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在今日中国是件大事。前段时间去医院看牙,那个医生把我的牙弄完后说今天不看病了——所有医生都要集中,找高手学防身术,因为现在当医生很危险。”一场主题为“动荡青春、大爱传奇”的知青往事对话近日在西安举行,央视前主持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师的崔永元客串了一把老本行,一上来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就医见闻。
崔永元讲的第二个故事,是他看到一个院长在写病历,特别厚,就问:“那么多病人在外面等着,你怎么还在没完没了地写病历?”他说:“你问得对,其实这个时间能多看很多病人,但我写这个病历是为了上法庭打官司用的。我只有把病历写这么细,才不怕打官司。”
医患关系怎么就成了这样?有什么方式改善?崔永元戏言,这次自己主要是以病人身份来见医生的,在来时路上还与孙立哲“探讨病情”。《赤脚医生往事》是著名画家靳之林当年采风的摄影、速写作品集,今年63岁的孙立哲就是书中描述的主人公。
1969年年初,1391名北京知青远赴陕西北部的延川插队落户,一群城里娃被扔进深山大沟成了农民,其中一群人还担负起救死扶伤的职责,孙立哲就是其中之一。在极度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在黄土高原简陋的窑洞里,他们把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的医疗制度、医患关系、医德医风是否“今不如昔”?公民的生命和健康该如何保障?赤脚医生的传奇,又能给今天的医疗现状带来什么启示?
在延川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担任赤脚医生的10年里,孙立哲为老乡动手术3000余例,救治病人8万多人次。“现在有很多医患纠纷。很多人问我,你当年在农村的时候,有没有人告你们?我说,还真没有。”
让孙立哲感动至今的是,有一位女病人求子心切,不听劝告偷偷怀孕,导致妊娠7个月心肌衰竭,最终抢救无效去世。病人父亲说:“是她自己非要怀这个孩子的。我们马上走,不给你的名声惹麻烦。”
有个村民胃穿孔并发腹膜炎,已经疼痛性休克,而公社医院远在15公里之外,还都是山路。病人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得了肠梗阻,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死在了送医的路上。病人的丈夫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小孙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在巡回医疗中,一名患视神经母细胞瘤的病童家长对孙立哲说:“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凶多吉少,很多医院都不收,没有哪个大夫愿意让病人死在自己手里,那是砸牌子的事。这个手术要是下不来,我们马上就走。”
那时候,这样的感人场面多极了。有一次做子宫瘤切除手术,做了七八个小时。缝到最后一针,孙立哲快虚脱了,怎么都钩不上,嘴里忍不住唠叨“这一针太难钩了”。病人半醒着,接了话:“我口袋里还有一个顶针呢。”
“医生这个行业是最不能过度市场化的,因为医疗健康服务给人带来的是心理的安慰、疼痛的解除、对死亡焦虑的减少,甚至救命,这个情感价值非常大。”孙立哲说,“现在有的医生是多重身份的代理人,医院拉他,药厂拉他,医疗器械商拉他,养家的私念也拉他。一个人处在这么复杂的状态下,很难形成一个正确的医疗决策。”
孙立哲说,有的医院根据市场规则追求规模和利润,医生除了对病人负责,还间接对医药供应商负责。这就难以把患者作为利益中心进行最优医疗决策,不但造成过度医疗和资源浪费,还是“回扣”“红包”等市场补偿机制的结构性根源。
“高昂的就医成本让老百姓形成一个非理性的、不正常的对于结果的期待。你既然敢要我这么多钱,你得拿出好的结果,没有好的结果——你等着。‘医闹’由此产生。”孙立哲说。
40多年过去了,“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的歌曲,还在延川乡亲们和他们的后代口中传唱,至今孙立哲还被当地的老乡们称为“灵神神”“活菩萨”。
今天,关家庄当年建立的已经很有规模的医疗站已经空空荡荡。孙立哲们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也成为人们对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2014年,孙立哲带领当年的赤脚医生回到关家庄,重走了部分巡回医疗路,又像当年那样被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坐在窑洞的炕上。“他们都拽着我,跟当年一样东拽一下、西拽一下。后面排不上的,说我们这个病重。有个老奶奶拿了一卷病历和X光片子,另外两个抱着小孩的,像炮弹一样往里面冲。”孙立哲说。
孙立哲认为,即便有了大医院,对农村老百姓来说,看病成本还是太高。随着人口往城里迁移,许多乡村医院不复存在,甚至一些县医院的病人都很少。很难有好的医生愿意在农村里扎下来为农民服务,病人普遍进最大医院看很小的病,严重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
“过去我们都觉得,医院是我们的避身之处,是我们在生命中最能感觉到安慰的地方,但现在医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跟自然环境一样,吃的越来越好,穿的也越来越好,但是空气越来越污染,水越来越不洁净。”编剧芦苇用“戏剧性”来形容眼下的医患关系,“有的医生现在居然戴着钢盔上班;南方有个别医院,甚至给护士和医生都配备了钢盔、防弹背心,实在是耸人听闻。”
芦苇打算把孙立哲当赤脚医生时的故事搬上银幕。在他看来,不管是医患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是人设计的,“目前我们的医患关系和医疗制度是不是合理?倘若不合理,不合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社会人,都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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