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闭小区从何而来：“新单位主义”的回应

　　以单位和单位大院为依托的城市发展组织和空间建设对居民生活和城市运行带来了深刻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说，第一，单位大院促进了社区安全。实体的院墙将城市空间与单位空间进行了区隔，大门成为唯一的内外联系通道。出入大门的身份识别，对外部群体限制的同时也将不安全因素限定在了大院之外。

　　第二，单位大院促进了居民交往和心理归属感的形成。单位社区居民既是同事，也是邻居。业缘、地缘关系的重合，再加上单位经常组织的集体活动，为居民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创造了条件。交往增多、长期在单位大院居住的时间效果和单位身份识别作用共同促进了居民心理归属感的形成。

　　第三，方便了社区组织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公共产权的基础上，单位家长式的管理为社区运行创造了便利。同时，居民活动组织也更容易。在公共服务方面，单位办社会的模式为居民就近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

　　当然，单位空间组织模式的不利影响也十分明显。

　　首先，单位大院造成了城市空间的割裂。单位大院的封闭性导致了城中城的出现，在城市空间整体层面上形成了蜂巢状的结构。这样，单位大院相互之间的联系被限制，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流动性被削弱。

　　其次，单位体制和单位大院造成了城市空间规划调整的困难。由于单位性质与级别的存在和土地利用无偿、无限期的使用特征，当城市整体发展与相关单位利益不一致需要协调时，困难就会产生。尤其是对行政级别高的单位来说。

　　再者，单位大院对城市交通的阻碍作用。许多单位大院体量巨大，其封闭性导致城市交通必须绕行。同时，也限制了交通微循环的形成。这也是本次意见的重要原因。

　　最后，单位体制和单位大院造成了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和效率低下。由于单位公共服务只限于其内部成员，单位之间便形成了各自领地的公共服务。这进一步构成了规模效益的障碍，也导致了相关主体缺乏竞争和活力，并最终造成公共服务的效率低下。

　　封闭小区建设的第二波：转型期门禁商品房社区的建设

　　转型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环境和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管理模式和空间建设方式，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度主导的城市实践。

　　其中，住房商品化对城市运行和发展有深刻影响。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开发商建设、居民自主选择成为住房产品供给的主流形式。而城市化新居民的住房需求和原居民住房改善需求大量产生。这就和城市更新改造一起，推动了居住郊区化的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原来的公有住房逐步私有化，并为相应的居住过滤创造了条件。

　　单位大院职住合一、自成一体的情况开始深刻变化。在新的住房供给和选择机制下，以收入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居住空间格局，开始逐步代替以身份为代表的居住空间。在此过程中，门禁商品房社区大量建设，满足了居民对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的追求。同时，大量的单位院墙出现了虚化、绿化等调整，部分大院的围合度有所降低。但市场机制下空间使用权的明确，也导致了部分单位大院内部进一步分割，“再墙化”现象明显。许多单位社区在此过程中选择了门禁化管理。

　　转型期封闭小区的大量出现，对满足居民新的居住需求有重要作用。

　　首先，封闭小区满足了居民的安全需求。转型期以来，我国城市社会构成日益复杂，流动性不断增强。社会管理、治安形势以及居民心理的变化，使得安全成为了住房选择中的重要因素。小区门禁化和专属的物业管理，很好地适应了这一需求。

　　其次，封闭小区满足了部分居民对身份认同的追求。受城市社会构成复杂化和消费文化的驱动，符号成为部分居民彰显身份和实现社会认同的媒介。居住空间同样成为了消费符号的载体，高档居住小区日益成为居民身份的代表。

　　再者，封闭小区满足了居民对私密性等生活环境质量的需求。随着居民个人意识的提高，私密性被看得更加重要。同时，安静、绿化也是居民生活质量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封闭小区通过俱乐部的形式为同时兼具消费需求和支付能力的群体提供了相应的生活环境。在城市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

　　最后，封闭小区为产权明确、管理便利和个性化服务创造了条件。封闭小区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居民家庭空间、业主共有空间和城市空间的界限清晰可见，明确了居民的个人和公共财产，也为不同类型服务的供给与消费划出了边界。

