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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军兴奋剂事件全文披露

来源:新京报 作者:剥洋葱
原标题:马家军兴奋剂事件全文披露
左一为马俊仁
左一为马俊仁

  原标题:药魔重创马家军

  对于马家军使用兴奋剂这档子事儿,我起先并不太重视,甚至有些想回避之意,这是因为,一者马家军的荣誉非一般运动队可比,国际间、民族间、人种间的影响都比较大,弄不好我又得挨批;

  二者觉得了解起来弯弯太多,太费事儿,不容易用充分的事实和论据报告清楚,担心当事人不愿意提起这个有苦说不出的伤心事。

  而 在采访开始以后,情况越来越引起了我的重视,兴奋剂阴影像一个驱不散的幽灵,笼罩在游荡在每一个马家军成员的心头,想躲也躲不开。长期使用禁药,给这批优 秀的同时是弱小的运动员带来相当持久相当深刻的伤害。生理上的,精神上的都有。后来的事态发展直至兵变,均与此事密切相关,给老马带来的烦恼也不少。

  无论是我还是被采访者,都无法回避这个可怕的幽灵。我必须严肃起来深沉一把。采访中,马家军从工作人员到助教到运动员,几乎全部伤感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心里非常难过。

  据我的调查,国际田联药检官采用飞行药检的办法“突袭”马家军,大的行动应是四次。能否查出服用禁药,关键环节在于:这时候的队伍是处在调整准备阶段呢,还是处在积极备战阶段。

  如在调整阶段,队员们前番大战业已结束,训练无需强化,药物来源有限,通常情况下没有禁药,自然查不出来。

  如在积极备战阶段,训练进入倒记时,各种手段都用上,有的运动队日日夜夜都在用药,这时候一查一个准儿,验尿验血都能逮住药魔。

  对于马家军,经历飞检四次,时间是:第一次,1993年12月15日,马家军高峰年的结尾,队伍进入几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期,马俊仁正在享受荣誉,一周后闹起辞职风波,注意力集中在官场和商场,受检地点是沈阳。

  第二次还在沈阳,距首次药检两个半月,即1994年3月8日,队伍推却了所有赛事仍在调整,老马正忙于大连方面的基地筹建。

  在两次药检之间,老马率部进京在2月20日打过一场马拉松接力赛,全程速度比上年慢了两分钟。药检官两次飞来沈阳,全队都处在停药当口,马家军安然无恙,媒体报道正常。

  此后,马家军七月下旬搬家到大连,当年的重头赛事是广岛亚运会,八月下旬积极备战,到云南进入高原训练,准备十月份出征广岛。

  这时候,确是各种手段一起上,日日夜夜在用药。一个月以后,即9月21日,老马率部下山,乘火车从昆明赴北京。就在这万分紧要关头,国际田联第三次飞行药检马家军,可怕的局面就要来临!

  此时此刻接受检查,一查一个准儿。而万分危急中又有万分幸运,巧的是药检官于9月22日飞向了沈阳,南辕北辙,扑了个空。马家军的位置正在疾风北行的漫漫铁道线上。后面我将写到这次药检的历险经过。

  当药检官最终在北京查到马家军时,时间已是9月28日,即老马得知消息4天以后了。这4天中,老马抓紧机会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对于此次药检,事发前后未见任何报道。这第三次最为惊险。

  第四次飞检这支队伍,时间就到了1995年的春天,兵变已经发生,昔日马家军全体老队员已经拒绝用药很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我觉得基本上回答了读者的提问,后面尚有详述补充。回顾1993年底到1994年的三次飞行药检,前两次本来就没有服药,但查无妨,第三次地点阴差阳错,有惊无险。

  但是,这三次药检却给老马和全体队员的心头蒙上了无法排遣的阴影,冷汗也没少出,对老马和队员们的打击异常沉重。

  通过国际田联对马家军的前两次检查,许多中国人才知道飞行药检这个新鲜词语。飞行药检与赛场药检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体育组织没有事先通知任何人,药检官就突然出现在某国运动队的驻地。

  他 们避开该国体育当局,或持旅游护照以游客身份入境,或持商务护照以商人形象出现,或随同某个与体育不搭界的代表团云游,然后突然如天兵天将一般,冷不丁就 站在了你的面前,亮出个人身份证,拿出了权威性的授权书和独立取集尿样证书,同时拿出被检国体育组织早已签署的合同函件。

  例如飞来中国检查,他就要出示中英文原件,要求你立即履行合约接受检查。此项国际措施,是所有会员国必须遵守并积极配合的。

  合约规定,运动队接到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接受检查,否则将取消该队今后一年内的参赛资格。药检官按照抽查计划,点谁查谁,缺一补四,毫不留情。

  我们接着讲马家军的故事。

  第 一次和第二次飞行药检马家军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准确音讯,迟迟不见结果出来。国内反映亦不明朗,人们既不敢乱猜测,又不敢下断言,笔不敢乱写,话不敢乱 说。我查了一下那时的报纸,多以马俊仁打头炮指摘怀疑者开道,反正老马那阵子没有退路,他只能那么说了。《工人日报》一篇文章,笔法有趣,署名张力平,被 多方转载,读罢令人联想不少:

  …… 马家军队员尿样的小瓶,很快就被带回国际奥委会设在挪威的实验室,之后便杳无音讯。许多人在焦虑中默默地等待,而迟迟不见消息过来,十有八九没有事了。中 国体育官员私下里如此推测,希望最终就是这般结局。没有人敢公开下断言,都怕栽了大面儿。还是瑞典的一家报纸最先捅破了窗户纸,它告诉读者,中国女子中长 跑运动员在最近的赛外检查中,没有出现阳性。

  二月初,中国田径协会负责人在综合了各方面迹象之后,小心谨慎地告诉新闻界:马家军通过了这次药检。……许多人悬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反兴奋剂的行家却不这么看。一次通过药检,不等于一生通过药检。那么位杜尼克医生说:“我们必须调查在游泳和田径方面成绩突然提高的原因。我认为,多喝狗肉汤和蛇血还有多吃鳖肉,不能说明这些成绩。”

  (见1994年2月23日《工人日报》)

  读罢这篇文章,让人心里更不踏实了。再查《中国体育报》,见到邓学政的报道,笔端也不气粗,小邓写道:“记者多方了解有了眉目,马家军药检——从理论上讲,应无问题。”

  你 看,所谓有了眉目,还是从理论上讲的,连最了解马家军的记者都不气粗,谁还敢理直气壮?接着查报纸,辽宁记者吉明刚转述了马俊仁的几段硬气话,吉明刚问: “马教练,由于国际田联对马家军的飞行药检结果尚未公布,人们猜测不已,很多读者多次来电或来信询问,有的读者还称,上海某家报纸公开登出马家军此次飞行 药检准出问题的消息,请问马教练,本报应怎样答复读者?”

