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照顾在北京治病的李亚恒,父亲李小强和母亲张满清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说起社会的援手,母亲流泪了。
被重新接上的小手指,记录着李亚辉惨烈的离家出走的这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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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骨髓移植手术的李亚恒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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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不是一张全家福,但李亚辉仍满心欢喜,因为弟弟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 |
记者朱长振文李康摄影
核心提示|弟弟打小体弱多病,后被查出患白血病,哥哥辍学外出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治病。哥哥结婚成家,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弟弟病情恶化,急需找到哥哥回家配型做骨髓移植保命。离家出走半年多的哥哥通过央视“等着我”栏目得知消息,火速赶回家中,等弟弟做完骨髓移植,哥哥再次外出打工,大河报记者今年陪其回家过年,他的这个虽不团圆的春节却别有一番温暖在心头。感谢“支付宝红包”对此次“陪民工回家过年”系列报道的鼎力支持
为了给弟弟治病,啥挣钱干啥
伴随着春节临近的脚步,在南阳郊区一处工地上打工的李亚辉越来越想家了:“我是今年7月份来的这个工地,只知道离市区不远,但从没出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工地叫啥名字,只知道是中铁十五局在这儿建高铁的项目,这个工地上的民工大多是我们鹤壁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把吊机吊起来的140吨重的桥墩安装上去,用铁丝拧,要快,还要有眼色,吊机一放下,用铁丝捆牢之后,赶紧得把8个大螺丝拧上,稍有闪失就会出大事,因为这是大桥的底座。”说起自己这几个月来打工的经历,李亚辉如数家珍。而今年的这个年,对于这个家住鹤壁大山深处的23岁青年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去年过年的时候,他还处于“失踪”状态。
由于在这个工地上打工的工友是李亚辉邻村的老乡,包工头用面包车将他们一行十几人送至南阳长途汽车站,买好车票,每人85元,直接到郑州。
李亚辉,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寺湾村3组的村民,因为家庭贫困,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初中,14岁的他便跟着父亲李小强四处打工,鹤壁、郑州、南阳,“哪儿有活就去哪儿,啥挣钱就干啥”,李亚辉伸出自己一双粗糙的大手一边向记者展示一边说。
李亚辉的弟弟李亚恒,比他小3岁,打小兄弟俩就感情深,有啥好吃的好用的,李亚辉总会让给弟弟。
“他身体弱,上小学时就经常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能把衣服床单都染得通红,后来确诊是贫血,需要补,刚开始在镇上治,后来在市里治,再后来去郑州治,但效果都不明显,前些年我们家实在没钱了,就让他吃民间老中医给开的草药,仍然治不好,愁死个人啊。”大巴车一路高速,坐在车厢最后面的李亚辉眼望窗外说。
央视“等着你”牵线,李亚辉归家
结婚前,李亚辉把打工所挣的钱全都交给父母给弟弟治病。2014年,李亚辉与邻村一姑娘结婚了。由于家庭贫困,李亚辉一直欠着岳父家的两万元彩礼钱:“我们这儿都兴这,我岳母去世早,是岳父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长大的,也确实不容易,两万元彩礼钱也确实不多,我也想早点给他,但我实在是拿不出这钱嘛,弟弟的病总也不见好,他需要用钱保命啊”,说起弟弟的病,李亚辉的眼里闪着泪花。
一年之后,李亚辉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仍然沿袭着此前“挣多少钱都交给父母的习惯”,所欠岳父家的彩礼钱却迟迟归还不了,夫妻之间为此争吵不断。
