花园时，是以维护花园环境、服务花园住户为名的。

　　当时，园里住户各自独立，用墙隔出一片片小天地。公共区域无人问津，一片破败，杂草丛生，甚至有各种小动物出没，如同荒野。修建队便从除草剪枝、打扫卫生开始入手。吴其珍禁止手下穿喇叭裤等“奇装异服”，一律理平头，希望给住户留个好印象。

　　但住户的抵触情绪依然强烈。他们联合起来，各有分工，有记录的，有照相的，为的是收集修建队破坏文物的“罪证”。修建队员态度和气，除了修整环境，对各家各户有求必应，忙前忙后，与大部分住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修建队还遇到过不仅不愿搬，还趁机占房的。张壮记得，有腾空的房屋，其他住户就会来转悠，甚至直接把物品搬进去占房。

　　各单位的腾退工作进展缓慢。为此，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大会小会开了几十次，谷牧也多次来视察，还下了“限时限刻”搬出的命令。

　　首先从花园搬走的是文学艺术研究院下属的红楼梦研究所和国管局幼儿园。1984年，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强势要求下，北京风机厂也于限定日期内搬迁完毕。

　　为了迁走恭王府的住户，公安部下了很大力气统建宿舍，还成立了公安部大观园宿舍拆迁办。拆迁办的每月例会，张壮都作为文化部代表列席。对于不愿意住统建宿舍的老干部，公安部想办法给他们安排了四合院住宅。

　　住在花园中心的一位公安部老干部是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英雄，脾气暴躁，被当时院里的住户和工作人员称为“老天爷”。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找到卢明胜为他说情，请他“就不要动花园这块地方了”，卢明胜当然无权同意。最后还是谷牧把老红军叫到国务院谈话，才得以解决。

　　1986年，公安部宿舍的住户搬出。至此，恭王府后花园的腾退工作暂告一个段落（花园四周还有住户，因为没有影响到花园格局，当时没有立刻迁出）。

　　恭王府修复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文化部恭王府修复管理处，修建队的编制也从部里正式转到了修复管理处。

　　同年，后花园第一期修复工程结束。

　　搬出花园，又进府邸

　　1986年5月18日，谷牧再次就搬迁问题召集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等部门的联席会议。这次，是文化部让谷牧发了火。

　　恭王府中有文化部的两大单位：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研究院1982年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管局与北京风机厂搬出后，文化部就成了恭王府里最大的占房户。

　　文化单位的房子历来紧张。艺研院位于恭王府的府邸，包括“99间半”在内的西路和东路是其办公区域和研究生部，曲里拐弯的耳房偏房都被之前的毕业生占据了。艺研院82级一位研究生回忆，她1985年新婚没有地方住，就和丈夫在“99间半”里找了一间空办公室，作为新房。

　　艺研院所属的红楼梦研究所原在花园里办公，府邸里的艺研院尚未整体动迁，先搬出来的红楼梦研究所无处可去，索性搬出花园，又进府邸。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谷牧首先督促了公安部的搬迁问题，又批评了文化部的腾退工作：“文化部再怎么困难也不能搬进去！公安部搬出来，你们搬进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文化部副部长宋木文当场表示：“谁再搬进去，谷牧同志拿我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