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7炸机机主辞职维权：在朋友心中我是个傻子

　　一、爆炸

　　张思童，男，25岁，辽宁抚顺人，前消防部队士兵，如果他没有买那部三星 Note7，本来可以过着正常的日子，数月之后去国企上班。

　　可这位三星老用户怎么也没想到，新买的 Note7 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炸机了，他的生活也随之改变。

　　张思童一直用的是三星，上一部手机是 Note3，坏了，修手机的说修好要800块，他想，三年多了，重买个手机吧。 他不爱好穿，吃的东西也不太挑，但觉得“出门可以不带钱不带身份证不带钥匙，但是必须带手机”，他攒了三个月的钱，把一些吃、穿、住、抽烟的钱省出来，买了一部 Note7。

　　张思童是干销售的。 手机资料他只备份了电话，但是客户家在哪儿住，房子多大，喜欢什么样的车，他一张一张写的、拍的资料，都没有了。

　　炸机当天，他也烫伤了，张思童对此倒不是很在意，“我是消防兵出身，完了没啥事，现在都很长时间了，好了”。他更在意资料丢失，“你问问跑销售的，客户资料很重要啊，客户资料都没了，我没法继续干下去了。”

　　张思童第一步打了三星的客服电话，但他听到电话里是韩语，听不懂，转而给天猫客服打电话，联系到三星，可结果让他“非常不满意”。

　　二、被激怒

　　他们（三星）说要收走我手机，还要收走我的录像，并且不让传播，我感觉不对，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人炸机了，我说万一别人不知道，也拿着这手机那不完蛋了么？” 张思童就没同意，虽然三星说要给他六千块钱再加一部新 Note7，“我当时就问他们，Note7 给你你敢用么？”

　　让张思童走上维权之路的原因，还有三星中国9月29日的公告。

　　9月29号，三星发布声明称经三星及第三方机构泰尔实验室检测，中国“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

　　张思童看到公告中称“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后，生气了。他不明白，“美国一炸，人家都不需要证明这个事情，中国一炸就得做实验，做完实验还说是外力所致，还要索赔消费者，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作为一个男人，对方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忍不了”，但张思童克制住了自己，“我也不能打他们一顿吧，这个事情是有人能管他们的，所以我坚定找央视，找国家”。

　　谈到国家，张思童又变得激动起来，“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么？ ”

　　三、双重标准

　　张思童的质疑，三星四年前也遇到过。

　　2012年，三星爆发字库门事件，在发现芯片缺陷问题后，三星官方为海外用户提供了免费维修服务，而大陆国行用户却需高价有偿维修，如果不是政府机构介入以及大量媒体的曝光，国内用户不知何时才能获得公平对待。

　　三星不是唯一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过“双重标准”的外国大公司。类似的例子，还有宜家“夺命抽屉柜”，麦当劳“抗生素汉堡”，丰田“召回门”……似乎每次出现质量问题时，中国地区总是被忽略或者最后才被注意起来。

　　较高的诉讼成本，和较低的实际赔偿，使得中国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会选择上诉。张思童也没有上诉这个概念， “我一个人肯定不会（上诉），我自己没有那么多钱，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不考虑诉讼是实际的决定，如果张思童选择用诉讼方式对抗大公司时，往往只能孤军奋战，像美国那样成熟的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特别的一个

　　给钱私了和官方洗白，是大公司经常采取的公关策略，但这并不能完全奏效。推诿责任，以及对消费者的淡漠，有时恰恰会激怒会消费者。

　　2011年，罗永浩就曾因为投诉西门子冰箱质量问题屡屡得不到解决，当众在北京西门子总部门前手举铁锤，将3台西门子冰箱砸烂。

　　罗永浩愤怒的原因和张思童感觉被欺负的原因从源头上是一样的，三星中国声称是外力所致，而西门子当时否认质量问题，罗永浩和张思童对官方解释都不认同。

　　张思童和罗永浩类似，也是特殊的一个。这个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执一些，觉得三星公布炸机“外力所致”是一个虚伪的事实，他开始接触媒体，“有事找记者，只有事情闹大了，人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接受一个采访后，他碰到一个号称是质检部门的人，要无条件的收走他的手机做检查。张思童让他出示工作证，对方说是保密单位，出示不了工作证，张思童问他你能出示什么？对方告诉他只能告诉名字是啥。