2015年的5月份,夫妻俩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脾气倔强的李亚辉一气之下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拇指一刀剁下,慌作一团的家人急忙将李亚辉送到医院救治,指头虽然接上了,但一直弯着,伸不直。还没正式出院,感觉无法回家面对家人及邻居的李亚辉趁人不备,偷偷离家出走了。
初中没上几天就一直在家养病的李亚恒病情开始恶化,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最好是亲弟兄,这样排斥会小一点”,可哥哥李亚辉已离家几个月了,杳无音讯。没办法,李亚恒的父母想到了求助媒体,他们拨通了央视“等着你”栏目编导的电话。很快,李亚恒身患白血病急需找寻失踪哥哥的电视节目在央视播出了。
“你当时在哪里?怎么看到这期节目的?”大巴车到郑州后,包工头又包了一辆大巴车把李亚辉他们一群民工往鹤壁送,趁等车的间隙,记者问李亚辉。
“我从医院出来后身上没带一分钱,只得扒了一辆货车先到平顶山,在那里,我跟着一个经常赶会的人学手艺,卖货、烤羊肉串,啥都干,哪儿有会就去哪……到处跑,老板只管我吃住,没给一分钱,就这样胡混了几个月,其实我当初出来是想混出个人样,能挣些钱回家赶紧给弟弟治病的,没想到钱没挣到却让家里人一直为我担心,我出来时手机、身份证啥都没带,家里人都没有手机,谁也联系不上。有一天,老板去派出所给我办暂住证时正好看到了电视上在寻找我的节目,他赶紧回来给了我300元钱,让我速速回家,说弟弟病重,急需我回去配型,我一听就急了,啥都没有我兄弟的命重要啊,我恨不得长翅膀飞回去”,说到这里,李亚辉的眼圈开始发红。
喊一声“奶奶”,李亚辉回家了
大巴车在鹤壁老城一个公园的南门停下,李亚辉急匆匆背着鱼皮袋往家中赶。冬天的山村到处冰天雪地,急着赶路的李亚辉有好几次差点摔倒:“村里不比城市,没有下水道,家家户户都把水往路上排,一上冻就结冰。”李亚辉抱怨着。
这是一个与城市毗邻的村庄,村前一条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断,李亚辉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口人,因为大多数村民都搬到城里去住了,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贫困户,交通不便,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危房林立,记者眼中的寺湾村满目萧条。
“奶奶,我回来了”,李亚辉一进院门,便高声朝在院中忙碌的奶奶喊。听到喊声,81岁的奶奶唐秀敏颤巍巍走出院落,拉住了大孙子的手:“还没吃饭吧?奶给你做饭去。”
“亚辉的爷爷去世早,我30多岁就熬寡,当时我们家刚建好了这三间石墙瓦房,还没来得及粉刷,他就得病走了,还给我撇下个脑子不灵光的孩子,这是我的二儿子,小时候发高烧脑子烧坏了,啥都不会干,看不好还会搞破坏,衣服、被褥都没他撕烂了,现在俺们娘俩靠吃低保生活,一季度加起来是800元”,指着身边50多岁的二儿子,奶奶一边说一边抹眼泪,但这并不耽误她屋里屋外忙着给孙子做饭:“还吃面条吧,耐饥。”
奶奶对这个大孙子的格外亲热:“俺这个大孙子就是脾气倔,但心好,他处处想着他弟弟,就想着多挣钱给弟弟治病。”
从看到央视寻李亚辉的电视节目播出,到回家后赶到北京与弟弟配型,也就短短的几天时间,可全家人的心里,总算是“一块儿石头落了地”,“你不知道我们家去年春节是咋过的,对联也没买,饺子也没包,就蒸了一锅馍,也没人吃,一家人都想着亚辉,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奶奶一提起去年的春节,就又止不住流起了眼泪。
真让人欣慰,弟弟的病在好转
好消息接踵而至,李亚辉回家后先是与弟弟配型成功,再就是“圆梦”基金资助李亚恒手术的55万元善款到账,北京304医院顺利为李亚恒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但由于术后发高烧,李亚恒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一次,他用了妈妈的骨髓。“我现在状况很好,能吃能喝还能睡,爸爸、妈妈每天都会隔着窗玻璃来看我,就是急着想出去,最想见的就是我哥哥。我俩小时候就玩得好,现在大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但还是想法打工挣钱给我治病,我要抓紧治病,等我病好了,我要好好回报他”,隔着窗玻璃,李亚恒在电话中对专程赶到北京采访的大河报记者说。
为了照顾在北京治病的弟弟李亚恒,父亲李小强和母亲张满清一起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小间房子:“顶层,6楼,十几平方米,是个客厅改成的房间,咱不图好赖,只要晚上能睡个觉,将就着能给孩子做个饭就中了,医院不让在街上给孩子买饭,要自己做,这样干净,以前想着孩子这病是救不过来了,多亏了媒体的报道,不但把俺大孩儿找回来了,还帮我们给二孩治病,这大恩大德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机会报答。”张满清哭着说。
