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午后的览表村格外安静。老屋瓦顶下的吊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闷热的空气被撕开一道口子又迅速裹紧,一阵又一阵。吴利珠手夹一支烟坐在沙发上,讲着自己自14岁出门打工以来的经历,每每回想到有趣的地方,就爆发出一阵旁若无人的大笑,惊得躺在她脚边的狗儿“猫母”猛然抬头,看她一眼,又重新垂下脑袋缓缓合眼。
邻居家的两个小男孩光脚跑进屋来,自顾自坐下。半晌,哥哥忽然开口:“暑假的那个课,是几年级的?”
“都有。”吴利珠说。
“要是四年级的我就去。”
“三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吴利珠笑。
小男孩儿和弟弟对视一眼,脸上浮起一层喜色。
“那我也去。”弟弟说。他三年级。
“什么时候?”哥哥问。
“我还没弄好。时间定了跟你们说,肯定会叫你们的,好吧?去吧。”吴利珠说。
俩小家伙笑嘻嘻一溜烟儿跑了。
这是吴利珠回乡办乡村图书室,并与NGO合作引进高校学生假期下乡义教的第二个年头。吴利珠办的乡村图书室。
三年级辍学外出打工
览表村地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岐石镇。村里只有一条公路,算是主街,街道两旁是林立的小铺,小铺之间有窄窄的小道。从小道往里走就像进了迷宫。许多房子由于太老,已经空了,村里人都搬去了更高处的新房子。览表图书室离主街道不远。一栋二层小楼,就坐落在一条小道口,再往里走一段就是妈祖庙。
“灯塔计划”的义工们是2015年暑假时初次来到这里的。这是一个旨在“通过滋养生命的教育促进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义工组织,培训和组织在校大学生和在职人士下乡,在当地学校和社区进行义教。他们看中了览表村图书室立足社区的属性,联系到吴利珠,打算做一个月的义教。“珠姐很快就答应了。”领队廖秉勋说。
他对吴利珠的第一印象是“直率”:“一下车,她先打的招呼,然后就很爽朗的跟我们说东西放哪里,去哪里休息一下。”
灯塔义工们接手了图书室的日常运营,并按照计划开展实践性课程。令廖秉勋印象深刻的是一节培养观察力的课:“马上有孩子发现,(图书室)书太多了,书架不够。本来就观察一下,结果早晨上完那节课,下午他们就搬了一个废弃的老虎机——应该是当地路边捡的,里面已经空了——拿去自己加个木板,做成书架就拿过来了。我们都震惊了。”
廖秉勋也发现,村里的孩子特别缺乏陪伴。“我有问过他们,发现他们关注的根本不是我们课上什么,而是能和我们一起玩。直到现在还有孩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廖秉勋说。根据他家访了解,览表村的孩子有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本身文化程度也不高。孩子们在图书室里看书。
图书室的创办者吴利珠自己就曾是留守儿童。家中五姐弟,她是老大,十岁的时候就要照顾下面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了。同辈人中,家里有四五个小孩的比比皆是,八九个的都不少见。
与多子女相对应的,是不重视教育。览表学校的吴校长说,当地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近十年才有所好转,如今览表学校初中毕业的学生中,有近一半会上高中,若加上中专职高,比例能稍高些。而在十年前,据其个人推测,升学率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
吴利珠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父母没干预,按村里的风气,女孩子读书不重要,何况他们都在外打工,也顾不上。那时候,在吴利珠眼里,“进城打工”是特别洋气的一件事,春节时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个个都穿得漂漂亮亮,带着零食玩具,还有一年里攒下的大把钞票,神气的不得了。上学有什么意思呢?吴利珠想。2003年中秋节前,村里又有人说要出门打工时,她毫不犹豫:“我也要去!”不到15岁的小女孩,自此走上了打工路。
一走就是十年多。她在塑胶厂做过童工,到首饰店做过销售,去东莞卖过衣服,又跑到深圳去端盘子。工资不过千八百块。租不起房,她总找包住的工作,睡的就是多人宿舍的木板床。没钱的时候,“泡面吃到你吐!有时候连泡面都没得吃。”吴利珠重重吐一口气,弹弹烟灰,又扬手拨散了烟雾。
