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为给弟看病无钱支付彩礼 夫妻吵架自残剁手指

　　弟弟打小体弱多病，后被查出患白血病，哥哥辍学外出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治病。哥哥结婚成家，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弟弟病情恶化，急需找到哥哥回家配型做骨髓移植保命。离家出走半年多的哥哥通过央视“等着我”栏目得知消息，火速赶回家中，等弟弟做完骨髓移植，哥哥再次外出打工，记者今年陪其回家过年，他的这个虽不团圆的春节却别有一番温暖在心头。

　　为了给弟弟治病，啥挣钱干啥

　　伴随着春节临近的脚步，在南阳郊区一处工地上打工的李亚辉越来越想家了：“我是今年7月份来的这个工地，只知道离市区不远，但从没出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工地叫啥名字，只知道是中铁十五局在这儿建高铁的项目，这个工地上的民工大多是我们鹤壁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把吊机吊起来的140吨重的桥墩安装上去，用铁丝拧，要快，还要有眼色，吊机一放下，用铁丝捆牢之后，赶紧得把8个大螺丝拧上，稍有闪失就会出大事，因为这是大桥的底座。”说起自己这几个月来打工的经历，李亚辉如数家珍。而今年的这个年，对于这个家住鹤壁大山深处的23岁青年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去年过年的时候，他还处于“失踪”状态。

　　由于在这个工地上打工的工友是李亚辉邻村的老乡，包工头用面包车将他们一行十几人送至南阳长途汽车站，买好车票，每人85元，直接到郑州。

　　李亚辉，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寺湾村3组的村民，因为家庭贫困，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初中，14岁的他便跟着父亲李小强四处打工，鹤壁、郑州、南阳，“哪儿有活就去哪儿，啥挣钱就干啥”，李亚辉伸出自己一双粗糙的大手一边向记者展示一边说。

　　李亚辉的弟弟李亚恒，比他小3岁，打小兄弟俩就感情深，有啥好吃的好用的，李亚辉总会让给弟弟。

　　“他身体弱，上小学时就经常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能把衣服床单都染得通红，后来确诊是贫血，需要补，刚开始在镇上治，后来在市里治，再后来去郑州治，但效果都不明显，前些年我们家实在没钱了，就让他吃民间老中医给开的草药，仍然治不好，愁死个人啊。”大巴车一路高速，坐在车厢最后面的李亚辉眼望窗外说。

　　央视“等着你”牵线，李亚辉归家

　　结婚前，李亚辉把打工所挣的钱全都交给父母给弟弟治病。2014年，李亚辉与邻村一姑娘结婚了。由于家庭贫困，李亚辉一直欠着岳父家的两万元彩礼钱：“我们这儿都兴这，我岳母去世早，是岳父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长大的，也确实不容易，两万元彩礼钱也确实不多，我也想早点给他，但我实在是拿不出这钱嘛，弟弟的病总也不见好，他需要用钱保命啊”，说起弟弟的病，李亚辉的眼里闪着泪花。

　　一年之后，李亚辉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仍然沿袭着此前“挣多少钱都交给父母的习惯”，所欠岳父家的彩礼钱却迟迟归还不了，夫妻之间为此争吵不断。

　　2015年的5月份，夫妻俩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脾气倔强的李亚辉一气之下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拇指一刀剁下，慌作一团的家人急忙将李亚辉送到医院救治，指头虽然接上了，但一直弯着，伸不直。还没正式出院，感觉无法回家面对家人及邻居的李亚辉趁人不备，偷偷离家出走了。

　　初中没上几天就一直在家养病的李亚恒病情开始恶化，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最好是亲弟兄，这样排斥会小一点”，可哥哥李亚辉已离家几个月了，杳无音讯。没办法，李亚恒的父母想到了求助媒体，他们拨通了央视“等着你”栏目编导的电话。很快，李亚恒身患白血病急需找寻失踪哥哥的电视节目在央视播出了。

