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6月11日,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到国企任职纪委书记的消息被公开。陆群称,他已不是公务员,没有编制,是企业聘用人员。这个体制内的网络大V,正式与机关告别。
对话人物
陆群
45岁,湖南新化人,此前任职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预防腐败室副主任(正处级)。其新浪微博“御史在途”拥有24万粉丝,是网络空间中最知名的纪检官员之一。
大V“御史在途”陆群离开机关,结束23年的宦途。
“离开机关,一身轻松,没有留恋。”他说。
陆群一直被视作“个性官员”,曾在微博上为农民工讨薪、公开叫板县委书记、实名举报企业污染……
2014年,他在微博上公开质疑国家食药监总局,称药典将南方“金银花”更名为“山银花”的行为,给数以百万计的花农造成损失。
陆群称,南方金银花如果不正名,会辞职做独立调查。去年4月,未等到该事件预期进展的陆群,在微博上宣布将辞去公职。
6月11日,陆群到国企任职纪委书记的消息被媒体报道。现在,他是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纪委书记,同时分管监察和审计工作,是一个“随时可以被解聘”的员工。
公开资料显示,该单位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系湖南省属地方金融控股平台、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御史不在仕途,仍在体制。
谈辞职
“有了标签,我的进退去留都会被解读”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离开机关进入企业?
陆群:今年3月20日。从宣布辞职到正式离职,将近有一年时间。这是因为宣布辞职后,组织上找我谈了话,对我进行劝诫。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也得听组织招呼。如果在那种情况下辞职,难免会引起舆论误读,带来负面影响。会有人议论,你是不是被抛弃了?组织是不是对你进行了打击?
后来计划去高校做学问。正联系时,现在的单位组建纪委,我就过来了。
新京报:你曾数次说过厌烦了机关。
陆群:我对机关是有感情的,毕竟在那里挥洒了青春。但正因为待得太久,我觉得已经把青春献给了机关,不宜再把生命耗在那里。
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想要折腾一下,换种活法。我辞职,除了因在机关工作了23年,有点厌倦;再一个,对“金银花改名事件”,心中始终怄着一口气。
新京报:“金银花改名事件”是你辞职的直接原因?
陆群:去年4月底,我去隆回县一带考察,见了一些花农。看着花农的处境,想起之前的举报没有解决问题,气愤之下就在微博上宣布要辞职,继续独立调查。
这不是一时冲动,我经过了深思熟虑。
离开机关后,说话的顾忌更少些,也有更多精力去研究金银花。我这人认死理,金银花这事会跟到底。
新京报:这件事情公布后,很快引起公众关注。
陆群:每天都有公务员辞职,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已经被贴了标签,进退去留都会被解读。
如果我“进步”了,会有人说,是不是代表某种风向;如果我原地踏步,会有人说,是不是某些方面收紧了。
新京报:公众对你辞职仍有些讨论和猜测,比如体制或官场容不下你,或者去国企工资更高。
陆群:这些说法不客观。国企工资确实会高一些,但这不是我在意的地方。
体制对我还是很包容的,我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参与一些公共事件,没有受到太大阻力和压力。
辞职是我的个人选择,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主动离开机关,不是谁把我赶出机关。如果我继续待在机关,干到退休一点问题没有。甚至我不离开,只要不犯错,“进步”应该是早晚的事。
和机关同龄人相比,我进步不算快,但也绝不算慢。2006年,我35岁就提了副处级,2009年成为副主任,资历算比较老的。如果我在机关干下去,不谦虚地说,应该会有我一个位子。
谈“金银花改名事件”
“一向反对用对抗的方式去维权”
新京报:“金银花改名事件”中,有专家说你是外行攻击内行。
陆群:首先,我出身医生世家,家里的医务人员有几十个,我耳濡目染,对中医药并不完全是外行。而且,金银花改名问题不完全是学术问题。
再一个,我对金银花下了苦功夫研究。我自费花了五六千元去知网下载论文,笔记就做了好几大本。
负责任地说,在金银花方面,很少有人比我了解得多。我会继续搜集、整理材料,拿到一些证据,以后会公布一份报告。
新京报:有人指责你的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吗?当时有隆回花农走到了街头。
陆群:我不认为我的行为会引发不稳定。当时确实有农民上街,有为我声援的意思。实际上,如果我不发声,老百姓表达诉求的力度也许会更大。
但我非常担心。不是担心他们捅出什么篓子来,因为如果是声援我,他们不会做出格的事。我怕的是,这样的举动容易给人以口实。
我不需要他们声援,曾通过多种渠道拜托花农们不要添乱。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方式比较自信?
陆群:我接触群众,又身在体制,加上在省纪委这个相对特殊的岗位工作多年。对于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我肯定比普通老百姓更加清楚该如何解决。
我一向反对用对抗或者其他极端的方式去维权。
新京报:你的方式是发微博?