体会过现实的艰辛,她不希望再有孩子重蹈覆辙。然而自家弟妹中,老二和老三两个妹妹也是没读到初二就都辍学了。等到2007年奶奶生病,吴利珠回到家的时候,就只剩弟弟和小妹在读书。村里也仍然有未成年的孩子看着“衣锦还乡”的同村人,放弃了上学,陆陆续续出门打工。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社会都(发展)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这样!”吴利珠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再出门的时候,她学会了抽烟。心里烦,睡不着,半夜起来点一根。又索性又找了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夜班工作,一天打两份工。吴利珠说,那是赚钱最多的时候,但心里特别煎熬,工作总是干不长,总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做的,却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跟那个行尸走肉一样。”她说。
直到2009年,她到了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工友之家”)。“我当时就觉得,我找到了,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我终于找到了!就是那种感觉。”即便是七年之后的现在,吴利珠说到这里,还是会重重点一下头。她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后,进入其下设专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服务的同心实验学校,担任校长助理。
命运的齿轮“咔嗒”一声,切入了另一条轨道。吴利珠没想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的自己,竟从此一猛子扎进了教育事业。图书室很受当地孩子们喜爱。
回乡办图书室坚持公益
“一条小鱼看到这一切,怎么也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摘月亮。这不是还有一个吗?喏,就在水里,在我旁边呀。”2016年7月2日下午,览表图书室里传出齐刷刷的童音。
吴利珠盘腿坐在地板上,合起手中的儿童绘本《月亮的味道》,向围坐在她身边的二十来个孩子提问:“你们从中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团结!”一个小男孩飞快地回答。
“嗯很好,还有呢?”
“叠罗汉?”坐在第一排的小姑娘说。引发孩子们一阵嘻嘻哈哈……
“故事课”是览表图书室每周六下午的必备节目。周日下午是绘画课。周末的晚上还有电影小剧场。这是办了两年图书室后,根据孩子们的时间逐渐调整的。
2014年初,吴利珠告别了同心实验学校。她在告别信中写:“孩子们都爱闯,在闯的过程中,无论是摔破头,还是不能温饱,他这时才会想起家里的好,可是他回不了头,因为这是他的选择,这是他人生必经的路,所以他不会后悔,也不能后悔。” 那时,据她出门打工已愈十年,奶奶身体越来越不好,村里的情形,也让她更想要从根源上改变未成年人出门打工的现状。吴利珠决定,回故乡那个真正的家。
创办图书室之前,吴利珠先在览表学校初中部做了两个月的志愿支教。在吴校长的记忆里,吴利珠“很不简单”:“她对学生思想教育这一块很不错,学生都愿意跟她反映一些心里的问题。” 印象最深刻的,是常常看到吴利珠在下课时间和那些不想读书的学生们聊天、交流。
吴绍创那时读初二,他觉得吴利珠很“神奇”:“珠姐改变了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开放,真的是超级开放。”他说,吴利珠常在班会课上做“案例分享”,把自己出门打工的经历讲述给学生们听。“就想让他们知道,真正打工是什么样子。不是像他们想象中那么好的。”吴利珠说。
一边上课,一边就筹划起了图书室。吴校长带头支持,将学校置换出的几套桌椅送给了吴利珠。政教处主任吴木金也特别看好,还把她的故事写出来,贴到朋友圈和“览表贴吧”去,号召大家帮忙。同村人吴飞鸿在微信群里听说了这件事,主动和吴利珠聊起来,并最终赞助了图书室第一年的房租:“我也是初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当时可能也是和大环境有关,年少无知,觉得(读书)也没多大作用,还不如闯一下。”吴飞鸿说,见过了外面的世界,能再回头来给村里面做点事,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值得支持。图书室二楼,也是吴利珠的办公室。
