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和平：新闻发言人是政务公开执行者

　　对话人物 武和平 公安部原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与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的王旭明、卫生部发言人的毛群安并称为新闻发布领域的“三剑客”。2012年卸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在任期间，武和平很少引起争议。曾出版《打开天窗说亮话》，研究官员不敢说、不愿说的观念问题。

　　从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的职位上退下近4年后，出现在新京报记者面前的武和平仍是一贯的打扮。银边眼镜、条纹衬衣、深色西裤，还有一头乌黑的寸发。

　　这位被称为新闻发布领域“三剑客”之一的官员，话语温和，身材瘦削。他的“让媒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言论，如今仍在圈内流传。

　　现在，这位65岁的官员身上，更多地展现出学者的气息。从随时可能卷入舆论漩涡的发言人“舞台”上安全离开后，他走上了培训新闻发言人的讲台。

　　近日，他推出新书《公开，才有力量》。书中不避敏感问题，将天津8·12爆炸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列入案例进行分析。

　　5月11日，新京报记者专访武和平，通过这位曾经的明星新闻发言人的视角，发现近年来新闻发布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并展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未来。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谈新书

　　“让媒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是我一贯态度

　　新京报：从公安部退休后，你主要忙些什么？

　　武和平：退休后我转身归“学”，从政务公开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变成了一个研究者和培训者。现在我担任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基地的首席培训师。

　　新京报：最近，你的新书《公开，才有力量》出版，这是继《打开天窗说亮话》之后的又一部著作。退休以来，对于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你的关注点发生了哪些变化？

　　武和平：这本书是我退休三年多以来对自己的一个小结，也基本上是我现在讲课的提纲。原来主要是在公安口，现在不少战线包括地方党委政府的官员我都有所接触，也就舆论危机管理的方法进行了一些系统性地研究和总结。

　　新京报：新书更多的是站在官员的角度上来考虑如何化解舆论危机，而上一本书则是呼吁政府信息公开，这会不会与你一贯的风格不符？

　　武和平：首先我要对这个问题说“NO”。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让媒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篇文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也是我一贯的态度。我一直都是从官媒双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新京报：官媒双方是什么意思？你是站在哪一方的？

　　武和平：我是站在主体角度，以解决官员的认识为主。博弈方能制衡，互动才能双赢。在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方面，政府往往是主导。因为官媒关系是否和谐，关键不在媒体而在官员。

　　新京报：看了你的新书，尤其是书里提到的“请君入我圈”等各种技巧，可能会有读者觉得你是在帮官员应付媒体。这种技巧有利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吗？

　　武和平：这些技巧是有指向性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对于一些挑衅性的提问，官员需要有一些应对的技巧。要知媒用媒，就要讲究技术，也要讲究艺术。我的目的在于，从方法层面解决官员不敢说和不善说的问题。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公安部的信息对外是二八开，80%的事情都要向公众公开。不能公开的那20%是什么？

　　武和平：《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是“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特例”，并且规定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都是不能公开的。如正在侦查、尚未审结的案件，那些易为暴力恐怖行径张目的犯罪情节决不能公开。总之，信息公开要有利于依法治国、社会稳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谈突发事件

　　“重大案件发生后警方应持续不断回答社会关切”

　　新京报：重大突发案件发生后，公安部的舆情应对流程是怎样的？

　　武和平：包括日常回应社会关切的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制度，还有核查、督办、回馈、评估的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要快速反应，与相关业务单位联席办公，日夜值守。

　　新京报：在警方作为当事人渉入的案件中，警方在发出通报后往往会引发公众的质疑，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当事件涉及警方自身时，新闻发布工作是否应该避嫌？

　　武和平：警察执法受法律约束，受群众监督；警察违纪，受自身纪检、督查部门调查处理；警察犯罪，由检察机关介入公诉，法院审判，这属于法律监督。而警务公开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社会监督，警方个人涉罪移交司法，由司法部门通报社会。构成违纪的，由自身或上级主管部门查处。这是法定职责，不能回避和不作为。

　　如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情况，可请第三方参与，包括请非利益方作出科学鉴定。现在的普遍情况是，案件真相的调查过程与满足公众知情权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这需要警方根据查证进展，持续不断地回答社会关切，使信息供求平衡，减少公众的质疑和猜测。