陆群:以前没有微博时,我也通过论坛发声。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已经穷尽“正当渠道”还不能解决的话,适当扩大影响,引起公众、社会甚至国家高层的关注,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像“金银花改名事件”,隆回县的书记、县长、常务副县长不断到国家食药监总局上门表达诉求,反映群众的呼声,一点作用都没有。
谈公共事件发言
“如果有人因讲真话而受打击,很不正常”
新京报:你是网络大V,在公众眼中,是仗义执言敢说真话的官员形象。
陆群:我无非就是比别人胆子大一点,不怕事,敢于说出来,不是比别人高明。我在网上展示的形象和生活中的我是统一的。
一个国家,如果有人因为讲真话而受打击,是很不正常的。为了升迁而把嘴巴闭上,我做不到。
新京报:你的领导、同事如何评价你?
陆群:至少在台面上,他们认为我是个敢讲真话的人。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讲真话。
讲真话必然会令一些人不舒服。有的人在讲假话,你讲真话就显得与众不同;再一个,你讲真话必然会戳穿一些人的假话。
有次我在交通系统参加评审,他们弄了个预防腐败的项目。我直言不讳,他们就很不高兴。但我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新京报:你因敢言、直率受到关注,是否会有一些非议?
陆群:议论肯定会有,比如说你想走捷径,借此上位。
我不在乎,人生天地间,随便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会有人议论。我觉得做人,活得本真,无愧于良知就行了。
这次我离开机关,官都不当了,这种议论自然就会没有了。当然,我辞职并非为了回击这一议论。
新京报:在职时,这种关注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陆群: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不是一件好事。出名不是我的目的。名气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只是带来负担。
我甚至听到过“陆青天”的称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老百姓希望有清官为自己做主。古代“青天”后面接的是什么?“大老爷”。我听到很不舒服,甚至很惶恐。我何德何能,给老百姓办几件小事就成“青天”了?
这也不符合法治精神,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官员身上,不现实不靠谱。
谈身份
“应该算是政务人员个人微博”
新京报: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热点新闻,如“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你在微博上选择了沉默,这与两年前的你大不一样。
陆群:我并没有不关心这些事件。没在微博上讲,是因为我正处在工作变动的敏感时期,不想被注意到。
这个我很苦恼,离开机关后,我的微博认证继续用省纪委的身份显然不合适,但取消认证后,别人一看就会说,我是不是被打压了?
我现在的认证里加了一个“前”字。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在网上发言时的身份?
陆群:我在网上发言,是以网民的身份。但我又是一名省纪委的处长,我有工作纪律,不能在非工作场合谈本职工作。
新浪把我的微博定义成个人政务微博,我不认同,我认为应该算是政务人员个人微博。政府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提出批评;政府做得正确的地方,我也点赞。
我这种发声完全是自觉的,基本上没有人来做我的工作,给我交任务。
新京报:你批评过上级领导吗?
陆群:我经常批评上级,工作上有什么意见,从来直言不讳。
当然,批评上级要委婉一点,更多是以建议的形式。其他比我级别高的官员,我没有办法面对面,就采取公开批评。
举个例子,我曾在微博上公开批评过一位云南官员搞形式主义和炫耀政绩工程,媒体起了个标题:“湘滇两省官员网上爆发口水战”。有领导看到了批示说,我公开批评其他党员干部,是党的政治纪律不容许的。
我对这个批示不认可,直接顶了回去。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武器,怎么能说违反政治纪律?
新京报:你在微博上有没有批评过体制?
陆群:从来没有。我批评的都是党内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和不检点的个人。我对体制很拥护。
我认为,一个对着党旗宣誓过的党员,去批评自己的体制,是一件很矫情的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内部会议上,或者以书面形式,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谈体制
“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新京报:离开机关,进入企业,算不算离开体制?
陆群:有人会认为,离开机关就是离开了体制。不是这样,国有企业也在体制之内。
我也不是离开了体制就活不下去,我有这个思想准备,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体制。
新京报:你觉得,你和体制是种什么关系?
陆群:像我这样的人,在体制内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但不谦虚地讲,我至少在一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特长,能发挥一些作用。如果体制能够比较好地利用我们这些人,还是能做很多事情。
新京报:你对体制还是有感情的。
陆群:实事求是地讲,体制对我还是很包容的,没有亏待过我。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从一个大学生,到进入乡镇机关,再到进入县级机关、省委机关,我没有找过任何关系,全是靠自己努力和组织的培养、关心。
新京报:离开机关有什么遗憾吗?
陆群:我一直希望推动湖南预防腐败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希望地方上能为国家做一些探索。
现在离开了机关,这个工作和我没有关系了,只能深表遗憾。
新京报:若满分100分,你给自己的工作打多少分?
陆群:至少90分吧。
新京报:最希望别人怎么定义你?
陆群:一个活得比较率真的人。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湖南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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