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医院抑郁症就诊量年涨20%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1月29日，北京安定医院餐厅，两名抑郁症患者相互倾诉。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1月29日，北京安定医院。医生正在给一名抑郁症患者做检查。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1月29日，北京安定医院。餐厅里，“郁友”们跟医务人员学跳舞。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王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

　　他是中国最了解抑郁症的人之一，在他看来，抑郁症不能像感冒一样被轻描淡写，但也并非无法治愈。

　　而在抑郁症防治路上，公众的误解和对疾病知识的匮乏是最不应该存在的阻力。

　　得了一个心脏病、肿瘤知道去哪个医院医治，那为什么精神障碍，是真不知道还是回避呢？

　　他还记得一位同行带着家人来问诊，确诊抑郁症后，这位同行大哭起来。其实，病人早该被带来就医。

　　近日，王刚就抑郁症科普、治疗现状、防治康复体系等方面，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

　　新京报：关于抑郁症的比喻很多，有人把它比作精神上的感冒，你怎么看？

　　王刚：这个比喻很不恰当，抑郁症不传染，把它理解成感冒，好像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绝不是这样。从疾病负担来讲，抑郁症导致的疾病负担比感冒大太多了。它不是单纯的情绪、心理问题，它确是一种有生物学基础的疾病。

　　新京报：你怎么定义抑郁症？

　　王刚：它是一种显著而持久的精神障碍，可以理解为情绪障碍的一种，大多数会间歇性发作，一阵好一阵坏。

　　抑郁症患者当中，有15%到50%的人一生就一次，而50%到85%的人，一生中会不止一次发作。

　　从症状上来说，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工作、生活、学习这些都会受影响，自杀率也比较高。

　　新京报：比如有人因为失恋，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情绪都不好，这算抑郁症吗？

　　王刚：不管是什么原因，可以是失恋了，或者亲人去世等等，只要满足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持续时间，病程等标准，就可以诊断为抑郁症。

　　当然，绝不是说上网查一查标准，一条条对照，就能给自己下诊断。网上的描述跟你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而且抑郁情绪不等同于抑郁症，这是两回事。

　　新京报：有的患者去医院会得到一个“抑郁状态”的初步诊断，“抑郁状态”该如何理解，是抑郁症吗？

　　王刚：不是。这属于状态诊断，和疾病诊断是两回事，抑郁状态可以鉴于很多精神障碍，比如分裂症的病人也可能有抑郁状态。

　　这是医生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的判断，可以说是一个临时性的诊断，就好比一个横断面。疾病诊断需要一段时间的纵向、横向信息比较。

　　三级医院需要设置心理科或是精神科门诊，医生也需要有一些对精神科疾病的诊治和筛查能力，而全国仅有两万多名精神科医生，数量不足。

　　抑郁症患病比率约为6%

　　新京报：公开数据称我国抑郁症倾向的人至少有9000万，你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王刚：我听到的各种数字也很多，有6000万的，也有9000万的，有些甚至是国外发布的，但都没有经过严谨的统计调查数据。

　　截至目前，一直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科技部刚刚完成了一个十二五项目，数据还没有最终发布。

　　所以我们在谈抑郁症谈精神障碍的时候，一些基础性的数据我们都没有，这不应该。

　　新京报：你曾公开提到抑郁症在中国的患病比率约为6%。

　　王刚：按照6%去算应该差不多，这个数据已经靠谱点了。但按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这个患病比率当中排除了少年儿童。

　　新京报：安定医院这几年抑郁症患者人数有明显增加吗？

　　王刚：当然有，2006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抑郁症治疗中心，现在有三个病区，将近200张床。2006年成立时，70%的门诊和住院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2009年，抑郁、双向情绪障碍的患者比例已经达到50%左右。

　　医院统计更多的是人次，去年总人次在40多万，抑郁症大概在15万人次左右。每年总门诊量以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速度往上涨。