  马俊仁答:“请贵报转告读者,我们马家军的成绩是由多年的刻苦训练而来,我们从未服过任何违禁药物,因此我们坚信此次飞行检查的结果肯定没有问题,也不可能出现问题。当然,我们非常理解人们的心情,我们自己也一样期盼药检结果早日公布。”

  许多人读了老马这般说法,也就不愿再想别的,宁可认为马家军什么药也没有吃。过了一星期,吉明刚又发表对老马的访问,马俊仁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此,我们此次飞行检查的结果没问题是我预料的事。”

  吉又问:“有人说,这次飞行药检只能表明马家军这一天没有问题,你怎么看?”老马答道:“是的,怀疑者肯定还有,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希望国际田联随时随地再来马家军大本营检查,直至全世界的怀疑都消除为止。”

  对马家军的前两次飞行药检,就这么平安无事过去了。

  一部分中国人认为,对马家军搞飞行药检,是老外心理不平衡,变着法儿整我们,应当表示义愤!还有人认为,就是马家军吃了药,只要老外查不出来,就是咱中国人的本事!

  另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明知马家军里头有问题,暗中希望老马谨慎点儿,千万别让查出来。更多的中国人干脆对此没有标准,掩耳盗铃,老马说没吃就没吃呗,管它呢!

  鲁迅先生早在1925年就说:“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跑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条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马家军姑娘们被罪恶的药魔深深地伤害,她们是我们的同胞姐妹。中国奥委会反对兴奋剂的严正立场,正是保护优秀儿女不被继续伤害,弘扬人类真正的体育精神,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保障,马家军的姐妹们和工作人员,不再隐瞒事实真相,勇敢地诉说了她们的苦难。

  先后向我反映和证实此事的有关人员,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另外,后来在马家军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先生,也谈了一些情况。队医张琦女士则表达了她不尽的苦恼。

  现在,我根据录音和笔记,先把队员们讲述的主要内容梳理出一个梗概,综合报告给读者们。

  九位老队员共同回忆了事件发展概况:早些年我们在体校训练,并没有服用过那些药,那时候只听说过兴奋剂这个词儿,据说国外运动员用的贼多。

  大 概是八八年、八九年吧,就知道国内也有运动员开始用了,全国各地都有辽宁的队友,她们回来说,有利无害就能用,老多队伍都在用,不用不好使。我们心里就觉 得人家都在用,咱们再练不也是白练吗?觉得太不公平,心里特恨别人使用兴奋剂。赶后来,选拔到马指导这个组,没来前儿就听说这个组用药比较多。我们年龄 小,为了出成绩,又不懂什么危害,就跟着用。

  头几年,马导也没整来什么好药,就是大力补啦那些个玩意儿,数量也不多,效果并不明显。那东西负作用可不小,但是,如果吃不着用的少,还得不公平呢。

  到了九一年以后吧,马导手上的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级,有口服的,也有针剂,那阵子查的也不紧,就大量地用。

  往后长大点儿了,知道这些药挺害人的,尤其对女孩子危害更大,好些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大多数队员还得了肝病,有时疼的不能训练,睡不着觉,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只要马导不监督,一部分队员就把口服的药偷偷扔掉,不吃,但马导打针还是躲不过去。

  有时候想,干一回体育,用就用吧,早点儿出了成绩就不干了,又想用又怕用,心里特别矛盾。再往后就麻木了,出不了成绩,马导又打又骂的,还不如瞎用呢。平时打针发药都是正常程序,咱组可用老了,提回来一提兜一提兜的,稀里糊涂过日子。

  到了九二年以后,情况发展到痛苦阶段,队友的身体都变化了,说话嗓子老粗,有的也不来例假了。肝病越来越多,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又听说往后可能不会生孩子,或者生畸型儿,笑话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别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人家也动摇了,咱心里难过的要死要活的。

  兴奋剂就像一块大石头,整天压在心头,憋的人喘不过气来,觉得没人理解我们这些苦孩子。马导变态上火,我们也快变态了神经了,大伙儿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有时候又想,吃就吃!猛吃猛跑,哪天突然死在跑道上算了!

  九 三年那年刚出了成绩,马上有不少人要回家不干,倒不是不想挣钱出成绩,主要是不想再吃药,再干下去,还得吃那些害人玩意儿,可是不吃又不好使,真跑不动。 不少队员怕家里大人不理解,怕父母逼着自己练下去,就有把过去不敢说的真相,陆续告诉了家里,想让家里大人同情理解咱。

  九三年荣誉那么高,还觉得这事关系到国家利益,有委屈搁在心里头,哪敢对人说? 结果,飞行药检一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但对咱组队员的情绪影响可不小。

  广岛亚运会前躲检药,那是第三次飞行检查,我们像贼一样从火车上下来,躲到八一队,那次真挺玄的。

  马导这时候也发慌,总跟我们说,查出谁来谁自己负责,他和组织上都不负这个责任。这不是坑人吗?大伙儿就寒了心。

  这样坚持了不到一年,突然听说游泳队出事,大面积给查出来,一下子给我们吓懵了,心想这下可完了,多高明的药都能查出来呀。

  马导听说以后受到不小打击,他自己就不想干了,他想退想的发愁,不敢再干下去,害怕发现用药前功尽弃,就越来越不想管我们。

  到 九四年底乱了套。队员们最终集体出走,当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药的压力太大,游泳队暴露,这事太可怕了。出了成绩的队友直后 怕,当时只会说一句话,说见好就收吧!没出成绩的队友想,今后不敢用药,反正也出不了成绩,没希望了,苦也受够了,不干就不干吧。要不然全体队员怎么会那 么心齐?对不?当时我们集体签名辞退报告,别的没写,就写了这么一条。

  再往后您都知道了,我们跑出来,又从大连集体回到沈阳。组织上一直做工作,好些事情也没解决,想退退不下来,只好继续在队里呆一段。

  不过,我们既然争取了自由,没有马导逼着,就再也不会用那害人的药,这样就发生了败在北京的事。那是头一次不用药参赛,打马拉松接力,谁也跑不动,两条腿那个沉呀!输到第五名。输到底我们也不吃!

