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来源：知识分子（微信公号：The-Intellectual）

　　在5月23日 “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医学界、生命科学界、传媒界、公益组织代表应邀参加圆桌讨论，发表对生命、对临终关怀的深刻思考。以下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发言内容：

　　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我四处在提倡健康寿命，因为中国预期寿命已经到了76岁。如果一个人从65岁就开始进医院，不管对个人还是对这个社会，代价都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医学在延长预期寿命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前端。在解放之前，我们的预期寿命才四十多岁，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儿死亡率高，这极大的拉低平均水平。进入新中国之后，保健等各方面做得非常好，新生儿死亡率大量下降，因此伴随着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医疗的保障，我们平均预期寿命在增长。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医疗公共话题的发起者和倡议者。2007年起受邀担任卫计委健康知识宣传员，曾在“两会”上提案普及医疗常识，并两次提案倡议建立“医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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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终究会到来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是特鲁多医生（E.L.Trudeau）的墓志铭。它充分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医学工作者对医学应有的科学认知。科学不是玄学，玄学可以无极限。之所以认定医学是科学，就是它知道自己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实大家很清楚，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疾病是治愈不了的。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抗菌药几乎是药到病除，现在呢？那个时候四十万单位差不多了，现在过千万也没有作用了。50年代美国的食药监局一年出台的新抗生素是十几个，新世纪头十年是两个。细菌早已经在抗菌药的作战当中进化得非常强。死亡是一个必然会达到的终点。至于是76岁到来，86岁到来，还是96岁到来，需要科学进步，但是它终究会到来。

　　如果没有死亡的到来，生命将变得非常低质量。宋美龄过了一百岁的时候，在美国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上帝为什么对我如此糟糕，还让我继续活下去，我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生命一旦到了你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长度还有何质量？但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都是跟传统的东西在作战，我认为这才是最核心的。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印度的“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注：泰戈尔诗句），在他的背后有对生命的认识，他背后对生命的认识在于有宗教的某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中国呢？我们的敌人就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给我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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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族“死亡观”的变迁

　　我是从草原来的蒙古族人，在我的潜意识和心里，一直非常不认同汉族人的死亡观。为什么呢？因为在草原上对待死亡不像在汉族地区这么哭天抢地、要雇人来哭什么的，弄得极热烈。在草原上走了，是回到自然当中去了，吃饭的时候摆一双筷子，母亲唱一首歌就过去了。自然对蒙古族人来说是一种宗教的力量，所以他会这样去看待死亡：你从自然中来，死后回到自然中去。

　　其实汉族人最初不是这样的。道教的源头是《道德经》，《道德经》里对死亡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中国人都把《道德经》里对死亡的认识给理解错了。我们现在说出生入死，指的是人胆大。《道德经》后面有四个字，“出生入死”，含义是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所以后面接着说，其实长寿的人十有三，不长寿的人也十有三，但是还十有三是原本应该长寿最后短寿了的，原因就是他为长寿做了太多的事。

　　《道德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表达了那个时候汉人的死亡观：死而不亡者寿。人死了，但是人的名声、精神、人格没有在人世间消亡，这才是真正的长寿。说明那个时候的汉人并没有把生命物质的终点当成是终点，他有更高的追求。现在的汉人又是怎么样呢？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观念下，医学界探讨“如何让死亡有尊严”是一个具有极大挑战的事情。我们要对四种人谈这个话题：医生、告别者、告别者的亲人和家属，以及围观者。医生要面对三种人群，两种是具体的，一种是无形的。死亡有的时候像一场作秀，像一场表演，像一场面子工程，原因在于围观者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其实所有的医生都很清楚，最后几天的医疗费用在人生的全部医疗费用中占比是极高的。这么高的占比，既有孝顺，也有围观者施加的庞大的社会压力。因此这不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学的问题。而围观者想要从这里消失掉的话，需要解决的是对死亡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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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面对告别者

　　回到具体的做法，对于一个告别者，最好的状态是拥有一个清醒的告别过程。这一点想做得有尊严相对容易，但对医生来说相当大的挑战是如何告诉病人实情，接下来的治疗如何不以无效的挽救为目的，而是以减除痛苦的医学抚慰治疗为目的。医生给病人插很多管子，最后他又疼又难受，其实不如在这个时候让他吃止疼的药，能睡一个好觉，保持还算不错的胃口，有尊严地交流。