　　新京报：抑郁症治疗中心，医生每天的接诊量大概多少？

　　王刚：抑郁症病人太多，单纯靠抑郁症中心的门诊看不过来，其他医生也看。

　　抑郁症中心为了保证诊疗质量，适当地限号，每个门诊半天大概20多人，一共两个门诊，全天能看100多个号。

　　床位使用率都比较高，基本上都过100%，有时候还得加床，有时候抑郁症患者在急诊留观，但病房满了就转不进去，在那里待好多天的情况也有。

　　意识到抑郁问题应先就医

　　新京报：如果一个人怀疑自己可能有抑郁的问题，他应该向谁求助？

　　王刚：一定是找医生，一些意识到有问题的人能不能找到精神科医生诊断，是一个特别大的阻碍。

　　病人的心理很奇怪，除了觉得看精神科有病耻感，还有人觉得我不去医院查不出什么病来，一去医院查处一堆病来，这实际上是恐惧。

　　新京报：北大六院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就诊途径做过一个调查，北京地区有90%的患者去综合性医院看过，而从意识到有问题到精神专科医院的治疗要花半年的时间。你怎么看这些数据？

　　王刚：来精神专科医院诊疗，病人往往会有病耻感。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先去综合医院，可能心里好受点，但是最后可能发现还要到这里来。

　　至于半年后才来，我觉得抑郁症绝对不止半年。抑郁症很少像精神分裂症那样急性发作，延迟就诊的时间也就越长。一些患者在前往精神专科医院之前，已经在心理咨询机构和中医门诊等地治疗了很长时间。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抑郁症的康复体系？

　　王刚：目前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医院，而大医院多是解决急重疑难病，抑郁症有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首次发作的治疗周期一年左右，多次发作的治疗周期要两三年，可是你不可能在医院住两三年。

　　我们医院40%至50%的病人来自外地，如果能让大型专科医院负责急性期治疗，各地不同等级的医院完成巩固期、维持期的治疗最理想不过。

　　此外，患者如何恢复社会功能，如何避免复发。低一级的、社区医院能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能构建起一个对抑郁症全病程康复、治疗的体系。目前还没有完全搭建好这样一个体系。

　　电疗不是电击，孕妇也能用

　　新京报：安定医院对抑郁症是如何治疗的？

　　王刚：我们会有一些综合的治疗手段。药物治疗是基础，还会有心理治疗，药物和心理的这种结合是最常见、最确切的综合治疗手段。

　　还有第三类治疗：物理治疗，就是运用一些物理学的治疗手段，比如说电疗，很多公众以为就是电击，这是一个误解。现在改良后的电疗，是在麻醉状态下实施，没有任何感觉，就是睡一觉。

　　新京报：电疗有副作用吗？公众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电影情节里。

　　王刚：电疗对患者的认知功能如注意力、记忆力有短时间的影响，平均两三个月后大多数患者的副作用会完全消失。它对两类精神状态十分有效，一类是极度的兴奋，攻击、冲动等，另外一种是极度的抑制，像抑郁症、情绪低落，特别是自杀观念的消除。

　　甚至在国外，它是孕妇治疗的首选，副作用比药物还小。

　　新京报：还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吗？

　　王刚：还有运动治疗，但是开展不多。根据国外的文献，它对治疗的贡献率可以到20%。

　　新京报：据你了解，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的精神专科医院是怎么治疗的？

　　王刚：基本上是药物治疗，涉及的心理治疗会更少。

　　抑郁症还做不到精准治疗

　　新京报：我们接触过一个杭州的患者家属，他说抑郁症很多时候是家属和医生一起试错，药的种类和剂量都是试出来的。你怎么看？

　　王刚：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药物的选择、剂量、不同药物之间的组合和搭配，这也是要靠医生的水平来体现的。目前还做不到精准的治疗，这也是大多数学科的一个共性问题。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要求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专科医疗机构应当配备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这部分人从哪里来？

　　王刚：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既有医学背景也有心理学背景，他们有精神科医师资格，这样他既了解药物的使用，又了解心理治疗的方法，才能针对疾病展开心理治疗。

　　在医疗机构里，我们关注的不是一般人的心理困扰，而是根据疾病有针对性地展开心理治疗。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也要推出心理治疗师的认证，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关认证。