阻力却更多。
首先反对的就是家人:“因为没钱赚呐。我奶奶那时候经常骂我姐的,又不赚钱,做这个干什么?”小妹吴丽媚回忆说。又补一句:“我们这边,女孩子挣钱也是要寄回家的,要留着盖房子的。就看谁家房子盖得好,谁家就有面子。”尽管房子最终是留给家中男丁,但长女要去做不赚钱的事,盖房子总会更加困难,吴利珠的父母都不同意。
村里人质疑的理由恰恰相反:不赚钱,谁信?“我们这里思想落后嘛。就觉得这地方就算你开一个图书室又怎样,肯定没人去。那些阿嬷其实讲话也挺那个的,她们对这个图书室还是有误会,说她办这个事情,肯定是为了有钱赚。”学生蛋蛋说起自家亲戚当时的态度,有点不好意思。
那时候,村里孩子的休闲活动,是到河边玩耍,在家看电视,去地下的电子游戏厅,家庭条件比较好的00后们则喜欢手机游戏。学生吴绍创总结说,当时村里人的想法,就是觉得吴利珠很奇怪:“因为图书馆第一要钱;第二,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一个图书馆;第三,一个女人办的。而且她又没钱又没势力,不可能办成一个公益性的机构。”
吴利珠浑不在意。她14岁出门,18岁就不顾父母反对闯遍北上广,更是从小就不服气潮汕“重男轻女”的思想,从不觉得自己比男孩差。“他们说这里没人要看书,我说你不看,但你怎么知道别人也不看?”她理直气壮。
众人观望中,图书馆终究是开了。学生们支持她,帮她打扫卫生、刷墙布置。一个叫吴晓芳的小姑娘,担心有人来图书室看书要喝水,没水壶,回家就跟在外打工的父亲打了电话,第二天就买了一堆生活用品送来。提起这件事,吴利珠至今还很感动。可她自己是不肯要钱的,怕别人说图书室“不纯”。
开是开了,却没人来。“之前有小孩过来,父母都把他带回去,不准他过来。”学生“零点”说。“点点家族”是吴利珠发展的图书室管理团队,成员起初都是吴利珠在览表学校时教过的学生。零点说,自己的昵称意味着“好的开始”。
“点点”们的确为图书室带来了好的开始。他们联合制定了图书室的使用规则,在学校里不遗余力地跟同学宣传图书室,还积极邀请他们的堂弟表妹、七大姑八大姨来图书馆参观捧场。
渐渐地,村民们看真的不收钱,小孩子去了图书室也就不会再到河边玩耍,安全许多,也开始放下心来。
吴利珠又开始折腾活动。端午包粽子,趣味画彩蛋,还要邀请在村里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来上“亲子课”做游戏。清明期间的故事会,吴利珠用图书室的藏书《象老爹》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教育的故事。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开始续写,让她对孩子的写作能力、想象力惊喜不已。她甚至有了一个新计划:要多让孩子们续写故事、讲故事,然后自己画画。“以后我们就自己出绘本,让我们农村孩子讲自己的故事。”
村民吴树英有六个孙辈,现在,他每周六都会带着两个还在村里念小学的孙子,去图书室看看书,“辅导他们一些不懂的问题”。他说,孩子们平时课外活动并不多,图书室现在是很大一部分孩子课余的去处,他希望图书室的规模可以再扩大一点:“搞一点小孩子喜欢的娱乐场所,内容丰富一点”。
发动村民:希望改变教育观
周六晚饭过后,吴利珠交代林楚玲去图书室放电影,自己则骑上小摩托,一脚油门开去了村委会主任家。林楚玲是吴利珠的远房表妹,也是图书室现在的帮手,吴利珠每个月给她1800元工资,还包她吃住——都在自己家。一个卧室,小妹和林楚玲睡床,她睡沙发。
7月,有新同事姜瑞要来。吴利珠很期待,但第一件事儿,是得把这俩人工资解决了。她计划众筹。众筹平台是不要的,因为一次性、没后续:“(我)甚至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她打算拉个微信群,从村里加一百个人,每人每月月底拿出50块钱,平时不需要聊天,但是图书室做了什么都会在群里交代。“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做的,告诉他们我们会这样一路做下去,有什么疑虑我们也可以随时解答。同样是筹到钱,但是我们这个除了筹钱,还能连接。”吴利珠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
“连接什么?”
“连接人。连接的意义很好啊,你可能得到很多新想法。”
“村里面有多少人愿意参与?”
“至少十个。”
“那剩下90%的人呢?”