　　谈新闻发布会

　　“我这儿没有提问是预先安排好的”

　　新京报：去年，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退休，引发了人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关注。你对他的境遇有何评价？

　　武和平：王勇平既是我的战友、学友，又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他曾被媒体评为“网上最受欢迎的官员”，对于勇平君昨日的经历，我更愿表达的是对他的钦佩和肯定，“出水才看两腿泥”，“7·23”事故遭受舆论洗礼的过程中，他表现出的是一个公务人员的大局观念和勇于担当，以及忍辱负重的思想品质和过人的道德修养。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抱怨任何人，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会一直关注着新闻发言人事业的成长。如今，他从国外归来，加入了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事业，工作生活健康充实。

　　新京报：去年天津8·12爆炸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掐断直播的状况，你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武和平：天津8·12爆炸事故发生后，再次暴露了危机管理中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的短板。归根结底是理念错位与机制缺失。

　　眼下最大的问题是评估机制和奖惩机制没有出来。说和不说一个样，不说反而更保险。“东方之星”翻沉事故发生后，一共开了十多场发布会，不停顿地发布消息，而且都没有切断直播。这被上级认为是最成功的一次。因为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去了，贯彻的原则是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新京报：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究竟应该由谁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

　　武和平：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应当由地方行政首长组成指挥部，统一指挥抢险救援和舆论引导工作。首先对事件的相应等级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后通过联席会议初核情况、拟定口径,决定由谁出来回答社会关切。

　　像天津8·12这种特大事故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应由指挥部核心高层领导出面答疑，体现救援的决心和信息的权威。而非不掌握核心情况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在天津8·12爆炸事故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为什么答不出“事故救援哪位领导牵头，如何组织指挥”的问题？因为他不是第一时间指挥部的“入幕之宾”，掌握的信息不见得比记者多。因此，发言人就成了机制缺失、流程错位、领导缺位的靶子。这种教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当了8年发言人，退下来的时候记者问我，你当8年发言人的体会是啥？我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个人。我的话有个断句要注意，新闻发言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新闻发言人在日常状态下就应该有队伍，有一套预案。还要有系统内部的信息共享，以及各部门的支持。

　　新京报：为什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武和平：一是旧观念根深蒂固，“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低调做官，最为安全。”二是缺乏评估和奖惩机制，虽然上级对政务公开和新闻发布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或部门之所以仍我行我素，就是因为这方面没有像GDP和治污那样的硬标准，说与不说一个样，说错了则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就此，我觉得现在也得有个容错机制。有领导同志讲过，主动做工作说错一两句话，是可以原谅的。如果遇到重大问题，静默失语，不主动做工作，不敢担当，造成更严重的舆论误导，那才是不可原谅的。

　　新京报：在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上，媒体的提问中预先安排好的情况多吗？

　　武和平：我这儿没有。但是每次开发布会前我必准备，我的团队也会根据相关信息提前猜题。他们的猜题准确率很高，能达到80%以上。因为准备充分，我们的发布会基本上没有失误。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从某些部委的新闻发布情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倒退的。在你看来，目前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情况如何？

　　武和平：我的看法比较乐观。当年我和毛群安、王旭明被媒体称为“三剑客”。如今的剑客已满天下了，中央国家部委绝大多数建立了发布制度，地方党委政府已全面覆盖。我想说明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政务公开新闻发布的形式已经多样化了，例如可以开吹风会，接受专访，集体采访以及网络发布等等。

　　不可否认，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曲折发展、螺旋上升的过程，犹如江河浩荡前行，有急有缓，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谈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是政务公开的执行者”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有发言人跟你说，工作最大的压力来自于需要出来说话时谁也不愿出面，个个怕引火烧身。你是否面对过这方面的压力？

　　武和平：我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突发事件发生以后，尽快核查事实真相，而后请示领导确定新闻口径。二是与业务部门联系，请求信息共享。由于体制健全，在我8年的新闻发言人生涯中，没有遇到过他们提到的压力。

　　新京报：在你看来，夹在媒体、公众和政府三者之间，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是否会有些尴尬？

