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的故事中，都少不了建筑师的身影。1980年以后，我国的建筑业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设计理念到工艺都发生了变革。30余年敬业职守，与国外优秀设计团队的交流和碰撞，邵韦平的经历成为建筑设计行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一个代表。北京图书大厦、西单文化广场，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他的不少作品，如今都成为北京的地标性建筑。
朝阳公园西南角，灵感来自莫比乌斯环的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以其独特的外形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它的设计团队来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BIAD），由邵韦平担任总设计师，历时6年打造，从方案设计、施工图深化、到建筑材料等全部由中国人独立完成，媒体称之展现了中国创造的新高度。
从西单文化广场、T3航站楼、奥运下沉广场，到凤凰媒体中心、中国尊，邵韦平的作品很多都成为北京的地标性建筑。邵韦平的职业生涯，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迅猛的30年，也是他最繁忙充实的30年。
邵韦平说，我们的工作如“庖丁解牛”那样，将一个原本很朦胧的建筑形态，不断地刻画，一层层地加工，像一个手工艺人做艺术品一样，将一个“粗胚”雕刻成为有细节、有表情的完美建筑，在建造层面实现高端“制造业”一般的精细和精准，从中也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30余年职业生涯中，邵韦平在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现代建筑设计技术体系研究、行业管理与发展推进等领域创新理念，回报了社会一批高质量的工程精品和基础科研成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西风东渐的建筑理念
1984年，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邵韦平进入BIAD工作，成为一名普通的建筑师。那时建筑市场还没有现在开放，市场所要求的设计水平尚不严苛，建筑师按照既有的程序，在满足必要的技术规定之后就算完成任务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很多做法都是很初级的，很不成熟的。
1995年，邵韦平通过项目合作接触到世界顶级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的SOM，在交流中明显感觉到国内设计院与优秀的国际设计公司存在的差距。
“当时国内设计主要满足于感性的形式和效果表现上，外方却注重整体逻辑关系与精确的完成面表达。那时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改变我们粗放的设计模式。这时正好赶上了国家的大发展，2003年开始作为中方的技术负责人全面主持了T3航站楼的建筑设计，我认为它对我个人有着重要的影响，改变了之前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和做法，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邵韦平说。
随着新世纪以来建筑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很多标志性建筑成为境外设计师的天下，国内的设计院常常是“配合”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逆境中求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邵韦平说，境外同行进入中国市场也给了自己难得的学习机会。“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与境外的团队合作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一个优秀的设计团队应有的运作机制和对品质的标准，深深感到中外建筑差异不仅仅是风格、形式上的差异，更多的是体制和观念上的。”
这种碰撞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建筑控制逻辑变得更加精准。过去，本土建筑师做方案容易“凭感觉”，形态控制是粗线条的，“圆一点还是方一点”很随意，在T3航站楼的设计中，在外方主导下，对建筑形态的控制有非常严谨的逻辑描述。这种精确、理性的逻辑控制方法对工程的有效控制是十分必要的。后来也通过在凤凰中心中对该项技术的运用，保证了复杂建筑的最优展现。
30余年职业生涯中，邵韦平在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现代建筑设计技术体系研究、行业管理与发展推进等领域创新理念，回报了社会一批高质量的工程精品和基础科研成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影响建筑设计行业在与境外团队的合作中，邵韦平的另一项体会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极大地影响了建筑的发展，推动建筑设计产生一个质的飞跃。首先，建筑师可以借助电脑进行思维和推导得到传统方法无法得到的成果，极大的拓展了设计的可能；其次，由于数字加工技术与数字设计技术的对接，极大的提高了复杂异型产品设计的可能。人们可以借助标准智能的机器生产非标准的建筑产品，因此建筑的表现方式将是空前的。
邵韦平带领的BIAD UFo工作室为凤凰中心建立了完整的高精度的建筑模型信息系统与数据库，将高端制造业的数字应用技术转移到工程中，比如引入高精度的三阶曲线标准，提高了弯扭构件形态的美学表现力。在高精确度的数字平台上，集成了建筑全面的信息和精确的数据尺寸，并且包含了建筑材料、重量、价格等非几何信息，形成了凤凰中心的数据库。
做这个项目时，邵韦平选择了三维信息模型技术和参数化手段支持建筑设计，提前走上了一条“明天”的设计与建造之路。通过团队的努力攻克了大量技术屏障，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三维数字设计经验。“此时我们对三维信息模型和参数化设计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深深地感到数字设计技术已日趋成熟，已经或将要对建筑设计及相关领域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建筑设计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了。”邵韦平说。
也正是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邵韦平和他的团队有机会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应对创意的挑战。凤凰中心是一个数字实践的成功案例，带有强烈的数字印记。它首次实现了设计企业、制造企业、建造企业全面数字化对接。通过信息模型，实现无纸化设计深化、加工,实现了精确的工程控制；它也真正实现了建筑的全信息化模式。未来，数字信息库还会用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如运营、维护、安防等阶段。
当然，数字技术不是建筑的全部，邵韦平表示，还要全面地应对当代建筑应有的价值观，包括人的感受、绿色节能、科学建造等。“数字技术不会成为我们的设计风格，在未来我们会根据建筑的需要、因时因地的选择设计合理的解决方案。”
30余年职业生涯中，邵韦平在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现代建筑设计技术体系研究、行业管理与发展推进等领域创新理念，回报了社会一批高质量的工程精品和基础科研成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凤凰涅槃——建筑师的职业精神
作为近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邵韦平说，凤凰中心的成功是由诸多复杂因素促成的，很难一概而论。
“新方案设计，第一步就是要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着手凤凰中心时，我们首先深入研究了场地环境的关系，并基于业主的企业文化需求，试图找到凤凰建筑应具备的场所精神。”
在外形上，邵韦平借用了西方数学的“莫比乌斯环”的概念，形成完整圆润的建筑体量，通过一个连续、不断变化的环状空间外壳将高耸的办公总部和低矮的演播楼整合成一个闭合的建筑整体。被外壳环绕的中庭广场，通过两侧翘起的拱门连接西侧的城市道路和东侧的朝阳公园湖滨绿地，实现了环境的连通与开放。“莫比乌斯环”的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太极图十分相近，它有界无边、无限循环的空间意境也暗合了太极文化中事物相互关联的自然观，从而让建筑传递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在全球进入高科技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建筑创作中体现传统文化精神是邵韦平常常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时不应该停留在浅表的形式上，而是要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营造中得到真正的复兴。“在凤凰中心的创意中我们借鉴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建筑表达上，通过连续柔和的空间界面呼应地段的复杂环境，形成和谐共生的城市关系。”
这种理念在他过去的作品中也可见一斑。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下沉花园项目中，由于下沉广场独特的环境位置和空间形态，设计团队从北京的本土文化中得到了启示，在奥林匹克公园里创造出一个新的地域景观——开放的紫禁城unforbidden city。开放的紫禁城既保留了北京城市原有的意象,又通过红墙、灰墙重构了全新的动态空间,从中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邵韦平的工作室UFo的名称也是来源于此——Un-Forbidden Office。
谈及如何把建筑设计做得更好，邵韦平说，必须要把当前的一些技术问题、人的需求问题以及美学问题想得更加周到，才可能够达到好的效果。“我们在关注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还要更多的关注当前的需求，使用者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代建筑师更需要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建筑师，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能够创造出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把设计做到极致，完成高完成度的设计作品，就是建筑师职业精神。”邵韦平说。这种职业精神所指代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做好一件事的坚持，也是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不断创造的匠心。（文/千龙网记者 马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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