“他们找认识的人,滚雪球一样的。而且这些人一定要认同,不认同他也不会干的,认同他也愿意跟我聊天,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底气来源于实践。图书室房租到期,要交第三年租金的时候,吴利珠就试验过。2016年6月11日晚,她在朋友圈发:“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筹到2500的房租,但我还是想试一下……这一次希望由村民大家来参与。无论捐多少只是希望你们来参与。”隔天下午,她就晒了微信红包记录和零钱余额:2651.98元。
最初给她捐水壶的吴晓芳说,这是因为图书室越办越好:“真的,没有这么好的。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支持,一些父母,以前都不怎么看好。不赚钱呀,自己都养不起还弄什么图书馆,我妈刚开始这样说。现在也挺支持的。”
吴利珠则说,日久见人心:“他们看到外面寄来书,就会问‘哇这么多书,谁寄的?’我说朋友啊,全国各地都有。他们觉得外面人都能帮忙,本村的为什么不能帮,很多人就触动了。”
陈佳盛是吴利珠在“工友之家”的学弟。2015年六月,他来到图书室实习,印象最深的除了“灯塔计划”的义教活动,就是吴利珠办的“妈妈班”。他说,村里的妇女普遍文化比较低,所以他教的也是最基础的识文断字,从拼音开始,每周一、三、五和周日晚八点上课,教一个小时,一晚上能教十几个字。“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些妈妈特别热情,八点开始,有人七点多就来等了。”陈佳盛说,妈妈们有时候也会带着几个小孩过来,让他们在一边看书。
这也是吴利珠的另一个小算盘:“给妈妈上课,妈妈的一些想法就能体现出来,直接影响到小孩。”最近她又去找村委会主任,就是打算再次把村里的女人们组织起来,教跳广场舞。要参加可以,一周跳六天,另外有一天就放其他东西,比如教育片,看完要交流感想。
吴利珠希望,能把人聚集起来,改变村里不重教育的顾念。“改变观念,家长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力,所以要从家长入手。”她说。为了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她又在村里发起了助学金项目,发动本村人“认领”学生进行捐助。从2015年春节之前开始,至2016年7月,已经有9个孩子成功被成功认捐。
她期待培养出一批像“点点”们一样愿意读书,认同图书室,进而也认同家乡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无论以后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他们会在外面。但是我希望他们至少对家乡有认同感,而不是觉得家乡很糟糕,格格不入。我觉得可以从学生做起,(让他们知道)它是你的家乡,你要为你的家乡做点事情。”她说,最初一批十几个“点点”当中,有2个初中毕业后去上了技校,7个读了高中,还有2个刚刚考上大学。
乡村图书室,如何为继?
对吴利珠来说,如果要给“日久见人心”后面加半句,大概会是“四处欠人钱”。2016年初,她去北京参加培训,顺道去看望了“工友之家”的创办者之一王德志。
“我想问她情况怎么样,她说这好那好的,什么都好。我说有钱吗,她说没钱。”王德志在电话里无奈地笑。他担心图书室现在的模式无法持续运营。
回乡两年半,吴利珠已经欠了近十万块钱,信用卡都是划了这张还那张。这也是大妹妹至今与吴利珠不和的原因:“我们家本来就不是富贵的家庭。……你说我们家里要是轻松一点,我哪里会反对她?那是她的梦想,你说我怎么可能阻止她。(但)还是会遇到现实的问题啊。”
吴利珠照旧没心没肺的模样,搬出自己歪理:“(债主)我有跟他们讲,如果你需要钱你告诉我,我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反正我是没钱的,你借给我钱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我不知道借到猴年马月,而且还有可能忘掉。但你要用的时候一定告诉我,我可以从别的地方借来还你。”
也不是真的毫无压力。2016年,她主动申请了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桥畔计划”。该计划于每年4月举行评审会,选出25 家左右初创期教育公益组织,给予每年最高6万元的非限定经费支持。吴利珠拿到了5万元。
春桃基金会负责人Doris说,选择她,不是因为项目书写得有多好,而是看中她的人:“珠珠是这样一个人:她在做的这个公益项目,你不给钱,她都会做。失败多少次,都会坚持做下来。我们也看中她整合资源的能力,包括调动高校的志愿者去她那里支教,发动村里妈妈的参与,自己去NGO参加活动和培训,在寻求支持方面她也会跟不同方去联系。”
基金会的资助暂时只有一年。未来的钱从何处来,吴利珠暂时还没去想。她说自己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零点说,“珠姐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办成,无论别人支持还是不支持。”他最佩服这一点。却又忍不住加一句:“但是有时候不考虑后果,没想到后果就去做了。”
新同事姜睿则说,图书室只是一个载体:“既然在村里,村里的事就远远不止这些,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出来,需要解决。我们能做到多少,也是看我们能做到哪一步。”
那么,乡村图书室是一个能够推广的模式吗?常年关注儿童阅读领域的Doris给出的回答,是能,也不能。图书室是便于上手的项目,模式推广绝无问题,然而谁来操作至关重要。若是政府以行政命令推广,流于形式在所难免。若是民间自发行动,最重要的,就还是人。她说:“珠珠是本地人,热爱那里,能够扎根在那儿,坚持下来。但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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