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形势急转 常德计生一票否决力度低调放缓

　　澧南镇敬老院平时住着三四十人，大都是农村孤寡老人，食堂的厨师也已年过五旬。

　　一省两策

　　1990年，《湖南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在全省“开小口”，规定“夫妻双方系农民，有一个子女，家庭确有困难，可以照顾生第二个子女”。这项被称为“一孩半”的政策，逐渐在全国农村地区铺开。

　　但常德担心“开小口”后收不住，向湖南省政府请示，继续执行城乡“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至此，“一省两策”的局面在湖南形成。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分析，按照行政惯性，某个地方如果因为某种观念的提出，而被上级肯定并获嘉奖，后继者一般会下大力气保住这份荣誉。作为“一票否决”发源地的常德，自然不愿意因为“开小口”，而丢失计生先进单位的称号。

　　常德市从上世纪80年代就被誉为“十面红旗飘洞庭”，至少连续17年在计划生育考核中保持全省先进位置。

　　多家新闻媒体曾刊发《七届书记一个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天下第一难事》的报道，介绍常德澧县坚持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经验。

　　而为保住这份荣誉，常德的计生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澧县车溪乡原党委书记龚陈荣回忆，1995年，他所在的乡因上年度出现两例计划外生育瞒报，被县委追踪否决，受到责任追究的人员达15人之多。“此后我痛下决心，彻底整顿全乡计划生育秩序，第三年就扭转了被动局面。”

　　在不少常德人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

　　“满街都是标语，电视广播天天宣传。”61岁的失独父亲钟良平对当时的氛围记忆犹新，他在领取结婚证时，被要求先签订“一孩承诺书”，否则不予办理结婚手续。

　　45岁的龚平茹是一名医生，1991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两年后又怀上了第二胎。当时龚的丈夫正在部队服役，获知她再次怀孕后惊恐无比，告诉她 “这比天上掉下一架飞机还危险”。

　　这意味着，如果他们选择生下第二个孩子，夫妻二人的工作都将不保。对于都是来自农村的夫妻二人来说，丢掉“铁饭碗”的代价过于沉重。像大多数公职人员一样，“几乎没有犹豫，就放弃孩子了。”龚平茹说。

　　乔晓春上世纪90年代年曾到常德做过调研，他向澎湃新闻回忆当时的经历：一位基层计生干部晚上敲开了他的门，抱怨老百姓抵触情绪太大，不少人跑到了临近的湖北。常德的计生干部跑去“抓人”，却被湖北那边的老百姓拦下，质问为何两地政策不一致。

　　王铁桥的妻子刘月是湖北公安人，刘月娘家的四个兄妹中，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只有她生了一个。“回娘家都抬不起头，后悔嫁到这里来。”王铁桥说。

　　龚平茹说，为了保住工作，她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有流产经历。

　　政策并轨

　　“一票否决”之下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在为常德赢得荣誉的同时，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压力，并让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

　　早在2004年，常德市委政研室联合常德计生委为政策接轨做过一次调研，这份《关于农村独女户生育政策的调查与分析》引述被调查对象的观点称，“农村独女户‘一省两策’的做法，使我市特别是边界县、乡计划生育干部常常处于‘理屈’的一方……农村独女户未经批准生育二孩，一直成为各级领导和计生干部心头永远的忧患”。

　　但直到2008年，常德才结束持续近30年的“一刀切”独生子女政策，与湖南省政策并轨，允许农村第一孩是女儿的家庭，再生育一个孩子。但此时，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大变。

　　两年后的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德0—14岁人口为75.63万，比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减少36万人，其占总常德人口比重为13.23%，分别低于同期全国17.26%和全省16.60%的比重。

　　人口学上，通常将0-14岁人口划为少年儿童组，其占比决定着未来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20%—23%为正常，常德的13.23%为超少子化。

　　事实上，常德市有关部门早有察觉。原常德市计生委主任、现任石门县副县长的车立平在2012年常德市“两会”期间，就提交建议，希望各部门高度重视常德市人口老龄化问题。

　　常德卫计委宣教科科长杨善军告诉澎湃新闻，从总体数量看，政策并轨后，一票否决力度有所放缓。以澧县为例，2008年，澧县被“一票否决”的村和居民委员会为50个，2009年为35个，2010年为33个。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三个月后，湖南通过修正后的《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杨善军表示，国家人口政策调整的步伐很快，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远远超出了基层的预期，说明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制作的单独二孩标语还没有挂出去，全面二孩又要重新做标语了。”他说。

　　计划生育工作方式如何转型

　　全面二孩新政在多大程度上能提振生育率，缓解常德人口形势，尚待观察。

　　杨善军告诉澎湃新闻，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常德的申请人数占目标人群的三分之一，略低于湖南平均水平，计生部门对外称“基本符合预期”，但“我们都知道是遇冷了”。

　　“就像你请10个人吃饭，只来了3个人，你还能说不是遇冷么？”他分析，全面二孩可能也难逃遇冷的命运。

　　杨善军说，由于独生子女主要是“80后”和“90后”，2013年年底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让这部分人受益，全面二孩的受益人群主要是“70后”，而他们普遍已进入生育高龄，正在丧失生育能力。

　　常德卫计委办公室主任邹立新告诉澎湃新闻，政策虽然调整及时，但生育观念一时难以变更。由于常德独生子女比例高，许多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孩子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习惯了只生一个孩子。

　　邹有一位家境殷实的女同事，符合生育二孩的政策，但即使给她“做工作”也不愿意再生。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VIP产科主任罗莲珍告诉澎湃新闻，不管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医院接待孕妇数量都未出现外界想象的“井喷”。在护士长刘蓉晖印象中，妇产科每个月接待分娩孕妇约200人，“没有明显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是否需要调整也引起关注。

　　最近几年，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许多媒体，不断批评“一票否决”有违法治精神，其的清单内容也随之压缩，但计划生育一直是核心事项被保留。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计划生育工作方式如何转型，引发学界和民间热议。

　　回首往昔，任修书坦言当年的工作方式“有些粗糙”。但他拒绝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评价。他说，“一票否决”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如今人口形势已经大变，相应的管理和考核方式也应该做出调整，“我认为一票否决没有必要存在了”。

　　乔晓春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一票否决 ”、“基本国策”等口号之所以继续被提及，是因国家卫计委担心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会放松。但他认为，愿意生三孩的育龄妇女比例不到5%，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已失去意义。

　　任修书说，卫生和计生两家单位合并后，计划生育的工作内容也应该与卫生部门配合，转变到为老百姓服务上来。前几天，他看到一则新闻，四川某地计生部门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不定期体检，他认为这才是计划生育工作未来的方向。

　　“如果还要搞‘一票否决’，就应该把这些服务考核纳入。”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铁桥、龚平茹、钟良平、刘月、周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