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供需1:30 捐献需父母子女伴侣同意

　　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上海器官捐献已超过200例，近期随着“上海长海医院进修医生宋巍突发疾病逝世后器官捐献给6名病患”的事迹被报道后，上海市器官捐献登记的志愿者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加，从今年6月15日后的13天内登记数量就达到39例，而以往平均每2天新增登记人数1例。

　　7月5日，澎湃新闻记者从“2016年上海器官捐献移植论坛”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7400余例，中国大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上海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五，是全国平均捐献率的2.5倍。截至6月28日，上海器官捐献已经突破200例，器官移植质量居中国之首，肝肾器官利用率为92.39%。

　　上海志愿者超过5000人，捐献超200例

　　上海市红十字会透露，2010年3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正式启动，上海成为首批开展此项工作的试点省市之一；2013年8月，上海首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案例产生，家住崇明的上海市民黄先生因颅内出血病情无法逆转，本想捐给患尿毒症的儿子的他，因血型不配，家人毅然决定把器官捐给社会，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共享与分配计算机系统上海子系统，最终，他的一肝两肾留给了3名器官衰竭患者。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主任杜冰在论坛中表示，中国大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最快的国家。2015年1月，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

目前全国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超过65000人，器官捐献实现总数超过7400例，捐献大器官超过20000个，其中2015年就实现2766例，较2014年增长62.5%，捐献的器官总共救治器官衰竭患者超过16000名。

　　2014年下半年，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又称“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成立，所有器官都须经该机制实现捐献。

目前，全国27个省份共有113个OPO联盟，在上海就有8家机构加入这一联盟，包括仁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长征医院等，有80名左右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参与这项工作。

　　器官捐献是观念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此次论坛中透露，目前在中国，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患者的数量是30万，其中只有1万名患者得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悬殊的供需比例让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之路步履维艰。

　　上海市红十字会相关人士认为，与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目前上海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专家表示“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是联系捐献者和受体之间的桥梁，只有建立一支合格的协调员队伍，移植工作才能得到保障”。

　　来自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协调员、肝脏外科医生陈小松7月5日透露，在该院每年有1000人在等待肾移植，且这一数据每年在不断增长，他们的平均等待时间在3年以上，而每年有130余人在等待肝移植，“相比肾移植患者而言，等待肝移植患者大多恶性程度高，多为肿瘤晚期、出现肝硬化等症状，等待移植手术的时间更为紧迫。”

　　陈小松从2013年8月成为OPO协调员，他的工作主要负责器官的医学评估、数据收集以及器官获取、分配、运输及与移植医院的交接。国家规定明确，OPO及人体器官移植医师不得参与人体器官捐献人生命状态的判定工作，因此临床医生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及时和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沟通。“从医院来看，目前器官捐献者1/3来自脑外伤患者、1/3来自脑出血患者、1/3来自心肺复苏患者。我的工作主要是与ICU和脑外科医生进行联系，尽可能说服这部分医生做好这项宣传教育工作。”

　　陈小松告诉记者，相比欧美等一些发达城市，国内的捐献成功率并不高但在不断进步，这点让他感到欣慰。“以医院为例，10个脑死亡病例中，愿意和我接触见面的有2到3人，但这些人中有50%会做出捐献的决定，医院的临床医生也开始支持这一工作。”

　　陈小松坦言，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器官移植法律同时又规定必须得到3代亲属（包括父母、子女、伴侣）同意，缺一不可，而学校教育中又缺乏死亡教育，而一些发达国家中由于‘社会互助’理念的普及，加上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较大，这一工作开展较为顺利。”

　　陈小松认为，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死亡教育，转变民众观念将对提高器官捐献量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