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卫生部副部长：我外孙看病4小时挂不上号

　　以前对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印象是儒雅，昨日，对他的印象又多了一个：守信。

　　昨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后，黄洁夫被记者围追采访，其间他被工作人员告知有事要做，记者们追着不让他走，他笑着说：“我忙完了再回来。”记者们说：“那你记着一定回来，我们还有问题。”黄洁夫边走边点头说：“一定。”

　　黄洁夫走后，一半的记者散去了，还说：“那只是‘金蝉脱壳’之计，哪里还会回来？”然而，两三分钟后，黄洁夫出来了，坚持等候的记者们再次围住他。

　　>>谈儿科医生短缺:

　　医学教育和人才使用严重脱节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是不是现在儿科医生短缺？

　　黄洁夫：有记者问过我现在儿科医生缺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现在医学院培养的都是全科医师，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都要学，分科是工作以后根据需要和个人情况。

　　大家为什么有儿科医生缺少的印象？我想问每年毕业那么多学生都干什么了？现在的问题是，医学教育与人才使用严重脱节，学校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轨。

　　我是（19）63年上的大学，（19）69年毕业到县上的医院，那时县医院里有很多都是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现在在基层医院还能找到好医生吗？医科大里学得好的，都去读研、读博了。

　　这几年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了“九龙治水”，20多个部门谁说了都不算，国家投入从几年前的（每年）1.7万亿元，到现在4.2万亿元，花了很大力气加强基层医疗设施，但没有好医生，好多先进的设备配备好，连用都未用过。所以医改的关键是人，如何让好的医生去需要的地方。

　　>>谈看病难:

　　去儿童医院花4小时没挂上号 我女儿都哭了

　　记者：您刚才在记者会上说到打击号贩子不能靠计划手段，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黄洁夫：大家知道我是个医生，曾经管过干部的医疗，经常有领导、朋友让我帮忙（在医院）加个号，一些领导、企业家看个病、挂个号也难。这就看出来老百姓看病有多难。

　　现在说“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我觉得这个口号就不对，什么叫小病，什么叫大病，小病可能是大病，大病可能是小病，这个口号会让大家对社区不相信，社区医院就是小医生看小病，每个人生病，包括我自己，生了病都以为是大病，就先要到大医院去排除。

　　这事我家就发生过。我的小外孙生病了，我看了说是小问题，我女儿不相信，说爸你是搞肝脏外科的，不是小儿科，一定要去儿童医院看病。去了花了4个小时没挂上号，我女儿都哭了。回来和我说，老百姓看病真难。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办多元化的医疗体系，根据自身情况，老百姓可以选择不同的医院，民营也罢，公立也罢，多花一点钱就可以享受到好的医疗，不用走后门，不用买号贩子的号。所以，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卫生事业的规律办好医疗。

　　>>谈医科大学合并:

　　医学院校并到综合大学没办法管

　　记者：您怎么看医科大学合并到综合类大学的事？

　　黄洁夫：医学院校合并到综合类大学，按照教育规律本身也是件好事，但行政化的学校体制严重影响了医学院校的发展，合校后的医学院不同程度都受到创伤。我以前是中山医科大学的校长，合并后变成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是个厅级，中山医学院就变成处级单位，中山医学院原来的8个附属医院有5个是副厅级，医学院怎么去管这些附属医院呢？医院只能由大学来管，但大学又不懂医疗，所以全部都散掉了。所以体制上要改革，医学院校的管理体制跟上医疗卫生的规律。

　　>>谈器官捐赠:

　　落后的不是民众的思想观念

　　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

　　记者：过去一年全国做器官移植有多少例？有多少是通过您推动的公民捐献系统做的？

　　黄洁夫：从去年1月1日开始，所有的器官必须来自公民的捐献，这也是唯一合法的渠道。当时很多人，包括媒体记者都说，你这一宣布中国的器官移植肯定会紧缺严重，老百姓可能得不到这个服务了。我当时就说不用担心。落后的不是民众的思想观念，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器官移植变得阳光、透明，去年捐献的2766例，近8000个器官，加上亲体捐献，差不多近3000人，我们去年器官移植总数是11000多例。去年登记的有2.8万人等待器官移植，做了1.1万多例，我想今年还会有大的发展。

　　因为器官都是来自医院，器官的质量大大改善，去年器官移植成活率是历年来最好的，也成为亚洲国家器官捐献最多的国家。从以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的器官移植是每百万人口0.02，上升到去年的每百万人口2.1。去年10月，全球器官捐献委员会全票通过接受中国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大家庭，今年10月份全球器官移植大会第一次选择在中国召开。

　　我经手过的器官移植百分之百是合法的，没有一例是非法的。

　　>>谈器官移植:

　　建议首先将肾移植纳入大病救助

　　记者：器官来源透明后器官移植会发生什么变化？

　　黄洁夫：当器官来源变得透明公正后，这个事业就变成我们社会可以信任的事业。我们决不能因为一个病人付不起器官移植费用，就将他挡在器官移植的外面。我们捐器官的很多都是穷人，他们的家人需要器官救命，怎么能说他捐了器官他的亲人却不能享受，这就不公平。现在已在制定相关政策推进这个问题解决。

　　记者：器官移植纳入医保有没有时间表？

　　黄洁夫：我和陈竺（原卫生部部长）已经提交了建议和提案，首先将肾移植纳入大病救助，从肾移植开始，再逐步扩大到肝移植、心移植、肺移植。

　　都说器官移植费用高，肾移植20万元，是从进院到出院一年的费用。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把肾病、尿毒症纳入大病医保，这些病人通过透析维持，如果做了肾移植病人活很长时间，整个费用算下来只相当透析的三分之一，这样也给国家节约了很多钱。

　　器官移植在许多国家都是基本医疗，基本医疗不是钱的多少，因为器官移植是在生与死之间的抉择，做了就是生，不做就是死，生命是没有价钱的，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应该纳入公共卫生产品为老百姓提供的。 华商报特派北京记者 张小刚 文/图

　　记者会上 委员们打“感情牌”

　　昨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记者会的主题是“惠及民生共享发展”，黄洁夫、范小建、胡晓义、李卫红、刘长铭5位全国政协委员，有来自医卫界的，也有来自教育界的。也许因为主题涉及民生，回答记者提问时，委员们也打起了“感情牌”。

　　中国教育台的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时说，网上流传一张图片，7岁的小男孩在和即将离乡的母亲分开时哭喊“不要对我这样”。刘长铭说，那张照片他也看见过，“说真的，看到那张照片时，我眼睛都红了”。他说，撤并学校只注重效率，缺少人性化，现在要重新认识村小学对打造一个村子文化的重要意义。

　　经济日报记者向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提问养老金的问题时说，因为父母都退休了，所以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对此，胡晓义表示，“我原来以为只有9000多万离退休人员，再加上一些专业工作者才关心这件事，但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很关注这件事，而且讲到你的父母，我很感动”。

　　动感情的还有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当北京晚报记者问及号贩子的事时，他显得有些激动。“老百姓看病真难，不是救人、救命，谁愿意花四千、五千（元）买一个号啊？”他说，对于号贩子现象，医生也感到很委屈，号贩子把号炒那么高的价，其实医生一分钱拿不到，“患者也不高兴啊，几千元买一个号，几分钟就被打发走了，心里说不定在骂这个医生呢”。 华商报特派北京记者 张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