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约
权威人士5月9日再次在《人民日报》谈及供给侧改革,与此同时地方供给侧改革的部署也加快了步伐。5月10日,上海公布《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优化供给结构、补齐创新短板、推进供需协同、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深化制度改革等“六个着力”,并提出了27项重点任务。
地方公开信息显示,包括上海在内,其他还有江苏、浙江、湖北、甘肃、四川、重庆、青海、广东、贵州等地区出台供给侧改革的整体实施方案,另有一些地区出台了相关的专项实施方案。
自去年供给侧改革思路明确以来,各界就曾展开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早在今年地方两会召开期间,供给侧就成为最受关注的词汇。
此前,中央高层会议曾指出,目前供给侧改革的侧重点为“三去一降一补”。《第一财经日报》梳理发现,各地方的实施方案也基本包含在这一框架内,但各自又有所侧重。
本报了解到,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专家还是官员,都多次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层次性和差异化。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曾表示,我国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制定改革政策除了统一思想,也要因地制宜。要在确保中央政策权威性、指导性的同时,保护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鼓励地方政府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对中央政策进行深化细化。
总体来看,大部分地方存在着楼市库存较大和企业负担较重的普遍情况,因此,“去库存”和“降成本”成为地方密集布局的重点。
例如,去库存方面,浙江明确提出要力争2017年起基本实现全省商品住宅库存消化周期控制在16个月内;四川省则要求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将商品住房可售周期超过2年的县(市、区)纳入“减少直至暂停”类,暂停商品住宅用地供应。
此外,降成本也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方案中。其中,广东省提出,到2016年底,为全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企业综合成本比2014年下降约5%~8%。到2018年,企业负担进一步减轻。
除了共性之外,地方版的供给侧方案也有着鲜明的“个性”。例如,基础较好的省份都将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创新领域。
刚刚公布的上海方案强调补齐创新短板。方案提出,上海将围绕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科创中心建设,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方面,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批量生产和应用,同时建设100家示范性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带动1000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江苏省提出,要让广大企业唱好主角,激发企业创新、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市场转化科技成果“三方面潜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其目标是,到2020年,主要创新指标达到创新型国家中等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5%,培育形成纳米科技等10个左右全球有影响、附加值高的产业创新集群。
此外,一些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地方已经显示出了对于去产能的重视的倾向性。尽管还未出台整体方案,山西省4月发布了《山西省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将依法淘汰关闭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减量置换退出一批、依规核减一批、搁置延缓开采或通过市场机制淘汰一批,实现煤炭过剩产能有序退出。到2020年,全省有序退出煤炭过剩产能1亿吨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供给侧部署的热浪之下,有学者发出了警惕的声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近日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成为一个新的“筐”,什么都往里装。供给侧改革是用改革的方法消除供给侧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调整、企业的转型升级或是产品的更新换代。
余斌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要强化政府干预,更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正好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通过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低效配置;通过调整各类扭曲性政策和制度安排,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市场出清,化解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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