  接着到五月份,去太原参加全国锦标赛,输的更彻底,赵老师你都看见了,还是跑不动,不用药都不会跑了。干脆全军覆没拉倒!王军霞坚持跑完五千,接着一万就不想跑了。

  舆 论界不明白队里的内幕,光说我们离开马导不行啦,背叛了老师啦,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啦,谁能想到我们的更大痛苦呢?我们知道,谈这事儿挺可怕的,我们跑出来 这么长时间,谁都没敢向记者们讲,所以舆论界都不清楚底细,有些记者知道一点,也不敢写,就是敢写,报纸也肯定不会发表,可苦了我们了!这是一个总的情况 吧。

  我沉沉相问:为什么你们就敢跟我讲呢?我不是同样会写出来吗?

  她们说:我们合计过,这事儿特别严重,要讲就跟一个人好好讲,讲的细一点儿,啥也不保留地讲,东讲几句西讲几句说不明白,还不如不说,省的小报乱炒烦死人, 最好写的真实全面点儿。

  在马家军的苦难太多了,我们愿意最终告诉祖国,告诉社会,以后不要再犯。赵老师您是作家,我们相信作家,我们永远做您的后盾!愿意给您提供一切资料,您可别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写成一本书留给后人吧……

  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如今商潮滚滚,多轨多元,阴谋险恶,拜金至上,作家很难担当起社会良知的角色,我们还有那么神圣的责任吗?我们还能肩得起如此严肃的主题吗?我们仍然认同作家职业的崇高吗?很可惜,我们摇摇摆摆总犯迷糊,自轻自贱自娱的时候多。

  一 句你是作家,使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理当对人类基本价值履行维护义务,理当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坚守理性,马家军的女娃儿们给我上了一 堂苦涩的训练课。是作家就是要挑起若干责任,这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对祖国的忠诚,对人的尊重,对真理的服从。兴奋剂是人间的毒瘤,人类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 不断完善自身,不断铲除毒瘤,不断抛弃蒙昧和野蛮的过程。

  古往今来的作家们,不论是显赫还是弱微,不论居住何地属于何种民族使用何种语言,都应当集合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下,那迎风飘扬着的大旗上写着“为了人类的日臻完美”,而那旗杆,就是我们的笔呀!

  我不能辜负马家军的姑娘们。

  按着以上大的线索,我们往下走细节。姑娘们谈到兴奋剂,痛苦不堪,有的叹息生不逢时,有的咒怨马俊仁。

  我 则对她们说,老马当然有他的责任,但兴奋剂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不要单纯怨恨哪一个人,更不要把怨恨简单地发泄在你们马老师身上,老马在这场世界性的兴奋剂 大污染当中,同样是一个苦不堪言的受害者,他并不惧怕公平竞赛。每一位对自己的学生使用兴奋剂的教练员,都一定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他们也在愧疚不安呢。

  善 于思考的老队员王军霞严肃地说:我们把这些丑事说清楚,是每一个正直的运动员应该做的,我们吃够了兴奋剂的苦,揭露它,并不是针对马导这个人, 而是为了 今后的同伴少受这种苦,不受这种苦。今后我们个人更是发誓不用了,比赛打不上去不要紧,只要我们尽了全力,心里干干净净就行。

  有 一次,王军霞回到家中,对父亲母亲沉痛交底,她说:哥哥去世了,我很悲伤。我更伤心的是,由于大量用药,将来,担心我们这群苦孩子不能为爹妈生孩子, 那 该怎样孝敬老人啊? 她悲伤地说,如果真的不能生育,我就去领养孤儿,不知道大连有没有孤儿院?我退役后领养五个八个, 十几个也没关系。我养活他们,抚 养他们长大后上大学,他们都是我爸妈的好孩子,咱家孩子更多啦!——说着说着,她掉下了眼泪。

  老人王有馥也对我讲起过这一段,两个眼圈也是红红的……

  在沈阳采访的一个夜晚,整个田径队大楼已经入睡。我和张林丽当时的男朋友小耿仍在诉说心曲。

  小耿昨天从某大学赶来探望张林丽,带来很多盛开的鲜花,那些鲜花在张林丽和王军霞的宿舍里,被插放在一个大奖杯当中,多日久开不谢,香气浓浓。奖杯可做如此之用,令人感动。孙玉森安排小耿,与我临时住在一间房。夜深了,小耿辗转不眠。他和张林丽从体校开始相恋,风雨同舟。

  他深切地表达了对张林丽的爱心,又对她们将来的女性命运表示出无限惆怅。他说,马导用药, 剂量比较大,张林丽曾多次将可能影响生育这一点同小耿交换意见。

  因为长期服药,姑娘们性情变的焦躁不安,常常为一点小事着急生气,动不动就发火。小耿说,越是这样,我越要理解她,相信我父母也会理解的。

  这是一种多么凄楚的爱情,我听着很有一些悲剧感,于是安慰小耿说,及早停用还不要紧,相信你们的好运。小耿说,现在她们已经坚决不用了,成绩会下降,我们很痛苦,但我们都不在乎。

  他渐渐睡去。想想兴奋剂这个恶魔,给体坛善男善女的心灵带来了多么巨大的侵害。灯下,我做采访笔记,听见了小耿熟睡后的呢喃私语,不知他梦见了什么?让我们祝福这些苦难中的人吧……

  老队员张林丽回忆:那时候太小,听凭教练指挥,许多事情都不往心里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导常说这样的话,他说嘛,不打针你是一匹好马,打了这针,你就更成了一匹烈马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呱叽呱叽光知道往前冲啊!

  吕亿很文静,平时话语不多,她对我回忆:马导在给我们打针时还说,这种药, 是给前线打仗的战士用的,枪子把肚子打个洞,都不知道疼,还要往前冲锋啊!这玩意儿打上不知道累,你们比赛跑到终点, 可要给我站住,可不能跑起来没完呐!他说的真吓人。

  是马导亲自打针吗?我问。

  姑娘们说:他谁也不会相信,几年来都是他亲自打,使用那种一次性的针管。他总跟我们夸,说这种药是好东西,太好使了, 他指的是EPO,他说谁要不听话, 跟我耍小心眼子,那吃亏的可是你们,我这里手指头动一动,多推点少推点,你们要吃多大的亏?

