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不是家务事 反家暴难在哪?

　　“你这次被女婿打成这样，离与不离主要取决你自己，爸妈整天替你担惊受怕。这次我报警也是被逼无奈，是否再要回到那个受气的家，你自己定……”

　　“哥，如果他这次回来还打我，我会坚决离婚，但现在我还对他抱一线希望，毕竟他还是娃他爸……”

　　这是一名来自长安区的女子和娘家哥哥的对话。2016年1月16日，她被丈夫王某打晕，血流不止，“她女婿以为把人打死了，用被子裹着打算抛尸，发现人没死，抱回家继续打。”娘家哥哥说，妹夫动不动就打人，也经常有言语威胁，娘家人都很气愤和恐惧。

　　1月17日，娘家人出面干预，受害女子被解救住院抢救，家人报警，警方没出警。次日，在家人陪同下，该女子前往派出所报警。1月19日，华商报记者陪同受害女哥哥来到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有关负责人说，已接到受害人报警，会尽快调查取证。

　　2月24日，华商报记者再次询问派出所有关负责人时，对方婉言拒绝了采访，但表示会严肃认真办理此案。据悉，施暴者已被警方拘留。

　　警察的苦衷

　　受害方往往报警后又求情

　　西安市妇联调查发现，很多受害女子向警方报案，受“清官难断家务事”观念影响，常常遭遇不被受理或处置不及时。

　　即将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的“公安告诫制度”，为警察及时干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不构成治安处罚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可通过出具书面告诫书的形式进行警告，但在实际操作中，警察有难言的苦衷。

　　“家暴处置不仅仅是法律条例那么简单。一旦调查取证完毕，要采取强制措施，往往又遭遇受害方求情，施暴方也忏悔，一家人说好就好，警察反倒里外不是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派出所负责人说，“不管吧不行，管吧，轻不得重不得，只要没造成严重后果，派出所往往只能给家让位。”

　　为什么很多受害人会相信加害人的保证？甚至报警后又请求警方放人？

　　不愿透露姓名的张律师认为，这是因为受害人一方面对加害人有情感和经济上的依赖，还有就是考虑到孩子，认为“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报警不过是“吓吓对方，让他不敢也就是了”，所以面对家暴时，态度会反复。

　　针对这一特点，《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保护当事人隐私”。也就是说，设法督促加害人回归家庭、通过改变加害人行为模式来减少暴力，而不是简单采取强制措施。

　　法官的烦恼

　　证据缺失 法定标准弹性大

　　反家庭暴力如何从司法层面干预，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2010年陕西省高院开展家庭暴力案件“人身保护令”试点。然而在实际审判中，核发人身保护令的证据标准如何掌握，离婚案中家暴的界定，都是司法干预的热点和难点。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审判员王淼说，对区法院2010-2012年三年离婚案分析，离婚纠纷占有极大比例。2010年，该院离婚结案533件，判决离婚69件，提出有家庭暴力的76件，认定有家庭暴力的0件；2011年，离婚结案628件，判决离婚79件，提出有家庭暴力81件，认定存在家庭暴力2件；2012年，离婚结案604件，判决离婚77件，提出存在家庭暴力54件，认定存在家庭暴力1件。

　　上述判决离婚案件中，在起诉中称存在家暴的12%，绝大多数由女方提出，而事实上每年被判决认定家暴的仅1.4%。“主要原因是多数受害人在暴力发生时错过了取得证据的时机，没有及时报警、采取医疗救治等，导致在诉讼中出现有述无证，或者证据不足。”王淼说，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多样性和连续性特点，因此保留证据至关重要。