　　“你当时在哪里？怎么看到这期节目的？”大巴车到郑州后，包工头又包了一辆大巴车把李亚辉他们一群民工往鹤壁送，趁等车的间隙，记者问李亚辉。

　　“我从医院出来后身上没带一分钱，只得扒了一辆货车先到平顶山，在那里，我跟着一个经常赶会的人学手艺，卖货、烤羊肉串，啥都干，哪儿有会就去哪……到处跑，老板只管我吃住，没给一分钱，就这样胡混了几个月，其实我当初出来是想混出个人样，能挣些钱回家赶紧给弟弟治病的，没想到钱没挣到却让家里人一直为我担心，我出来时手机、身份证啥都没带，家里人都没有手机，谁也联系不上。有一天，老板去派出所给我办暂住证时正好看到了电视上在寻找我的节目，他赶紧回来给了我300元钱，让我速速回家，说弟弟病重，急需我回去配型，我一听就急了，啥都没有我兄弟的命重要啊，我恨不得长翅膀飞回去”，说到这里，李亚辉的眼圈开始发红。

　　喊一声“奶奶”，李亚辉回家了

　　大巴车在鹤壁老城一个公园的南门停下，李亚辉急匆匆背着鱼皮袋往家中赶。冬天的山村到处冰天雪地，急着赶路的李亚辉有好几次差点摔倒：“村里不比城市，没有下水道，家家户户都把水往路上排，一上冻就结冰。”李亚辉抱怨着。

　　这是一个与城市毗邻的村庄，村前一条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断，李亚辉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口人，因为大多数村民都搬到城里去住了，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贫困户，交通不便，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危房林立，记者眼中的寺湾村满目萧条。

　　“奶奶，我回来了”，李亚辉一进院门，便高声朝在院中忙碌的奶奶喊。听到喊声，81岁的奶奶唐秀敏颤巍巍走出院落，拉住了大孙子的手：“还没吃饭吧？奶给你做饭去。”

　　“亚辉的爷爷去世早，我30多岁就熬寡，当时我们家刚建好了这三间石墙瓦房，还没来得及粉刷，他就得病走了，还给我撇下个脑子不灵光的孩子，这是我的二儿子，小时候发高烧脑子烧坏了，啥都不会干，看不好还会搞破坏，衣服、被褥都没他撕烂了，现在俺们娘俩靠吃低保生活，一季度加起来是800元”，指着身边50多岁的二儿子，奶奶一边说一边抹眼泪，但这并不耽误她屋里屋外忙着给孙子做饭：“还吃面条吧，耐饥。”

　　奶奶对这个大孙子的格外亲热：“俺这个大孙子就是脾气倔，但心好，他处处想着他弟弟，就想着多挣钱给弟弟治病。”

　　从看到央视寻李亚辉的电视节目播出，到回家后赶到北京与弟弟配型，也就短短的几天时间，可全家人的心里，总算是“一块儿石头落了地”，“你不知道我们家去年春节是咋过的，对联也没买，饺子也没包，就蒸了一锅馍，也没人吃，一家人都想着亚辉，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奶奶一提起去年的春节，就又止不住流起了眼泪。

　　真让人欣慰，弟弟的病在好转

　　好消息接踵而至，李亚辉回家后先是与弟弟配型成功，再就是“圆梦”基金资助李亚恒手术的55万元善款到账，北京304医院顺利为李亚恒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但由于术后发高烧，李亚恒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一次，他用了妈妈的骨髓。“我现在状况很好，能吃能喝还能睡，爸爸、妈妈每天都会隔着窗玻璃来看我，就是急着想出去，最想见的就是我哥哥。我俩小时候就玩得好，现在大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但还是想法打工挣钱给我治病，我要抓紧治病，等我病好了，我要好好回报他”，隔着窗玻璃，李亚恒在电话中对专程赶到北京采访的大河报记者说。

　　为了照顾在北京治病的弟弟李亚恒，父亲李小强和母亲张满清一起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小间房子：“顶层，6楼，十几平方米，是个客厅改成的房间，咱不图好赖，只要晚上能睡个觉，将就着能给孩子做个饭就中了，医院不让在街上给孩子买饭，要自己做，这样干净，以前想着孩子这病是救不过来了，多亏了媒体的报道，不但把俺大孩儿找回来了，还帮我们给二孩治病，这大恩大德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机会报答。”张满清哭着说。