  1995 年5月,我和这批姑娘重逢于太原。她们的教练换成了年轻的李卫民。在太原,打全国锦标赛,张林丽没有服用兴奋剂,她在5000公尺预赛中仅仅跑了一个第 九,惨遭淘汰。事后, 张林丽痛苦地对我叹息:自从干运动员以来, 我没有这样输过,没有丢过这样的人,连小组出线都出不去? 最后一圈, 我眼瞅着人家 往前超,两条腿不听指挥就是上不去,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道了。都是过去用药害的,后遗症,要是干脆从来不用药,也不会是这样!——兴奋剂这东西就 这么坏,你用时它给你无限的痛苦,你停用了它仍然给你无限的痛苦!我说,停药以后身体内部不适应,这跟戒毒一样,肯定有个艰难的过程。你要坚强些,可以挺 过去的。

  她默默地点点头。

  这次比赛前,教练李卫民安排训练失去把握,他可能误以为这帮世界级强手, 赛前训练不在乎一点儿强度吧?所以在比赛前两天,李教练给张林丽安排了一个8000米强度测检,状态和成绩都挺好,呈现高峰。

  没想到两天后,一上场就降到低潮,根本跑不动,水深水浅给估量失误了。

  放在过去, 张林丽当然不在乎,一边超量训练一边比赛, 也是常事,仍水平很高。可叹现在不同了,她们早就拒绝用药,赛前需要一点一点往高峰推动。

  停药许久以后,运动员不是鸟枪换炮而是炮换鸟枪,赛时又不愿使用双氢睾酮9303、9421等速效药,这样张林丽就落到了最低点。

  李教练的悲剧几乎无可逃避,那次比赛的大面积失败,对他的打击相当沉重,赛后, 他很快离开了这支队伍。

  服用兴奋剂害死人,而停用兴奋剂也能把人害死。他默默地吞下苦果,任由世人的评说和遗忘。

  马家军兵变后,之所以让李卫民执教这个队,是因为他曾经给马俊仁当过一段助教, 过去就跟着老马打过交道。

  李 卫民回忆说:我从沈阳体院毕业,回到朝阳市体校当中长跑教练,我出生在军人家庭,我爱人学医,搞药理,懂得这些东西,也有点路子。老马选中我当他的助理教 练,跟这一点有关。再说我从朝阳来,在沈阳没啥背景,人际关系简单,不会坏他的事。以前在高原遇到一块,搞过合练,路子也差不多。

  有一次,我领着小队员跟老马一块儿集训,准备出国打中学生国际比赛。那时候药比较缺,经费不足,队员也比较小,轻易不用药。

  老马要打针,我的队员也到他宿舍去,他有意不让我看,避开我,这倒不是要对我保密,而是怕我说他用量偏心眼儿,回来我一问,小队员说果然是这么回事,他给我的队员两人合打一支,一人打一半,给他的队员一人打一支,怕我有意见。

  那 时候他也在摸索,我们都没经验,结果那次效果相反,他给队员打过量了, 反而跑不动,有的高烧不退,临到出国还跑不上去,只好临时换人。所以说, 老马也 有一个积累经验的摸索过程。队员不到相当承受水平,一般只能两人用一支。后来的队员强了,才发展到一人一支也照用没事儿。

  老马用药一惯比别人重视,剂量也偏大。他正式到省里带队以后,首先争取一个项目,就是争当科研先导运动队,这样在用药待遇上可以优厚一些,他是很重视这方面的。后来眼看要出成绩,上边的“照顾”当然更多啦!

  九三年经老马提名,在七运会以前的省长现场办公会上定下来,专门把我调到了沈阳。这以前我在朝阳当教练干了十年。 我和老马, 就是这种说好不好,说近不近的关系吧……

  李卫民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又来到了人生的路口,今后怎么办?这一行还干的下去吗?

  话说到这一步,理当更加深入。

  我向多名运动员以及知情人调查“躲药检躲到八一队”这件事。也就是1994年9月下旬国际田联第三次飞行药检马家军始末。这些当事人战胜了怯懦,勇敢地讲出了事件真相,现综述如下:

  那是1994年9月份,那次药检对我们的打击最大。当时我们正在云南高原备战亚运会,大概是9月22号吧,国际田联可能也在分析,备战亚运会,马家军肯定会服用禁药,因此突然派人飞来中国,情况没整明白就上了沈阳!

  这太惊险了,因为前几次飞行药检,咱们正好都是调整期,本身基本没有用药,所以并不太担心,这次坏了,如果队伍仍在沈阳,那肯定完蛋了。咱们不仅正在使用EPO,也正在配合使用别的药,验尿也完全可能被查出来。

  当时, 国际药检的人一出现,留守沈阳的孙队长等人倒抽一口凉气,紧张了个够呛,幸亏这时候队伍恰在云南,说队伍不在沈阳,这就好办多了。老外还是老外, 不太了解咱们国家训练的规律,扑了个空,无形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其实, 这一天队伍正在火车上,好像是9月21日上的火车吧,从高原下山,北上北京。沈阳方面告诉老外说, 队伍正在高原训练,不敢讲正在火车上,担心老外掉头直奔火车上查, 或者直接去北京堵住查,那就又坏了大事了。

  老 外就说, 他们要去高原找队伍,咱们赶紧说飞机票有困难,一下子去不了高原,就是到了高原也不好找,连电话也不通,路不好, 还得骑毛驴才能进山等等,最 好的办法是, 我们设法通知马家军立即动身到北京去,再接受你们的药检吧。中国这么大,老外东南西北他弄不清。要从东北到大西南,哪那么容易?

  老外懵了,他没办法了,只好同意回北京等候。这时, 沈阳方面赶紧动作起来,生怕老马象往常那样, 一到北京就亮相,正好撞上药检官,还是能查出来呀!

  应该火速通知老马,到北京千万别露面,对运动员体内的药物抓紧稀释处理,隔几天再见老外,这样就查不出来了。

  可是, 老马他们正在火车上,那时也没有用上手机, 时间紧急怎么通知呢?人急了还真有办法,沈阳方面算计好列车运行时间,先选择一个可靠的大站,最后认为郑州站比较合适,也来得及。

  做了决定后,沈阳方面紧急求援沈阳铁路局, 电话打给管事儿的,要求立即设法, 跟火车上的马俊仁取得联系,说事关国家利益,切盼通力协作。

  沈阳铁路局的人一听, 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抓紧时间, 通过铁路专线,先通知北京铁道部,转接郑州铁路局, 很快与关键人取得了联系,那是太紧张了!

  郑州局的人接到电告,刚刚赶上那趟列车通过本站,一个头头火速登车,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老马,告知老外药检飞到了沈阳等情况,并转告他立即采取措施。

  本来,老马在火车上也会正常用药的,这下赶紧给队员停药,用稀释利尿手段加紧排泄,同时服用干扰药物。

  一到北京, 全队下车, 悄悄的谁也没敢见,跟间谍一样,让车接上, 人不知鬼不觉到了黄寺, 住进了八一队一个小楼。

  你看,从沈阳站到北京铁道部再到郑州站,从地方到军队,经过一连串的动作,总算为老马争取了时间!