　　另外，家暴的法定标准弹性大，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理解不一，意见分歧也很大。

　　丈夫被判刑

　　妻子多次申请离婚

　　陕西省妇联援助的一起案例中，受害女四次申请立案才得以离婚。

　　27岁的王某，西安市灞桥区村民，家里的独生女，2007年与商洛市商州区的张某结婚，生育有一男孩，张某作为上门女婿与王家人生活在一起。

　　婚后，张某因家庭琐事经常打骂妻子。王某曾两次报警求助，并于2009年7月、2011年1月两次起诉离婚，第一次未判离，第二次因张某当庭保证，法院调解结案。2011年4月11日，两人争吵后，张某向家中水杯投放农药，意图杀人后自杀，被王发现后报警，后张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

　　2012年3月27日，王某第三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一审法院仍然没有判离。王某提起上诉，同时向省妇联寻求了法律援助。

　　二审庭审中，维权律师表达了原审判决应予撤销、应当判决离婚的理由，但二审法院却维持了原审判决。维权律师质问，家庭暴力是应当判决离婚的情形之一，《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实施家庭暴力经调解无效，应当判决离婚；《最高法关于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意见》列举了13种视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其中第11种情形是：“一方的违法或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很显然符合该案的情形。

　　2013年4月，王某第四次诉讼至灞桥区法院要求离婚。当年底，王某终于拿到了离婚的判决。

　　人身保护令试点5年多 申请率低 裁定执行难

　　王淼介绍，作为2010年陕西省高院开展家庭暴力案件“人身保护令”的试点法院，咸阳市秦都区法院自2010年至2012年三年中受理人身保护令案件共计5件，其中紧急保护令1件、长期保护令4件。

　　《陕西省人民法院家庭暴力案件“人身保护令”实施规则》要求，保护令包括诉前紧急保护令和诉中保护令，诉前保护令由法院立案庭优先办理；诉中保护令，当事人直接向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申请。保护令包括多项保护措施：禁止被申请人殴打、暴力威胁申请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禁止被申请人跟踪申请人，或者通过信件、电话和网络等方式骚扰申请人；责令被申请人搬出双方共同住处，或者禁止被申请人进入申请人住所及申请人其他活动场所；终止被申请人对其未成年受害子女行使监护权或探视权等。

　　相较在诉讼理由提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人身保护令申请率不足3%，形成这一明显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当事人无法提供任何证据；相当一部分案件以调解和撤诉结案，不再提及家暴；对违反人身保护令，处罚有“执行难”的忧虑。

　　陕西省高院研究室调研报告分析，每年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案件约1万起，但发出去的人身保护令数量却极少，主要原因是宣传力度不够，认为是家务事，受害人不敢求助公权力，认为公权力介入就会改变矛盾性质等。

　　另外，人身保护令裁定内容单一、法律适用难、证据规则把握难，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相当一部分法官认为新修订的《民事讼诉法》规定过于原则、模糊，不具操作性。

　　更重要的是举证责任，一些法官在审查受理人身安全保护申请时，在证据标准、举证责任等证据审查把握方面等同于一般的诉讼案件，但由于家庭暴力案件隐秘性特点，一些受害人举证比较困难，导致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人身保护令裁定执行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该《实施规则》中规定的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禁止被申请人接近申请人经常出入场所200米范围内等措施都存在操作复杂、执行难度较高的问题，其中很多措施超越了法院的职能范围，因此，必须依赖于保护令实施多机构综合责任机制。

　　而即将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受到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72小时内作出决定，紧急情况的24小时内作出人身保护令。

　　受害者向高学历妇女 高层次家庭发展

　　尽管司法实践对于制止家暴做了不少有益尝试，但家暴仍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暴，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

　　实际上，目前我国家暴状况缺乏全国性统计数据，妇联有统计数据、公安有统计数据、法院有自己的统计数据。省妇联系统去年共受理各类信访投诉7552件，婚姻家庭权益占信访总量的61.1%，其中家暴投诉占40.7%。

　　中国法学会家暴网络的抽样调查显示，家暴在普通家庭中的发生率为34.7%；省妇联近3年统计，涉及妇女家暴案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递增，且呈现平均年龄下降、手段残忍、家庭冷暴力、庭审取证难等特点。