　　一早赶年集，买对联置年货过大年

　　2月2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四，阴了几日的鹤壁终于放晴，寺湾村的村里村外、远远近近不断有鞭炮声传来。此前几天，包工头将李亚辉在南阳工地打工挣的5000多元工资捎到了邻村。李亚辉领回来后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准备把钱汇到北京给弟弟治病用，但被父亲拒绝：“留着过年用吧，今年咱们虽然不能全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过年，但家里人都健健康康，这比啥都强。”李小强在电话中对大儿子这样说。

　　一大早，李亚辉骑上摩托车到集上去赶年集，他准备割些猪肉，再买些青菜，最主要的是，他要买几副对联。自从央视报道了他们家的情况之后，当地政府不仅组织给他们家捐款，还特意安排人到家里给他们重又建了两间新平房，而李亚辉爷爷建的老房子，政府还派人维修一新，换了房顶，粉刷了墙面，铺了水泥地面：“去年我没在家，听媳妇说家里连对联都没贴，一家人是哭着过的年，我当时在内蒙古，能不想家吗？老婆、孩子、亲人都在家，我一个人躲到大篷车里蒙着被子哭了半夜，今年好了，弟弟的病也治差不多了，政府又帮俺建了新房，今年说啥也得多买些对联，把家里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李亚辉兴高采烈地说。

　　记者手记

　　李亚恒是不幸的，但他同时又是幸运的。此前在我做过的陪农民工回家过年的过程中，就曾陪过一个白血病患者，但他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

　　媒体的聚焦，使得李亚恒得到了救治，他的家庭，也因此而得以改变。他的哥哥李亚辉更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但他多年来一直努力打工挣钱救治弟弟，令人动容，这也是我们选择陪其回家过年的初衷。

　　15年前，当我还是《城市早报》记者时，春节前的选题荒成为当时全国大多特稿记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为了完成任务，我当时找到租住在报社附近的一名破烂王陪其回家过年，节前发了一个整版的“记者陪破烂王回家过年”。

　　第二年春节前，已经合并至《大河报》的我仍然面临着“选题难”。这一年，我与报社另外三名同事一起，分别找到了四名民工，陪他们一起回家过年，这四名民工来自省内东、西、南、北四个不同区域，所从事的职业分别是建筑或餐馆……接下来的这些年，每年的春节前，我都要挖空心思地为这个“三陪”做包装，有时是从郑州找到来自全国不同省的民工陪他们回家，有时是找在全国各地打工，但春节都要回到河南过年的民工陪他们回来过年，直到让新生代大学生陪珠三角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回家过年……

　　2012年春天，在中山大学驻校期间，我与中山大学联合成立“陪民工回家过年工作坊”全程指导十名学生参与报道，最终有十篇体验式报道在《大河报》刊出，如今这些作品仍挂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内。这一系列报道，不仅在新媒体上引起热议，还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海峡都市报、华商报等媒体的关注，无疑也是对这次活动的一个肯定。

　　转眼15年，我所陪的这些农民工生活有无因为我的报道而发生改变？我不知道，《大河报》的读者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些体验式报道而对民工这一群体另眼相看？我不知道，每年的这些报道中，专家的点评是否会触动某些决策者，让他们在接下来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关注一下这些底层劳动者？我更不知道，我的这项坚持了15年的体验式报道，还有无坚持下去的必要？

　　15年来，每年我都会在春节前返乡流最大的时候，跟随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回家过年，甘肃、北京、大连、广东、福建、山西、江苏等地。所陪同的农民工身份也各不相同，有砖瓦厂工人、打工子弟学校老师、食品厂工人、木匠、钢筋工……

　　我们无力描述所有属于“民工”范畴的人，但异曲同工的返乡之路洋溢着他们共同的命运情感。在民工返乡的茫茫人海中，我们选取李亚辉这样普普通通的农民工，陪他们回家过年，以期利用记者的亲历和感受，记录下他们的迷茫与兴奋，欢乐和忧伤。

　　(记者 朱长振 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