　　但封闭小区也存在本身固有的不足及其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其中被批评最多的是封闭小区所造成的社会空间隔离。在住房个体选择的模式下，居民收入和身份与居住空间互为表里，并不断固化。居民在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上逐步分割，造成了潜在的社会矛盾，也限制了社会互动和社会流动，从而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其次，封闭商品房小区存在公共活动不足和活力缺失的问题。由于商品房小区存在公共空间不足，加之居民相互陌生和生活节奏加快，小区内公共活动和社会互动普遍存在不足。这进一步促进了居民防卫心理的提高，陌生感、疏离感和现代性的寂寞普遍存在，而至关重要的心理归属及地方感则严重缺失。

　　再者，大体量的封闭小区构成了城市交通运行的障碍。大体量的封闭小区一方面降低了城市路网密度，阻碍了城市微循环的运行。另一方面，封闭小区的出入口往往也是交通堵塞的关键点，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出行成本。

　　封闭小区未来消退的依托：新单位主义思想的城市发展再组织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发现封闭小区的存在有其丰厚的现实土壤，而有形的墙和物质层面的空间封闭，只是相应功能和心理需求的具体表现。想要消除空间封闭的负面影响，走向开放和互动，势必要去除物质层面的障碍。但若将封闭小区的问题简化为围墙的阻碍，忽视了封闭小区背后的社会与心理复杂性，则可能造成更复杂的问题。即便强力实施，“墙”将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

　　因此，从原理上来说，只有在现实中消除了对封闭的需求，才能实现开放的街区制的水到渠成。

　　在其著作中，柴彦威教授等通过对单位制发展模式和转型期模式的双重扬弃，“取其精华”，继承其理念的合理成分，提出了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新单位主义”框架，提升未来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单位主义思想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和居民生活空间的优化，解决中国城市在转型期累积的公共空间与社会交往不足、社会空间的隔离与公正不足以及长距离通勤与高碳化的环境影响等问题。

　　新单位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于构建职住接近与功能平衡的土地混合利用模式、“低排放、低冲击、微循环”的环境影响单元、社区自治和空间公正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和“居民日常生活行为在地化”的基本空间单元（图4）。

　　从实践上来说，新单位主义着眼于居民的日常活动，通过城市设施和居民行为空间的优化，来调整现有不合理的城市活动-移动系统。

　　其中，在日常生活圈主要完成居住活动、日常购物及社区交往、体育及其他生活性事务，其特点是相对无规律重复发生，需要随时满足、并且往往以家庭形式开展。

　　通勤活动圈主要是通勤活动为主、以及较高等级的购物与社交娱乐活动。例如通勤等活动，一般以天为时间尺度，工作日重复，并且应该以个人出行及公共交通为主。

　　城市生活圈则主要以公务等事务性活动为主，以及高等级的休闲等享受型活动为主，发生频率一般在每周一次或者更长时间尺度一次，表现出长周期的无明显特征规律。

　　在生活圈体系中，对封闭小区影响最大的，是日常生活圈的形成。日常生活圈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和居民互动的提高，对于应对公共服务的匮乏和相应的社会公正问题、心理归属感的缺失问题和居民之间交往互动不足问题都有积极作用。日常生活圈尺度城市交通微循环还可以极大改善城市路网密度不足的问题。

　　比日常生活圈更小的尺度，则是以居住为核心功能的空间组织，从体量上来说以组团为宜。在该尺度上，要塑造安全、安静、绿色和远离交通干扰的生活环境。其形成需要物业、居民和社区组织的共同维护。其中对交通干扰的限制应该通过道路系统、绿化和社区管理等共同实现，而非简单的围墙式封闭。通过日常生活圈的打造，既可以满足居民对私密、安全、安静、绿色的追求，也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居民交往和公共参与的提升。

　　因此，从功能上来说，日常生活圈着眼于居民的现实需求，通过公共空间的营造、组织管理的改善，从本源上可消除居民对封闭小区的实体性和心理性需求，为未来街区制的推广创造条件。

　　总的来看，新单位主义是针对城市活动移动体系重构与生活空间建设不足、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面临着市场失败与政府失效等背景，聚焦于日常生活与地方的营造，在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吸收地方企业、社会企业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多中心的社区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