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忏悔录都有哪几种？有自剖心路、有献计献策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发自内心的忏悔，对忏悔者本人，可谓自我救赎，对他人，则无异于一剂警示良药。

　　所谓自我救赎，是指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找回曾经拥有但已失去的东西，包括正义、良知、精气神等，以求心理安慰、心灵解脱。所谓警示，就是用过去的教训提醒、告诫后来者，什么地方有陷阱，哪里是悬崖，一定要小心留神、绕过陷阱、迷途知返，否则可能重蹈覆辙、悲剧再现。无论是自我救赎还是警示他人，于整个社会，都具有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力度空前，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大批“老虎”“苍蝇”先后落马。我们党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干部违纪违法，毁的是自己，痛的是组织。很多干部从基层干起，做了很多工作，慢慢成长起来，最后毁于一旦，有些甚至倒在精力正旺、经验正足，本该大显身手的时候，的确令人唏嘘痛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言，也是莫大的损失。因此，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让纪律审查对象从学习党章入手，重温入党誓词，唤醒“激情燃烧”的记忆，写出忏悔录，惩处极少数，警醒大多数，值得做也大有必要去做。

　　忏悔过去是为了警示未来。从媒体披露的忏悔录来看，其警示作用不容低估。

　　忏悔录的内容，有“情景再现类”，如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忏悔录，真实而细致地描述了外逃贪官的生存状况，以亲身经历诠释了亡命天涯、心惊肉跳、生不如死的滋味；有“原因剖析类”，如王敏、秦玉海等人忏悔录，深刻剖析蜕化变质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党性丢弃、理想坍塌、信念动摇的危害，思想一旦蜕变，行动继之一泻千里；有“对策建议类”，如本刊第8期刊登的天津市城乡规划建设交通委原书记沈东海、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的忏悔录，二人结合自己的案例，分别提出“对一把手要常敲打”、“加强并购企业管理”……

　　强大的政策感召，强烈的现实反差，往往激荡出真实、深刻的情感。正如南宋朱熹所言，“人穷反本，故言善”，人到了一种生活的尽头，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回归生命的本质，说出的话往往是有益的。面对组织的挽救，许多审查对象写下了泣血带泪的忏悔录，堪称用惨痛人生经历换来的“活教材”。因其“活”，更显真实、深刻，能够引起广泛共鸣，产生强烈的警醒，促使有问题苗头的人及早收手收敛，悬崖勒马。

　　以忏悔录作为警示教材，胜过教育的千言万语。全面从严治党，治“病树”、拔“烂树”，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目的是保护整片“森林”健康。把忏悔录等“活”的纪律审查资源用好用足，真正做到“审查一人、警醒一片、教育一批、带动一线、转变一方”，这个代价就没有白付，政治生态自然会逐渐晴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