一早赶年集,买对联置年货过大年
2月2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四,阴了几日的鹤壁终于放晴,寺湾村的村里村外、远远近近不断有鞭炮声传来。此前几天,包工头将李亚辉在南阳工地打工挣的5000多元工资捎到了邻村。李亚辉领回来后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准备把钱汇到北京给弟弟治病用,但被父亲拒绝:“留着过年用吧,今年咱们虽然不能全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过年,但家里人都健健康康,这比啥都强。”李小强在电话中对大儿子这样说。
一大早,李亚辉骑上摩托车到集上去赶年集,他准备割些猪肉,再买些青菜,最主要的是,他要买几副对联。自从央视报道了他们家的情况之后,当地政府不仅组织给他们家捐款,还特意安排人到家里给他们重又建了两间新平房,而李亚辉爷爷建的老房子,政府还派人维修一新,换了房顶,粉刷了墙面,铺了水泥地面:“去年我没在家,听媳妇说家里连对联都没贴,一家人是哭着过的年,我当时在内蒙古,能不想家吗?老婆、孩子、亲人都在家,我一个人躲到大篷车里蒙着被子哭了半夜,今年好了,弟弟的病也治差不多了,政府又帮俺建了新房,今年说啥也得多买些对联,把家里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李亚辉兴高采烈地说。
记者手记
李亚恒是不幸的,但他同时又是幸运的。此前在我做过的陪农民工回家过年的过程中,就曾陪过一个白血病患者,但他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
媒体的聚焦,使得李亚恒得到了救治,他的家庭,也因此而得以改变。他的哥哥李亚辉更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但他多年来一直努力打工挣钱救治弟弟,令人动容,这也是我们选择陪其回家过年的初衷。
15年前,当我还是《城市早报》记者时,春节前的选题荒成为当时全国大多特稿记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为了完成任务,我当时找到租住在报社附近的一名破烂王陪其回家过年,节前发了一个整版的“记者陪破烂王回家过年”。
第二年春节前,已经合并至《大河报》的我仍然面临着“选题难”。这一年,我与报社另外三名同事一起,分别找到了四名民工,陪他们一起回家过年,这四名民工来自省内东、西、南、北四个不同区域,所从事的职业分别是建筑或餐馆……接下来的这些年,每年的春节前,我都要挖空心思地为这个“三陪”做包装,有时是从郑州找到来自全国不同省的民工陪他们回家,有时是找在全国各地打工,但春节都要回到河南过年的民工陪他们回来过年,直到让新生代大学生陪珠三角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回家过年……
2012年春天,在中山大学驻校期间,我与中山大学联合成立“陪民工回家过年工作坊”全程指导十名学生参与报道,最终有十篇体验式报道在《大河报》刊出,如今这些作品仍挂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内。这一系列报道,不仅在新媒体上引起热议,还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海峡都市报、华商报等媒体的关注,无疑也是对这次活动的一个肯定。
转眼15年,我所陪的这些农民工生活有无因为我的报道而发生改变?我不知道,《大河报》的读者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些体验式报道而对民工这一群体另眼相看?我不知道,每年的这些报道中,专家的点评是否会触动某些决策者,让他们在接下来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关注一下这些底层劳动者?我更不知道,我的这项坚持了15年的体验式报道,还有无坚持下去的必要?
15年来,每年我都会在春节前返乡流最大的时候,跟随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回家过年,甘肃、北京、大连、广东、福建、山西、江苏等地。所陪同的农民工身份也各不相同,有砖瓦厂工人、打工子弟学校老师、食品厂工人、木匠、钢筋工……
我们无力描述所有属于“民工”范畴的人,但异曲同工的返乡之路洋溢着他们共同的命运情感。在民工返乡的茫茫人海中,我们选取李亚辉这样普普通通的农民工,陪他们回家过年,以期利用记者的亲历和感受,记录下他们的迷茫与兴奋,欢乐和忧伤。
感谢“支付宝红包”对此次“陪民工回家过年”系列报道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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