  四天以后,大概是28号吧,停药四天了, 马家军才在北京正面接受老外药检,这当然没事儿了,就这样渡过了这道难关,救了马家军。

  这一次对马家军惊吓不小,整个破坏了老马的程序,所以不过几天打亚运会,打得那么艰难,张林丽只差半步就输了!这就进一步引起了老马的思想波动。

  亚运会以后,突然传来消息,说游泳队出事了,老马是在一次饭局上得知的。饭前,老马情绪饱满兴高采烈,吃到半截,有人告了他这件事,他顿时愁眉紧锁情绪低落,饭局很沉重。此后, 老马很快提出来身体不好,要求离队住院治疗。不久后又提出, 先把男队交回沈阳,他不想带了。

  从一次饭局发展到整个时局的变化,老队员人心惶惶。男队员说走就走,有的不辞而别,人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我思绪万千又很疑虑,不敢相信这一切果真发生过。经过对多方面多人反复调查,此事还是确证不伪,我唯余惊悸不已。

  沈阳虽是春暖花开,我却觉得天寒地冻,这黑土地冻的好厚实啊。

  后来, 我与马俊仁先生多次交谈,他并不正面否定这一切,他苦于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

  一提用药艰难,他就时时发出沉重的叹息。当弟子们终于造反之际,论打论骂论经济纠纷,老马尚能对弟子们做出若干辩解,唯独大家提出今后坚决不再用药, 因害怕发生游泳队的悲剧而要求回家离队,老马就语言无力,思想工作实在做不下去。

  他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这个事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他同样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他的悲苦之心,比人们更加无奈。

  药 魔曾经给马家军带来辉煌,却最终给马家军造成了重创。想一想,究竟是谁把老马推到这一步的?是谁?是他独家要这么干吗?不,各级领导都有责任,我们海内外 十几亿华人也有责任,是我们过分企盼体坛多打金牌,只允许辉煌而容不得失利,人们共同把马家军送上了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你我他,咱们都有责任。

  这支队伍兵变之后,1995年3月下旬的一天,第一次出门,从沈阳大院外出训练。汽车奔驰在漫漫沈大高速, 我随队同行。

  北京马拉松没有打好,现在,谁都想转赴大连水上运动基地,封闭一段,恢复正规训练,然后再上高原进行强化,好在五月里下山,奔赴太原完成全国锦标赛。

  孙玉森、李卫民、张琦带队,我继续推进采访。跟随马家军多年的孟会全师傅驾车前进,部分队员同车而行。

  一路上,大伙儿因为成绩太差而少言寡语,郁闷不乐。连日来持续低温天气,车窗外风声呼啸,原野上苍天低垂,村庄农舍一片灰蒙蒙的。

  吕亿和王媛开始吃东西,嘴里发出水津津的声音。这两位姑娘加上马宁宁,是马家军中三位大个子,马导说她们是亚洲最珍贵的中长跑材料,并时常把吕亿和王媛领到专家跟前显示夸耀。说她们明年的前程不可限量,后年的前程大放光芒。

  而今,她俩却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令人惋惜。她们必须在即将开始的训练面前,在禁药面前,做出抉择。苹果吃完,车中复归沉寂。

  突然,吕亿说话了,王媛也跟上问话,她俩的声带已明显变异:赵老师你说, 今后再用那些个药吧,查出来到底谁负责?出了事,将来还有人管咱吗?这一问把我给问住了,我很难用语言告诉她们事情的复杂性。

  按 说, 是领导、领队、教练、队员四方都有责任。而从国际国内看,受罚的、曝光的往住是运动员。可是, 中国运动员包括教练员都是普通国家干部,他们哪有钱 买那么贵重的药?她俩分明在为自己的前程忧虑着,过早地结束运动生命,她们不甘心,练下去, 又怕不用药难以打出高成绩,倘继续用药, 又怕彻底毁了自 己。

  兴奋剂魔爪还在袭搅着她们的心灵,使她们对于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无法抉择, 陷入了困境。我不好回答得那么复杂,便沉沉地对她俩说:只要你们不再吃用,就谁也不用负责了。

  至于国家和社会如何对待被查出的运动员,从各国看,啥情况都有。咱们国家目前反兴奋剂是很坚决的。听说这一条马上要写入体育法,与过去将有质的区别。

  姑娘们沉默了。

  我在想,昔日铁军,却在小小的兴奋剂面前如此软弱,这样一支愁肠百结的队伍,终究会垮掉的。药魔不仅给运动员的人生造成悲苦伤害,更对中国的体育事业造成重创。

  吕亿忧忧地说:不用药真的跑不动,稍微一跑就累的不行。我说, 再坚持一段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顶上去!她惨然一笑说:我又想起了马导那些吓人的话,吃上药,枪子把肚子打个血窟窿还要跑!

  随队医生张琦, 日子也熬得挺苦。在以往的岁月里,每当队员们心中苦恼悲痛之际,便依偎在张琦身旁,从她那絮絮叨叨中寻找一点安慰。她们亲切地管她叫张姨。

  其实, 张琦也是一个瘦弱女性,大眼镜占了半个脸,面色永远是苍白的。她毕竟是过来人,还做了母亲,丈夫是国家射击队的名将,后来留在国家队当教练。

  张 琦最早在丹东学医、工作,马俊仁通过省里领导, 把她选到队里来做保健医生。但是, 平日里给队员用药,老马并不靠她,那一套用药法因人而异,也只有与训 练相结合才能奏效。就是说, 张琦对于兴奋剂的使用实际上没有把握。她主要在队员和老马之间起调节缓冲作用,后来从感情上逐渐倾向于苦难的姑娘们。

  偏偏在1994年7月,队伍上大连时候,老马并没有带着张琦同去大连,张琦被迫与朝夕相处的队员们分手了。

  那一次,张琦就与队员们生离死别了一回。老马带着张琦药单换来的1000万元,扬长而去。我的分折,如果大连那半年间,张琦女士仍在队中,马家军很可能不会发生兵变。

  现在,姑娘们跑回沈阳,重新投入了张琦怀抱。张琦归队, 夫妇两地分居,于是这群女性更是相依为命在一起,就像一只母兔领着一群小兔,老的小的屡受惊吓,它们对自然界的食肉动物没有抵抗能力,一有动静马上支楞起耳朵,惊慌不已仓皇奔命。

  我在队里的那些日子,正逢队员们何去何从难以抉择心中苦不堪言的关头,她们依偎着张琦,对兴奋剂共同发愁,悲苦气氛浓的化不开。

  张琦内心也厌恶兴奋剂,她觉得如果再用下去,这帮孩子就会连她张姨一块儿恨,她怕,她怕伤害彼此的真情。

  可是,如果一点儿不用,这帮孩子照样会毁掉前程,从群众到领导都在向她们要成绩,她们的价值同运动成绩紧密相连分不开。

  张琦比她们多懂一点中国社会,所以同时陷入了两难境地,整日痛苦不堪,母兔小兔相对垂泪。

  近日在沈阳恢复训练,张琦早晚不离医务室。守着一口大锅,为孩子们熬中草药,然后舀到一个个茶缸里晾好,等待着孩子们训练归来,亲自看着她们不凉不烫地喝下去。

  每当这时,我就从张琦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足够的坚强和韧性。她希望通过这些古老的虫虫草草能起到少许弥补作用,她认为靠队员们的老底子加上这些野果苦根,能给全队带来一点欢笑。

