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一官员借烈士事迹鼓励同僚联手对抗调查

　　今天，有媒体刊发了消息称，广东一镇委书记为阻止纪委查账，竟授意拉闸停电。

　　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类似上述的奇葩阻止纪委调查的情况并不少见。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钟纪晟在中纪委官方网站撰文指出，在执纪审理实践中，对干扰巡视工作的一些典型行为，如通过打探巡视消息，提供虚假材料等，应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性质，应视情节轻重给予行为人相应党纪处分。

　　为阻纪委查账 竟授意拉闸停电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信宜市白石镇金林村，山势陡峭，只有一条与外界连接的盘山公路，但快到垌头坑村小组的最后1.5公里一直是烂泥巴路，村民出行极为不便。

　　2013年，省政府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向该村划拨了15万元，对剩下的1.5公里道路进行硬底化，村民按每人500元自筹资金8万多元。半年过后，路只修了650米左右就停下来了，而通往村主任陈昌道家里的路却一直修到了家门口。

　　陈昌道称，这么小的工程不用招投标，是他叫施工队来做的，修这条路总共要48万元，因为资金不够所以停工。

　　暗访人员来到白石镇财政所查账，要求打开财政所的电脑查看账目。电脑数据显示，2012年该村收到的扶贫拨款是49万余元，2013年40万元。当暗访人员想进一步查看扶贫款项收入及款项究竟如何支出时，突然电脑一黑，停电了。

　　该问题经暗访后，市委主要领导迅速部署核查，相关问题已基本查实，拟对授意停电、对抗暗访的白石镇镇委书记林春永立案调查，对6名失职渎职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并将4名涉嫌违法的村委会干部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6次玩“失踪” 拒绝纪委调查

　　据中纪委官方网站通报，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间，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谢名高管理和使用的公车9次被武汉市外的湖北省咸宁高速公路大队、咸宁市通山县交警大队采集到交通违章信息，且时间均为周末。江夏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和交警部门转来的违章信息后，立即成立调查组，向乌龙泉街及谢名高本人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过程中，乌龙泉街明确表示并未安排谢名高到上述地点开展工作。谢名高却指使其“挂点”的乌龙泉街四化村出具不实证明，企图以“协助所驻村外出考察花卉苗木企业、协助驻点村接访”等理由蒙混过关，应付组织调查。

　　当调查人员指出其说辞存在明显漏洞，要求其作出更为详细的情况说明时，谢名高竟然玩起了“失踪”的把戏：采取回避、推诿、不接电话、通知不到等方式拒不接受组织调查，也不愿说清该车在咸宁、通山等地出现违章记录的详细情况。

　　这期间，调查组本着对党员干部负责的态度，先后6次到乌龙泉街，就调查情况与谢名高见面沟通，听取其意见。但谢名高每次一听说区纪委的人找他，就立即外出躲避，并关闭手机，致使调查工作严重受阻。

　　最终调查组在多方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查清了谢名高顶风违纪使用公车，拒不接受组织调查的违纪事实。2015年10月，江夏区纪委给予谢名高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报经区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免去谢名高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多次公开宣称 要报复举报人

　　“我绝对没有大问题，顶多是收了几个小红包。”面对纪委的调查，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书记、理事长熊慈明曾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你们调查我，这是‘小人诬告’、‘组织误会’。”然而，人前镇定自若的他，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不断托人向市纪委打听情况。

　　“你们给我小心一点，竟敢告我的状？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2015年5月，长沙市纪委开展初核调查后发现，熊慈明在市残联党组会、中层干部会、全体职工大会上要求每个人就其被匿名举报的问题谈认识、表明态度，并多次公开宣称要打击报复举报人。

　　不仅如此，熊慈明还主动与行贿者订立攻守同盟，串通供词，伪造证据，企图蒙混过关。“纪委找我谈话了，他们如果找你，嘴巴紧一点，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关系。”2015年下半年，熊慈明先后两次找到与其有过不正当经济往来的戴某，叮嘱他不要交代给其送过钱财的问题，连过年送礼都不要说。

　　为掩人耳目，熊慈明还要戴某打了张50万元的欠条。他和戴某按照商量好的口径，向组织提供了虚假情况。

　　2016年3月，因害怕与吴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问题暴露，他将吴某叫到办公室，要求她不要向任何人承认两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然而，纸包不住火，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他终于低下了头。