　　西安市妇联权益部姚丽君介绍，刚刚召开的西安市“两会”上，妇联提交《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提案》，“很多妇女长期忍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忍无可忍才来投诉，还有更多妇女出于面子、经济等原因而隐忍，因此来信访的家暴很可能是冰山一角。

　　除此之外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家庭暴力出现了新的走向，受害者出现了从低学历的农村妇女向高学历妇女、从低层次家庭向高层次家庭发展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大学文化程度占21.57%，城市妇女占81.5%，农村妇女占18.5%。

　　目前，精神暴力占家庭暴力的比例越来越大，挖苦、漠视、恐吓、使用伤自尊的语言等精神虐待的手段逐渐增多，占比增加到12.43%。婚外性行为、性骚扰、离婚夫妻纠纷引起的家庭暴力呈明显上升趋势。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遭遇的是冷暴力。“冷暴力”具体指夫妻一方虽然不对配偶动手，但对对方表现出冷淡、轻视、疏远，明显的特征包括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庭工作等。

　　从个体角度出发，造成家庭冷暴力的原因有性别歧视、夫妻性格不合、家庭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婚外恋、女方失去生育能力等等。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冷暴力的发生有普遍的社会背景。随着社会交往方式的日趋丰富，凸显夫妻情感交流的相对匮乏，而夫妻发生冲突时，传统大家庭中夫妻可寻求的矛盾缓冲机制（如家庭支持）也不复存在，加之文明程度的提升，夫妻把家庭矛盾的对抗形式由低级的身体虐待转为高级的精神压迫。相较于肢体暴力，家庭冷暴力更具隐蔽性，但危害却显而易见。长期处于“冷暴力”下，心理、情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妇联提醒

　　要明确表示“对家暴零容忍”

　　陕西省妇联主席龚晓燕认为，《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反家暴迈向了法治化、专业化，畅通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渠道。下一步省妇联将努力促成“对家暴零容忍”的社会态势；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制定完善与新法配套的法规和政策措施。协调并联合公安、法院、民政等部门，将《反家庭暴力法》所规定的家暴告诫、人身保护令、庇护等制度尽快在我省实施。

　　陕西省妇联权益部林海君认为，反家暴应当首先以预防为主，从个人层面尤其是女性应了解和掌握4个方面内容：一要主动学习如何经营婚姻，化解家庭矛盾，不要因常见的吵架、争执、猜疑等家常琐事而演变升级为暴力事件；二要自尊自立，争取经济、人格、精神都能独立，减少对施暴者的经济依赖和人身依附；三要通过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明确表示“对家暴零容忍”，尤其遭遇第一次暴力事件，必须作出适当反应，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接受”；四要转变“家暴是家务事”的传统观念，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比如在紧急情况下拨打“110”报警，要求公安出警人员做好记录；勇敢诉说自己的遭遇，及时向妇联、村（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亲友等寻求心理干预、安全庇护和法律帮助；受到严重伤害和虐待时，要注意收集证据。例如受伤后及时就诊并保管好病历、诊断证明，伤情鉴定结论，收集人证、物证（施暴工具、施暴者的悔过书及伤情照片），必要时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律师建议

　　尽快出台办案细则

　　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刘长洪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屡禁不止，与现行法律缺乏可操作性有关。

　　有关法律人士认为，这次反家庭暴力法对性暴力没有明确写进去是一个遗憾。因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家庭暴力形式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其实很多最后以暴制暴的女性，都对遭受的性暴力难以说出口。

　　刘长洪建议尽快出台《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案细则》，明确制裁措施。比如施暴者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对施暴者拘留：限制受害人的人身自由的；造成受害人轻微伤的；虽未造成轻微伤害，但实施二次或二次以上家暴的；虽未造成轻微伤，但手段恶劣的或有更严重暴力可能的；施暴者拒不配合公安机关办案的。同时，必须明确办案机关法律责任，对不按规范办案的、不作为的，要依法予以处罚。只有制定了强有力的保护制度，施暴者才会存在敬畏之心理，才会收敛施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