  日子一天一天艰难渡过,外面的舆论久不平息,爆炒马家军持续升温,队员们的思想几度反复。母兔和小兔从沈阳到大连水上基地,好不容易熬到五月份,开赴太原一亮相,还是一场惨败,唯有王军霞一人奋勇夺取了5000公尺一块金牌。

  当 时,我和张琦在看台上坐在一起,她先是扯着尖利的嗓子给王军霞加油,那声音像尖刀在玻璃上刺啦刺啦地划,撕心裂肺。直到王军霞冲刺夺冠,张琦的喊声就没有 断过。继而以手捂脸,眼泪汪汪的,她哽咽着对我说:这块金牌太不容易了,赵老师,我指天保证,王军霞真正没有用药,半点儿没用,我们太难了!

  说着突然又笑:这次比赛证明,王军霞不用药也能行!说完又哭。兴奋剂啊兴奋剂,它把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都整疯了。尽管她们有着足够的坚强。

  在 沈阳,在大连水上基地,姑娘们拼着老本训练,非常痛楚,但一致拒绝服用任何涉嫌药物。她们宁可不要成绩不再出名,也不愿再受药魔摧残。断断续续之间,她们 对我的回忆诉说, 凄婉悲凉,同时有一种长期憋屈一朝释放的感觉,仿佛她们从地狱里走了一圈,重新回到了人间。请注意她们悲切恐怖的诉说:

  “想 想马导带队那阵儿,真是太悲惨了,一个正常人哪能用那么多药?一把一把的。我们的内脏都得过病,主要是肝上受药物影响太大。白天训练累得要死,晚上睡着 后, 还让肝疼把人疼的醒过来,刚睡着又疼醒了。马导为了让我们的内脏少给他添麻烦,为了保证持续训练,就让我们集体去做阑尾切除手术,不管有没有毛病, 每人都要挨一刀!正常人谁受这个罪?”

  我问:“你们都必须切掉阑尾吗?”

  答:“都切了!谁能躲过去?时间是九四年六月,准备往大连搬家的时候。队里人人担心,说不定哪天哪个内脏就要出大毛病,就要心脏爆炸,就要肝坏死!马导的办法就是哄着瞒着,能哄一天算一天,只要你还能训练还能跑, 就成。他决不允许我们上医院检查身体,谁提出来谁倒霉。”

  我说:“你们是人,为什么不让检查身体?”

  答:“那还用问呐?对外界来说,医生检查身体,容易发现队里大量用药,马指导最怕泄密!对我们来说,一旦你知道自己的内脏出毛病,就会抗拒用药,轻的闹情绪,重的就不再练啦,所以对内对外都要保守秘密。”

  问:“能谈的具体一点吗?”

  答: “有一次,吕亿的肝疼的厉害,整晚上都睡不着,马导不管,还说是吕亿自己吃零嘴吃的。接着吕欧、刘丽、王媛、马宁宁,好几个人闹肝疼。我们都长大了,谁不 明白咋回事儿啊?实在疼的没办法了,大伙儿合计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是应该去医院检查。马导当然不会让去,我们只有自己偷着去。那天上午,刘丽、马宁 宁、吕欧、吕亿、王媛五个队员,自己冒险上了医院,主要是想化验肝功能。大伙儿心里头怕的不行,得了病害怕,让马导发现了更害怕。结果,还是让马导给发现 了,这下子可闯了大祸!”

  问:“马导怎么发现的?”

  答: “用他的话说,我们斗心眼儿斗不过他。你寻思吧,如果上午做化验,早晨最好就不要训练。这五个大个子没练,场上少了五个大活人,很明显, 这还不引起他的 警惕?上午五个人偷偷外出去医院,下午就给他知道了。晚上,马导下令开会,他大动肝火,连训带打, 那天那通臭打呀,可把我们五个给打坏了!打刘丽,老队 员,打的最重,耳刮子、大板凳子,把刘丽打的乌眼青,没法见人,好些天退不下去,家里人看见问怎么回事,刘丽只敢说是碰 到桌子上碰的。当时刘丽彻底绝望 了,我们都觉得活在这世上实在没什么意思。那一次,刘丽伤心地哭了一晚上,忍着疼, 把行李东西都收拾好了,一天也不想再干下去!马导又反过来哄我 们……。后来到了大连,我们都有轻生的想法,想跳大海……”姑娘们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泪流满面。

  沉默片刻。我问:“既然不让检查身体,你们还照常吃药吗?”

  答: “那次上医院挨打, 是七运会以后的事,大伙儿逐渐产生了抗拒心理。到了亚运会预选赛之后,特别是1994年7月搬到大连,多数人开始偷偷扔掉口服药。我 们队里针剂和口服同时使用,马导亲自打针,谁也别想躲过去,口服药每天好几次,他没法看得住。当着他的面,我们一只手把营养药吃下去,另一只手藏着违禁 药,他一走就扔,一把一把地扔!马导平时总说, 这些药多贵多贵,我们照样扔。扔的多了!”

  我问:“打针,多长时间一次?”

  答:“主要是备战阶段打的密。每个人具体情况也不一样。训练紧张时,差不多隔一天打一次,除了打EPO,还打好几种别的针。像丙睾酮啊什么的。到了比赛期间, 主要打双清睾酮速效9303。”

  我问:“据你们了解,马导用药的剂量比别的队是大还是小?”

  答: “特别大。在我们记忆里,原先一支EPO应该打三个人,到了马导手里,开始两人打一支,一人半支,那时马导还在队员当中回避回避,俩人俩人叫到一块儿,打 完一对儿再叫一对儿。到了九三年,就是斯图加特之前, 在青海高原训练, 干脆一人打一支。后来他就嫌麻烦,这还回避个啥呀,一人一支,人又多,大伙儿集 中到一个屋里,一起打就行了。全队用药量很大很密, 打针太频繁了,今天这种药,明天那种药。几乎每人每天要打一支。有时上了火车也打,马导他真够累 的!”

  我问:“除了马导亲自动手,还有别人替他打针吗?”