　　那么如何把痛苦的无效挽救治疗演变成具有抚慰和“麻醉”性质？我们在探讨的时候要倾向于后者。如果都像巴金那种，孩子掉着眼泪说，我爸爸在为国家活着，插了无数管子。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没意义。因此当告别者有一个清醒的告别过程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本身的意愿，而且这是时代进步会产生的结果。一代又一代人，学历越来越高，越来越有文化，如果不能在死亡这点上有高超的认识，学历和知识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这一代人——不仅是因为我是蒙古族——当你拥有一定的学历，受过很多的教育之后，你应该对死亡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越是受到过高等教育，越应该接受“不要去浪费太多的资源”，要尊重科学，探讨如何更好地有尊严地告别。

　　但是接下来的挑战在于，不是所有的告别者都拥有一个还算长的清醒的告别过程。如果一个人突然发生疾病迅速到无意识状态，这个时候必然是亲人和家属要替他决定的，这怎么办？亲人和家属一旦要做决定的时候就不再仅仅是亲人和家属本身的知识和医院水平所起作用了，另一方面在围观者。这就很难了。

　　另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信任，亲人与家属经常把小概率的期待给放大成100%。这个时候是对医学的一个挑战，那么医生在告知亲属的时候，有没有给另一个选项，让他增大对事实的信任？作为告别者的家属，当他信任了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时候，他会选择更理性的结果。但是家属经常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想再去为挽留告别者生命赌一把。

　　那么我们在遇到像脑死亡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机制和体制保证正确的选择措施呢？是否可以像第三方一样，能够让家属做出“拔掉管子”决定的同时获得一种抚慰？

　　武警总医院急诊科的主任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送来一个遭遇车祸的孩子，门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六个人跪在那儿。他很清楚这个孩子没了，各项指标都显现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在手术台为这个孩子继续抢救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外面这六个人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两个小时其实不是在治孩子。外面有人劝阻有人讲解，孩子家人从那个简直不能接受的一瞬间，慢慢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这个时候主任出来了，告诉了他们最后的结果。前面两个小时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尊严呢？我们还要考虑他的亲属的感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医学也应该做这样的统计：有多少人是拥有清醒的告别过程，而多大的比例是拥有不清醒的告别过程。然后能够更准确地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知道“死亡教育”有多少比例是针对本人，有多大比例是要做亲人和家属的工作。

　　在这个社会上更难做的是对围观者的工作，只有当围观者对生命有更加准确的认识之后，患者的内心活动才可以不那么落伍。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确是需要死亡教育，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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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讳谈死亡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忌讳谈论死亡。从草原上来的我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不可谈论的？谈多了就会免疫，慢慢就会尊重科学。

　　余华在最新的《收获》上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个细节令我很感兴趣。余华当初在浙江时是医院的子弟，那个时候医院和家属宿舍都在一块，他家的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所以他见惯了，免疫了。夏天浙江太热了——终于有一天，余华找到了一个最凉快的避暑地方：太平间。每天中午他都到对面看看，只要床上没人就去睡会，绝大多数睡得很舒服，但也经常被家属给赶走，因为有人要送到这个床上。

　　当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那么忌讳死亡，谈论死亡更多一点，人们慢慢就会免疫，更理性地看待它。就像余华敢睡在太平间，一个孩子都能不产生畏惧，就因为他见过太多。而中国人如果要谈多了，慢慢也就会去了这个忌讳。

　　其实每天都有走的人，人来人往。但平常生活中没有人谈论死亡，我们假装不知道有死亡这回事，仿佛不存在一样。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识地阴暗化、边缘化了整个身后事。

　　有一次我在上海，我们有一个同事突然去世了，运不回北京。然后杨澜我们几个就紧急在上海想办法在那里办告别仪式，后来才知道龙华的殡仪馆不加塞排队根本没戏。最后我们临时在早上六点半还是七点，给了一个小时，就是趁人家下一个来之前赶紧弄完。这才知道原来死亡是需要加塞的。

　　所以面对这四种人，医生的挑战是巨大的，需要我们把医学更多地当做科学。讨论死亡是一个开头，要做很多的事情，否则我们谁也受不了这种庞大的医疗资源的浪费。另外，储蓄健康要比储蓄金钱重要得多，争取让中国人在越来越高的预期寿命的前提下以健康的状态靠近它。现在离它的年头有点长，我觉得我们的健康生命离76岁可能稍微有点远，逐渐靠近它才是最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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