　　借烈士事迹鼓励同僚联手对抗调查。

　　据报道，江西省纪委查处十八大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人中，93.8%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私利问题。被称为“贺半城”的江西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是其中的典型。

　　据了解，贺氏家族在萍乡成立或持有股份的企业共19家，其中仅房地产公司就有5家，开发楼盘面积近40万平方米。贺氏家族企业借助贺维林的权力经商，仅贺维林利用职权打招呼，其家族企业少缴税款、土地出让金及罚款等就达1亿多元。

　　一些官员精心挑选“合伙人”，制造范围极小的“共腐圈”，甚至订立攻守同盟。例如，萍乡原副市长孙家群等人案发后，原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和原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预感不妙，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

　　张学民甚至借《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鼓励”晏德文与自己达成攻守同盟。

　　不过，这些攻守同盟最终在事实面前都失去了作用，他们最终没能逃脱党纪的处理和法律的制裁。湖南省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书记、理事长熊慈明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与情妇订立长期攻守同盟

　　曾在永州权倾一时，被当地商界称为“久哥”、“永州王”的原永州市委副书记唐长久，因受贿165万元，与情妇双双落网。 被捕后的唐长久口风很紧，警方则施以连环巧计，允许他与情妇冯某通信，适时突破了冯某的心理防线，最终轻松攻破了唐与情妇私自订立的“攻守同盟”。

　　唐长久贪腐案系异地查办，光是调查取证的对象就达到380多人，相当一部分是在职官员，有的还是经唐长久之手提拔的干部。一般都与唐长久结交多年，已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口供获取难度很大。唐长久与情妇冯某订立了很长时间的“攻守同盟”。二人双双被捕后，办案干警多番问讯，他们始终拒绝吐露实情。

　　办案人员于是作了一番精心设计，故意让唐长久与冯某通信，再在讯问中适时宣讲法律、政策和案例，由此一举突破了冯某的心理防线。接下来，根据冯某的供词，办案人员彻底摧垮了唐长久的心理防线。唐长久一审被法院以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与涉案人约定朋友圈“点赞”串供

　　2015年初，福建省三明市委、市纪委根据省委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成立调查组对三明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林春溪违纪问题展开调查。

　　在前期调查期间，林春溪四处走动，私下联系涉案当事人，互相串供、销毁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假借生病住院治疗，干扰组织审查。

　　“当林春溪得知自己被组织调查后，还开始一系列事后‘补救’措施，如按原渠道返还方式转账退还赃款，与涉案当事人约定以微信朋友圈发信息、‘点赞’等方式串供，还‘请教’所谓熟悉纪律审查业务的‘专家’，并利用自己多年担任领导干部积累的人脉关系到处找人说情。”调查组人员介绍说。

　　1955年出生的林春溪从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到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仕途可谓一路平坦顺意。但林春溪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与单位原出纳冯某某合伙投资广告公司，没料到公司亏损上百万元，林春溪便企图通过捞钱弥补“窟窿”。

　　林春溪通过逾规避制、钻空子甚至形式化地走程序，为多家公司获得项目扶持资金提供便利，并收受、索取财物上百万元。2016年1月，三明市对林春溪违纪问题进行了通报。

　　找人串供专门模拟纪委问话

　　据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介绍，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

　　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

　　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如何定性？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钟纪晟在中纪委官方网站撰文指出，关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定性问题。新旧条例有个演变过程，2003年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四条将此类行为称之为“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并没有规定为独立的违纪行为，而是作为可以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节在总则中予以规定。

　　新《条例》则把此类行为表述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在分则中单独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予以认定，对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党员在忠诚老实方面的政治性要求，体现了“党纪严于国法”的党内审查特色。

　　因此，如果被审查人的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全部发生在2016年1月1日前，可作为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节认定；如果其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发生或延续至2016年1月1日后，对该行为应单独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与其他违纪行为合并处理。

　　关于干扰巡视工作能否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问题。在执纪审理实践中，对干扰巡视工作的一些典型行为，已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性质。如在巡视组巡视期间，有的党员通过打探巡视消息，提供虚假材料，甚至模拟巡视谈话等方式干扰巡视工作。

　　由于该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为防止组织发现其违纪问题，逃避组织查处，因此在本质上也属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应依据新《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为人相应党纪处分。

　　观海解局记者/李洪鹏

　　值班编辑/纪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