  答:“没有别人,全是他亲自打。他谁也不相信。”

  我问:“每个队员的具体情况, 除了马导别人也难以掌握? ”

  答:“对啊。马导经常拿着那张计划表,他要看着表做参考,按表上的时间给我们打针。你刚才问为啥在火车上还打针,就是这个计划表,起规定作用。比如表上指示今天应该打,今天咱队正在火车上,在卧铺上,他就不乐意耽误,照常注射打针。”

  我问:“打针通常是打臀部吧?”

  答:“对呀。”

  我问:“那么要在火车上打针,人来人往的, 脱裤子多不方便?”

  答:“火车上的卧铺是一格一格的,要是给一个人注射,别的队员就自动围住卧铺口儿,放点哨,挡着点儿呗,不能让人看见。对于我们来说,那阵儿打针太正常了,人都给打麻木了。啥也不愿多想,何必想一回伤心一回。”

  问:“打针的时间性是相当讲究的?”

  答: “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平时训练要打针,还是按天计算,弄不错日子就行。一到比赛期间, 打9303,打9421,那就需要按小时计算了,错半小时也不 好使。马导特别讲究时刻。比如今天下午比赛,把检录的时间,把作准备活动的时间, 都计算好,估计打发令枪的时间应该是5点钟,而速效9303的药 性, 要在注射后4小时发挥作用,那么, 就是中午1点钟必须打针,或者稍稍提前十几分钟。记得比赛期间,每次吃中午饭,我们心里都掐着时间,往往是饭后 过一会儿,就开始打针,一点儿不能耽搁。”

  我的心在颤抖,我的手在颤抖,就像我也被狠狠地打了一针。

  长期使用兴奋剂, 使马家军队员们的心灵倍加脆弱。越是缺乏人性的地方,人们对人性的渴盼就越强烈。

  队员们纷纷给外面的亲友发出血泪交流的信件,企盼得到人间的亲情和理解。有的队员给父母兄弟寄上深夜哭诉的录音磁带,渴望着有一天回到父母怀抱,能得到家人的宽容。

  这 里, 有一盘马宁宁在1994年18岁生日那天,寄给父母亲的录音磁带。王军霞曾经说过, 马宁宁是一位中长跑天才,她17岁在济南参赛,就打破了 3000米世界青年纪录,那是张林丽一年前创造的。她俩的姐妹关系也最好。印象中马宁宁很开朗,有说有笑,这时, 她却对着小录音机,哭泣着向爸妈诉说:

  …… 那一年,我刚过了十六岁生日,爹和妈送我到沈阳训练,我不愿意留在马导这个组,哭着要跟爹妈回家,妈急了,动手扇了我六个大嘴巴子,嫌我没有志气,逼着我 留下来。当时你们走了,我三天三夜没睡觉。我不怨妈,这辈子我感激还感激不过来。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练出个样子,给爹妈争气。你们希望哥哥能考上大学, 哥哥没有考上,你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可是我的压力太沉重了,两年来,每晚我都伴着眼泪睡觉,含着眼泪进入梦乡,盼着明天会好,可是明天更加沉重 啊!我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两次差点儿自杀。我怕你们承受不了啊。爹!妈!每当你们在电话里对女儿说,多出成绩,多出点儿名,好为家里多挣点儿钱,我就好 难受,我常常想到妈做机器活儿的时候,累成那个样子,女儿多么心疼,我常常想到爹总是闷闷地喝酒,我知道那是愁的,女儿多么担心。我要为你们多挣点钱,女 儿不是没有志气的人。但是, 出名儿的背后是什么?过去我不敢告诉你们这里的真相,每次写信、每次电话,女儿告诉你们的都是虚伪的话!开始我想,来到这个 组,该是命中注定,我拼命地跑,拼命地练,也拼命地吃他给我的那些药。可是这些药对我们女孩儿来说,副作用有多么的大。时间一长,我们都变了,走在大街 上,一说话,大家都以为我们是男孩子,当人家问起我们是男还是女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为了报答爹妈的恩情,我还是吃了,还是用了!正因为这些药, 才使我们姐妹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女儿今天才十八岁,女儿心灵上受的折磨不次于成人啊!(哭泣)爹,妈,我现在还在拼命地练,我明白,只有服用那些药, 才能超过别人,才能跑出好成绩,可是女儿不想背叛自己,我决不再服用那些东西,我要为做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斗争!我好害怕自己退役后成了家,有了孩子是畸形 儿,给孩子带来先天性的疾病,甚至不会生育!这一切,世上又有谁知道?多少人把我们当明星当偶像,崇拜我们,又有谁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稍微了解一些内幕 的人,又有多少人瞧得起我们,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们不男不女,不是个好女人,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也有男孩子追求过我,因为我的自卑,我拒绝了。 爹,妈,本来女儿不想跟你们说这些,我想了好久好久,但是我害怕女儿有一天做出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怕你们不理解女儿啊!多少次我想逃跑,去四处流浪,是 死是活天注定,每一次,我都说服了自己,留在了队中……这些事情姐妹们都陆续跟自己的父母说清楚了,想让自己世上最亲最亲的人理解我们。我们小小年纪,已 经饱经风霜,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今天,是女儿十八岁生日,我独自一个人站在田径场上,眼望着家乡的天空,从心里唱着祝福自己的生日歌(她在哭着 唱):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没有人为我祝福!妈,记得我小的时候过生日,你拿着鸡蛋,在女儿身上滚呀滚或……。(痛哭)。妈啊,女儿想你啊,我 已经失去了多少做人的欢乐,我再也不想做男孩子,我再也不想挨打受骂受侮辱,我再也不想让人把我们当做赚钱的机器,再也不想让别人把我们当驴,没有尾巴的 驴啊!从我十三岁进体校到如今,女儿离开爹妈已经五年多,总有一天,女儿精神上要崩溃的!女儿的心,已经老了……亲爱的哥哥,你听了妹妹的话,你也许会大 哭一场,但是妹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说出来啊!我多么想找个肩头靠着哭泣。……现在夜已经很深了,我没有丝毫的困意,今天,我总算是把心底的话说给 了我的亲人们。只希望爹妈对女儿不要期望过高,期望越高,女儿害你们越深啊!……

  这盘坦露心怀的录音磁带在许多队友的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当她们稍有空闲的时候,就从马宁宁那里悄悄地借来磁带偷听,每个人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泪水,听一次痛哭一次,听一次反省一次。最终,她们要讨回人的至尊:“要为做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斗争!”