　　武和平：新闻发言人的定位，是党委政府部门与媒体公众之间的桥梁，也是本部门公共关系的形象师，其任务是“全面、准确、主动、及时”向国内外公众介绍事实，诠释政策。由此构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造就了媒体，媒体的良性报道支持了政府工作。因此，政府应当以合作的态度对待媒体。

　　新京报：当信息公开和本部门利益出现矛盾时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处理？例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被实名举报的时候，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回应，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武和平：当部门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时，新闻发言人如何抉择？一方面，他要秉承政务公开的理念，站在国家阳光法案一边；另一方面，他又代表本部门的价值取向，贯彻领导的意图，听命于上级。两者之间，必须把握好一个度，既做好本部门的代言者，又要立足法治底线，兼顾满足公众利益和媒体的质疑。在事实和真相面前，不可文过饰非，拿不准的事情不能说，更不能说假话。

　　新闻发言人不应是本部门利益的辩护者，而是政务公开的执行者。在信息公开与部门利益出现矛盾，或者部门内部出现丑闻时，要当好上级的参谋，做到直面质疑，坦诚应对，并采取果断措施，赢得主动。

　　新京报：未来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在哪方面进行改进？

　　武和平：首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文件的要求，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改进，应将政务公开纳入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中，辅以政绩考评。因为党委政府的公信力比GDP更重要。如果一个地方GDP不错，但民怨沸腾，那你让党和国家的形象情何以堪？

　　第二，新闻发言人要专业化，并逐步走向职业化之路。现在绝大多数发言人都是兼职。这是一个特殊的岗位，需要复合型的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要思想敏锐，有较强的表达能力。不仅要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还要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

　　最后，要给发言人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权利。比如，发言人应有协调横向部门的权利，并拥有更大范围的信息知晓权，以及舆论危机的引导化解建议权。

　　书摘

　　谈“7·23”动车事故

　　回望“7·23”特大事故的发生，痛定思痛，我们不难发现：高铁不是速度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是危机化解的软实力出现了故障；不是新闻发言人不够“机智”，而是发言人缺乏“机制”支撑。

　　由此，我们就易于理解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当时的角色尴尬：一方面，他要面对媒体介绍真相；另一方面，身后无形之手在左右着他的思维，决定着他的嘴巴。与此同时，他又是在缺失后援机制支撑、对现场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走上了发布台。

　　试想，如果在“7·23”事发第一时间部门最高领导能够挺身出面，表明“生命之尊，抢险救人”坚强有力的态度；如果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能由一位现场抢险的副指挥员发布，由王勇平作主持，兼顾抢险现场和舆论引导——两个“战场”能够同频共融；即便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失利，接下来再组织第二场、第三场，并由更权威、更专业的铁路系统专家出面，且由简入繁、去伪存真地解释疑惑，直至调查原因、追责处过、堵漏补缺、疏解民心；如果勇于正视问题，直面失误，借助主流媒体进行议题设置，以坦诚公开的态度对待舆论关注，反而能使负面效应最小化。

　　谈天津“8·12”爆炸事故

　　黎明前的黑暗散去，焦急难耐的媒体终于等到了事故17小时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令人遗憾的是，新闻发言人并未介入救援核心层，所知信息极其有限，而主发布人为滨海新区区长，在与记者们就环境污染、危险品与居民区间距、重症伤员状况、起火原因、是否存放大量高毒性氰化物以及天津消防的失联人数的答问中，天津卫视突然切断了对现场的直播，又开始播放歌曲和连续剧。致使这场发布会不仅没有缓释汹涌的追问，反而引起了更为强烈的质疑：为什么安监部门不出席发布会，为什么主管副市长不露面，为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官员们闪烁其词极不自信，谁又该为这场事故埋单……

　　作特别重大事故的首场新闻发布会至关重要，其负有向国内外媒体和公众表明态度、介绍事态状况和救援举措的使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的议题导向。

　　针对这起事故事权划分的规定，宜由主管副市长担任发布主体，各业务部门和涉事地方负责人协同，这样既体现了发布的权威性和重视程度，又具有统揽全局的优势，能够为记者提供更多迫切需要的施救信息，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引导。

　　摘自《公开，才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