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纪委网站痛批的官商“勾肩搭背”典型

　　人民网北京5月26日电（记者贾玥） 日前，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首度专门通报一起严重扭曲“亲”“清”政商关系典型：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张洪宝利用职务便利为民营企业主谋取利益，索要、收受巨额财物，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十八大以来，因热衷于与商人“勾肩搭背”而最终走入囹圄的官员为数众多。人民网记者注意到，刘铁男、倪发科、李云忠、朱福林、张东阳、高宝玉、陈万达……这些落马贪官都曾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受到过痛批。

　　在变味的“友情”中越陷越深

　　曾经是“打黑英雄”的辽宁省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张东阳，就倒在了人情的软肋上。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他擅长拉关系，平时饭局不断，交友极广；办事豪爽，不管是否违反原则都帮，在朋友圈中“有口皆碑”。老板们非常喜欢张东阳“讲义气”的性格，和他相处非常融洽。

　　与老板们保持“哥们儿”关系的张东阳，起初并未敢于收受巨额贿赂。李某1996年便于张东阳相识，2005年张东阳帮他承揽了一个工程，此后又多有关照，但李某一直找不到“报答”机会。2007年，张东阳夫妇邀请李某夫妇一同看别墅，李某抓住机会，帮张东阳交了50万元订金，终于“打开局面”。

　　辽宁省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原书记高宝玉也有很多生意场上的朋友。他自以为重感情、“友谊”天长地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利用职权为朋友生意提供帮助。

　　很多老板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过从甚密，无论公事私事，不是去办公室，而是直接登上倪发科家门。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立昌就是其中一位。

　　《中国纪检监察报》透露，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出游。一次，倪发科受邀到吉家吃饺子，饭后吉立昌让倪发科看他珍藏的籽料，倪发科顺手就挑走了3块大的带回家。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玉石。吉立昌前后送给倪发科价值500多万的玉石。

　　这种变味的“友情”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并非有真情谊，而只是为获得利益所做的必要铺垫。当东窗事发后，其结局必将是“树倒猢狲散”。

　　在张东阳落马后，他的一众“朋友”心急火燎地和他撇清关系，对送张东阳的每一笔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出了事就毫不客气地把他“卖了”；落马的江西上饶鄱阳县原县长张新华的所谓商人朋友，在案件初查阶段就像林中之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善于披上合法合规的“外衣”

　　这些贪官中不乏精明之人，懂得披上合法合规的“外衣”，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做掩饰。但所有这些处心积虑，最终还是敌不过日益膨胀的野心，野心也会将触碰党纪国法底线的蛛丝马迹暴露在人前。

　　据报道，朱福林一开始只想利用市长身份搞些投资入股、民间借贷等经营性活动，借贷利率和购房优惠也在市场正常优惠范围内，但时间一长，“胃口”就被吊起来了。

　　朱福林受贿的过程很有“技术含量”。他通常不直接收受钱物，而是通过“借用车辆”“转让预期投资收益”等貌似合法的方式受贿，千方百计规避风险。但时间一长，朱福林就对小打小闹搞理财的方式不耐烦了，开始越“玩”越大，用亲戚的名义“打幌子”，在10多个账户间转移资金，用心良苦。

　　浙江某民营企业董事长邱某，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受贿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行贿人。《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2006年俩人相识，在一次饭局上，刘铁男将独子刘德成介绍给邱某，并嘱咐他“带一带儿子”。

　　不久后，邱某与浙江企业家李某出资为刘德成注册成立一家化纤公司，通过虚假贸易直接给刘德成的公司输送利益825万元。作为交换条件，邱某希望刘铁男能够对自己的企业予以特殊关照。但每次一提起，刘铁男就会摆出停止的手势，说“生意上的这些事你不要和我说”。

　　对于刘铁男的行事特点，中央纪委专案组人员分析认为，此举背后，隐含着以表面合法的形式达到向其父子输送利益的目的。刘铁男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审批进度谋利，形成“拖—要—批”三部曲依次上演，完成权钱交易过程。

　　在法庭上，刘铁男痛苦忏悔：（我）老是和他们讲不要出事，要合法合规，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了我对违法违纪存在侥幸或者明知故犯。党的纪律是比较全面的，我如果按照党的纪律严格要求，也不会犯法。

　　分析：官员应如何与商人相处？

　　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联组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在讲话中首次用“亲”“清”两字定调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对于领导干部意味着什么，总书记说得很明白：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关键少数，他们的‘亲’、‘清’关系规范，构成新型政商关系的经线。”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永胜指出，“亲”，就是要使服务型政党、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落地、落细、落实；“清”，是要在与民营企业家保持纯洁关系、公正廉洁、秉公用权。

　　记者注意到，对于如何防止“亲”而不“清”和“清”而不“亲”这两种现象，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从制度层面想办法。今年4月2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同意《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试行）》。

　　作为一大亮点，这份意见对于对政商交往开出一份负面清单。对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不得有从事“收受企业及其负责人红包、礼金、礼品、消费卡、奖品、奖金等财物”、“以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名义向企业及其负责人筹资、借款、借物”“在市场准入、招商引资、政府采购、证照颁发审验、项目审批、土地征用、市场监管、工商管理、税收征管、金融贷款以及财政补贴等环节吃拿卡要和政务服务不作为、慢作为”等7方面的行为。

　　在辽宁、山西等地，《关于优化投资环境的意见（试行）》《关于开展全省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工作方案》等文件适时出台，规范官商间的正常往来，要求政府要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让非公人士少一些发展中的困扰、多一些成长中的喜悦”。

　　在专家看来，巩固好“亲”“清”政商关系，归根结底还要靠法治建设。李永胜认为，规范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可以促使人们打破“关系思维”的思维定式。遇事不再去“找关系”“托人情”，而是依法行事、依规办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建议，由全国人大完善立法，在法律层面针对涉及政商交往的问题进行修补，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消除模糊地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认为，要明确规定政商交往具体规矩，借鉴国外经验，在现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公务员监督管理相关法规中，以补充或解释等形式细化并向社会公开涉及接待规格、公务礼仪等内容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