　　新京报：安定医院现在有多少名心理治疗人员？

　　王刚：20名左右，我们希望每一个病区至少有三名左右的心理治疗师，但是目前达不到。

　　新京报：心理治疗开展的怎么样？

　　王刚：开展不够。一是心理治疗师的数量不足，还有一个就是医院对心理治疗的投入也不足。这和国家的收费标准有极大的关系。

　　给病人做心理治疗，门诊收费30至50元20分钟，住院的更低，是30元半个小时。医院只能按照国家的标准收费。

　　另一方面，心理治疗的条件比较高，除了对医生水平的要求，治疗室的设置都有一定的标准。对于医院来说，它可能不计算这些成本。

　　心理治疗也有新的方法，团体治疗、音乐治疗，但都属于探索阶段。

　　新京报：需求量大吗？

　　王刚：按照患者的数量，可能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开30间心理治疗的诊室都不算多。现在只有两间，所以能接受到心理治疗的患者也是极少数的。

　　心理咨询师多无医学背景

　　新京报：就全国来说，你曾提到精神科的执业医师有两万多人，相比其他国家，这个水平够高吗？

　　王刚：两万多一点，我没有确切的数字。美国大概有1.5万人左右，但他们的人口基数小。

　　而且美国有大量的心理治疗师，我们国家还没有心理治疗师的认证，只有心理咨询师。

　　新京报：现在其实有不少心理咨询机构，表示可以调理或者治疗抑郁症，有些还承诺愈后不复发，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刚：全国目前考上心理咨询师的有60万人左右，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医学背景，连精神障碍的识别可能都是问题。而像我们作为正规的精神专科医院，都不敢承诺不复发。

　　有关部门把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职业认证后，相关的继续教育、培训、监督都没有。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能诊断和治疗精神障碍。那是不是说，心理咨询师就不能“碰”抑郁症患者，这个界限在哪里？

　　王刚：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比较职业的心理咨询师会推荐患者去看精神科医生。但我觉得一个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一个病人来了，精神科医生首先区分一下，他是不是一个疾病状态，不是疾病状态，就是心理那边的事。

　　如果是一个疾病的状态，再和心理治疗师一起判断，要不要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联合心理治疗。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心理治疗，有的人的病不是心理治疗的适应症。

　　但是现在病人不愿意来，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与医疗机构缺乏协作，心理资源和医疗机构的脱节是个问题，国家卫计委也在针对这方面做探索。

　　网搜疾病知识多是错的

　　新京报：近年来一些大学生因抑郁症自杀的事件被频繁报道，你如何看到校园内的抑郁症防治？

　　王刚：学校对心理关注程度还相对较高，但心理老师除了给学生提供心理辅导，还能不能培训他们有一些常见精神障碍初步识别的能力，至少能看出这苗头，如果有问题应该能及时就医。这方面能力目前存在不足。

　　新京报：在抑郁症的防治体系上，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王刚：对公众的教育、疾病知识的普及太重要了。有的病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对疾病的态度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我认识一个医疗工作者，带她的家人来我们这看病，诊断出是特别典型的抑郁症。当时我们这位同行就大哭，她觉得得了“精神病”很耻辱。

　　其实按他们当时的情况根本不该拖那么长时间才找我来看。抑郁症就诊率这么低，就诊的人里面大部分又回避精神专科医院，那怎么能有效治疗呢？

　　新京报：在疾病知识普及上应该注重什么问题？

　　王刚：网上搜索出的很多知识都是错的，有的医学APP推送的内容也有问题。这些知识的传播应该让权威机构来做。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关于抑郁症的公益群体、组织，它们中的一些专业性和组织性似乎不足，你怎么看？

　　王刚：我觉得团体和平台的发展需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现在更多的是患者自发的，但是在运行中，专业指导是必要的。他们的有些观点未必对，反而会对其他人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新京报：同事和朋友们在面对抑郁症患者时，应该注意什么？需要特别的关心吗？

　　王刚：患者的心理是希望别人关心，但是又不愿意人家总把他当病人对待。身边的人应该默默关注他们病情的变化，如果患者愿意谈论他们的病情，应该给予倾听，患者就会感受到你的好，尽量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为抑郁症。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力 吴振鹏 实习生 董兰兰 赵蕾 刘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