  细心的读者也许能够想到: 怪不得成绩极好的刘东, 刚刚打了800米全国冠军, 就非要离开马家军不可……

  1995年3月底,我仍在这些昔日马家军当中采访生活。一天早晨,王军霞哀伤地找我,交给了我一封信。我疑惑地望着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王军霞强忍悲痛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涌了出来,她说:“马宁宁走了!”我当时一怔,急忙打开这封短信:

  尊敬的赵老师:

  您 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怀着万分难过的心情,离开了这块伤心地。我带着满心的痛苦和遗憾,只能这样离去。我别无选择,这一天我已经祈盼了好久好 久。我将在新的环境里重新振作起来,完全改变自己,让时间和苦读来帮我忘掉过去的一切伤心事,我要去西安工大读书。此时此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只 有眼泪。出去以后,我会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路,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一定会做你最忠实的读者,有麻烦别忘了来找我,我愿意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别的我不会 多说什么了,现在我实在太激动了……。

  马宁宁敬上1995年3月29日

  天才马宁宁, 终于和这支队伍不辞而别。

  在王军霞将要失声痛哭的时候,她扭身跑了出去。漫漫跑道上,她们又失去了一个同甘共苦的小姐妹。

  马宁宁毅然奔向了自己心中的乐园。灿烂阳光和充满着文明元素的大学校园, 接纳了这个苦命的孩子,一个世界中长跑青年纪录创造者。

  我把这封短信收起来,默默地祝福她,为她的新生长舒了一口气,谁知前路孰喜孰悲?她离队时,居然没有向运动队提出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索要一名专业运动员的任何手续,没有同任何领导者告别——马宁宁就这样走了。

  决不仅仅只有老队员是兴奋剂的受害者,我再次想说,马俊仁同样也是受害者。老马不过是一位实用至上、辛辛苦苦、心强手硬的教练员而已。队员们最终把多年怨气撒到了他身上,她们似乎也只能向着教练员撒气或者报复。

  的 确,老马负有难以推却的责任,他和国内外许多教练员一样,是兴奋剂在本小组的直接推行者,运动员不冲教练撒气儿冲谁?但是,老马的背后是什么呢?运动队的 背后是什么?体坛的背后又是什么?有民族的自省,始有民族的强大。以往的误区,沉痛的教训,当使我们每一个同胞清醒些,再清醒些。

  在 马家军全队出走的前夜,队员们给自己的教练郑重地交上了一份《辞职报告》,这个报告比之老马当初的《辞职报告》要精短的多。队员们在报告中只谈了一个问题 ——还是兴奋剂。正是这一点,使老马万分苦恼,身心憔悴,却无从解释。老马是一贯炒别人鱿鱼的人,最终让兴奋剂这个妖魔炒了他的鱿鱼。这份报告此前从未公 开披露过一字,现在我们亮一亮底细:

  马导:

  我们大家都苦练了这么多年了,马家军也已经名利双收。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您的身体不好,我们感觉身体也不好,所以想同您商量,大家都退下来,不希望出现游泳队的结果。

  签名:

  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刘莉、张丽荣、马宁宁、

  王小霞、吕亿、吕欧、王媛、姜波、董延梅、葛欣、尹莉、

  白雨、胡滨、姚雪梅。

  1994年12月12日

  最后一句话,重如泰山。当时,身在大连基地的17名新老队员全部签名, 无一遗漏。基地没有复印机,在签名之前,姑娘们一连抄写了一式五份,以便多人留存。17名队员, 便把自己的名字在报告上一连签了五遍。

  当晚, 她们把报告交给老马,随即爆发了一场漫长而又激烈的谈判。老马肝胆欲裂,自食其果,他不知道该去骂谁,他解释不好这个最糟糕的问题。

  所以说,马家军兵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长期以来传说的经济纠纷。

  报告中“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一句,指的正是国家游泳队等十一人服用兴奋剂被查禁的最坏消息。

  国际国内,四面楚歌。所以大家“不希望出现游泳队的结果”,也就是不愿意被查出来遭到全队解散。这次兵变的全过程和更多的剖析,我将在后面章节中向读者报告。

  我也很难,这部报告文学, 不谈兴奋剂问题,就不够真实, 也无法解释马家军成败始末。

  由于马家军队员受到兴奋剂毒害尤为深切,所以,她们在揭露和反对兴奋剂问题上相当坚决,毫不退却。

  一方面, 她们决不到处乱说,以免被国内外某些组织和个人所利用,警惕性很高,另一方面,她们又坚决支持自己所信赖的作家,深切期望最终达到全民族吸取教训的崇高目的。

  是她们在我采访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信念和力量,我深深地感激她们。生活中的事实教育着我,不容我做出虚妄的避让。

  她们对马俊仁多有成见,这一点我能够理解,尚且难以同诛同讨。而从其它方面看,我们这些成年的知识分子,却远远不如她们纯洁透明, 真诚自信。

  尤其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她们饱含心血,联名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以极大支持。现在, 我愿意把这封浸蘸血泪的书信,敬献给亲爱的读者们。原信如下:

  尊敬的赵老师:

  您好!久闻您大名,非常相信您是一个正直的、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你来我组搞调察(查)研究,提起了过去。那真是一段血和泪的历史,我们愿意为您提供一切宝贵资料,把事实的真象(相)留给历史,把我们的冤屈告诉无数正直、善良的读者。好为我们伸冤平反。

  我 们向您倾诉的,马教练多年来对我们的打骂虐代(待),都是真实的。多年来引诱、逼迫我们大剂量的服用违禁药品,也是最真实的。在揭露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 情非常沉痛复杂,还担心祖国的名誉受到损害。同时对我们流血流汗所获金牌的“含金量”也很担忧。但是这些罪行又必须揭露,因为我们不想让同类事情发生在下 一代人的身上。这些非人的折磨,已经使我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您在披露事实真象(相)的过程中,也许会遇到阻挠和迫害。(以下为怀疑指责马俊仁的话,此略。)……但是我们不会让您孤军奋战,在困难时,我们会挺身而出,全力支持您。这是为了祖国的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是为了人间的那一份道义和良知。

  我们代表所有身受迫害的队友们,向您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还是一群孩子呀,我们是人,不是一个机器,更不是什么牲畜,我们需要过人的生活,我们有做人的权利,我们需要自由!

  此致

  叩首

  签名:王军霞、刘东、张林丽、刘丽、张丽荣、吕亿、马宁宁、吕欧、王小霞、王媛。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沈阳

  这封信由王军霞等几个人讨论,由王军霞亲自执笔写就。她恰恰是队伍中获得金牌最多、荣誉最多的人。她毫不顾忌自己的得失,一切为了理想, 为了后人,这需要多么深沉的思考,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需要多么纯粹的品格。

  这封信, 促使我在田径队大楼的宿舍里激烈地思考着。我反复捧读它,一遍又一遍,我彻夜不眠,我手里捧着的分明是一颗颗中华儿女鲜活的心。我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拷问。渐渐地,我冷静下来,渐渐地,就有了现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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