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一些城市音乐喷泉只为领导视察开放

　　在北京和天津两座特大型城市之间，有一座号称“亚洲最大别墅区”的京津新城，可开盘10年来，入住率极低，被外界冠以“鬼城”之称;湖北省神农架“开膛破肚”建设机场，严重破坏了山体和植被，大量树木因泥石流冲毁、枯死；吉林省吉林市3亿元建设的客运站闲置；江西省赣州市4.5亿元建设的钟塔公园停摆；有些市政广场设置音乐喷泉等设施，但因耗电太多而长期闲置，每年只是节日或者领导视察时开放。

　　“诸如此类的政绩工程不绝于耳。”9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发布的《生态城市绿皮书：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6)》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城市建设中，城市规划缺乏科学理念，“拍脑袋”的决定比比皆是。

　　以人为本理念在多地“落空”

　　报告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人为本的生态城市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城市规划不合理、“城市病”蔓延、政绩工程泛滥、“不完全的城镇化”等现象严重，灾害预警机制不实用等等。

　　社科院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课题组调研发现，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的交通方式，但深圳、北京等城市却制定了严格“限制”电动自行车的城市法规，实质上是变相“禁止”电动自行车，使这种既节省空间，又没有污染的绿色低碳交通工具不得不退出城市交通领域。这实质上是政府的一种“懒政”，既不利于市民出行，也不利于城市绿色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一些诸如体育场之类的公共空间，建设经费来自地方政府财政，市民却需要买票才能进入。城市绿地占用城市公共空间，市民却不能在绿地上休闲、玩耍。部分城市的市政广场装修奢华，却没有座椅和遮阴设施。有些市政广场设置音乐喷泉等设施，但因耗电太多而长期闲置，每年只是节日或者领导视察时开放。少数城市交通路口设计不够人性化，绿化带贯穿整条街道，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困难。

　　报告介绍，《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有2.94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7亿人。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长期居住在城市，却无法解决户籍问题，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发展同步的各种福利政策和人文关怀。这一群体在住房、子女受教育、医疗、就业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困难，而这些困难单单依靠市民自身的能力是很难解决的。

　　一些地方政府把灾害的发生看作“小概率”事件，城市的防灾减灾设施不到位，制定的防灾减灾措施实用性不强，缺乏必要的灾害预警意识和健全的灾害预警机制。报告介绍，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进行过应急预案演练，但多数流于形式，不仅演练的次数少，而且多数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灾害场景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各种“城市病”影响幸福指数

　　“城市病”是近年来城市建设领域的高频词汇。

　　报告介绍，目前城市建设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

　　“几乎可以说，大城市大病，中城市中病，小城市小病，很少有城市不得病。”报告以空气质量为例，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占21.6%，未达标的城市占78.4%。

　　在城市规划中，“摊大饼”式城市发展规划的弊端已经凸显。目前，中国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接近极限，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全国土地二次调查结果显示，以2020年为限，上海已经没有农地占用的空间，北京市和天津市在农地占用空间的指标上，也仅有1.24万公顷和2000余公顷。

　　此外，城市规划不考虑通风廊道，不考虑水土保持，城市土地利用率低等现象也多有发生。由于城市规划不合理，就业区外溢和居住区扩张不同步，“职住分离”已经成了一些大城市和超级大城市的普遍现象。北京的平均通勤时间达97分钟，居全国之首，市民每天需要花费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用于通勤，“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成为市民无奈的选择。与此相应，望京、回龙观、天通苑和燕郊被称为北京四大“睡城”。

　　报告介绍，不少城市的公共空间建设倾向于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贪大求洋，占用大量城市公共空间，但实用性不强，市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实惠。还有一些城市忽视市民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客观需求，片面强调城市的经济载体功能和“容积率”，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见缝插针”进行商业开发。全国多地爆发的广场舞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民

　　在生活领域，几乎所有的市民都知道乘坐公交车出行对于城市环境的积极影响，但越来越多的人却选择乘坐私家车出行。除了个别人炫富以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公交线路设计不合理，公交汽车舒适性不够，公交汽车运行速度太慢，不能为市民节省出行时间。

　　一些市民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倾向于采用自行车出行。但相当多的城市街道(尤其是主干道)设计中根本没有非机动车专用车道，或者把原来的非机动车专用车道改为机动车道。市民出于安全考虑，只能放弃这种绿色出行的方式。

　　政绩工程负面影响短时难消除

　　课题组介绍，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城市建设中，城市规划缺乏科学理念，“拍脑袋”的决定比比皆是。

　　调研发现，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并不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却掌控着城市的发展规划权。不少地方政府的领导到任之后，都要拆一批，建一批，以表现与前任领导的不同。“实质上，这是对城市的不负责任，对市民的不负责任，也违反了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报告称。

　　报告介绍，目前，多数城市都有工业园区，而每一个工业园区基本上都是在郊区或者城乡结合部。但在工业园区的运营过程中，却很少考虑工人的住宿、通勤、子女教育之类严重影响工人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问题。

　　有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不考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政绩，不考虑引进企业的性质以及可能给当地带来的环境污染，盲目引进外资企业和外来企业。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经济快速增长，不惜引进高污染企业。虽然GDP增长了，但城市的污染水平比GDP增长还快，令市民不得不承受环境污染之苦。

　　此外，一些外来企业在享受完免税及其他优惠政策以后，从工业园区直接撤走，造成了大量土地和厂房的闲置浪费。

　　调研还发现，在推进“城中村”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不考虑村民和市民的切身利益，把政绩最大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部分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随意制订拆迁计划，忽视村民和市民的合法权益，在工作中缺乏耐心，缺乏与村民和市民的沟通和交流，激化了矛盾。

　　此外，在处理拆迁补偿问题时，政府部门主要关注补偿款是否合理，是否到位，而缺乏对补偿款使用的引导，因补偿款导致的家庭纠纷时有发生。

　　课题组表示，城市规划的宏观架构一定要科学，要充分考虑与居民区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设置的合理性，考虑居民出行、购物、休闲、娱乐等的便捷性。城市治理的具体路径可以不同，但要把市民的核心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市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城市治理成败与否的标准。完善“以保护市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核心”的灾害预警机制，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化为服务市民的实际行动，给市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实惠，使城市真正成为“市民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