　　“我就告诉他，我的手机也出示不了你，也处于保密状态。”

　　在经历这样的事后，张思童的警惕性高了，只要是有人采访或者见他，他必须要看对方的证件，“有五六家媒体把工作证给我发过来，说我们替你维权，你安心上班吧。”

　　但张思童还是信不过，这些媒体采访他之后很快就没有后续了，“这让我怎么信任？”，所以即使是央视问他要手机，他也没给，“我接受央视采访的条件是不可能把手机交给他们自己检测，我不放心，我要亲手交给实验室。”

　　为了自证清白，央视记者走的时候，张思童专门用胶条把自己炸掉的手机封存起来，他要在国庆之后到北京维权。

　　张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维权的事情，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大，张思童仔细一想，觉得公司也有道理，索性辞职了，“我要专门把这事弄明白，不耽误自己也不能耽误公司”。

　　10月6号，张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他首先去了泰尔实验室，那个曾经检测三星官方送检机的第三方机构， “我想亲眼看看我这台是不是也是他们说的外部热冲击导致的？”

　　这是央视记者陪着他去的，“去的时候三个专家都出门接我们了，没有央视的话，我可能连检测室的门都进不去。”

　　没有办法，张思童决定再去问问三星的看法，他去了北京三星的华北总部，对方却把他踢到望京店，“把我电子发票照片要走了，给我手机拍了两张照片，然后不搭理我们了”。

　　他们说会和张思童联系，但是到现在也没人给他回复。

　　五、围观

　　最让张思童失望的倒不是三星，而是众人的围观。

　　小时候张思童在农村度过很长时间，有外村人来，不管村里有多大矛盾，他们都会一致向外。他觉得起码中国 Note7 机主圈应该是这样一个村子。

　　去北京前，张思童联系到一位也炸机的机主，跟他说，我已经联系好央视了，给你报销车费路费，对方说不了，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想三星给笔钱就完事，张思童让他再考虑考虑，一起站出来。见张思童那么坚持，这位也炸机的用户才说出已经把手机交给三星售后、拿钱私了的实情，“你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多拿一笔钱呢？”

　　张思童直接把他拉黑了，“我没想太多，你不来，我一个人吧”。

　　让他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网络世界上，张思童见过要给他捐款的、要一起到消协维权的以及要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可他没见过这些人有什么实际行动。有 Note7 机主对张思童怀有敬意，想请他吃饭，张思童答应了，在约定地点等了对方两小时，结果一直没人来。“你来我请你都可以，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诺”，他又把这个人拉黑了。

　　有人给张思童出主意，让他带个头，带几位 Note7 机主一起行动。张思童说你们能找出五个敢来的人，我就敢带你们一起去维权，结果连五个人也没凑不起来。

　　“围观”而不行动，已经是社交网络上“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的重要体现，当事件发生时，人们只愿意做一个“键盘侠”，而不愿意实际行动起来，中国有 19万 Note7 用户，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行动起来。

　　当张思童辞职找说法的消息传开后，网上也有一堆人质疑他的动机，说他是为了出风头、是要讹笔大钱。一开始，张思童似乎并不在意，“我关心的朋友就那么几个，不关心我的人我不在乎，人最穷只不过当个乞丐，怕他们什么呀”。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位社交账号主要依赖QQ、微信的前消防员，在启用贴吧、微博、知乎等账号之后，在网络暴力面前似乎变得暴躁起来。

　　“他们污蔑我我就骂回去。”

　　张思童自己总结出一个结论，“三星为什么区别对待？是因为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管”。

　　六、召回

　　10月11号下午接近两点，三星中国公告宣布召回中国大陆19万台 Note7 。目前，三星官网显示，其正与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合作进行后续调查。

　　Note7 事件使得三星股价遭受重创，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次事故损失近50亿美元。

　　那天，一个300多人的 Note7 维权群里传来欢呼，作为群主，张思童松了口气。

　　他没想为全中国的 Note7 机主出头，“我为群里那几百个人出头就够了，不管召回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功劳，算是给了他们一个交代”。

　　别人欢呼的时候张思童一度有些孤独，但一会儿他就想通了，“现在该为自己考虑了”。

　　他似乎不太担心钱的事情，当被问到担不担心赔偿不会变多的问题时，张思童变得有些豁达，“我一年自己能花六、七万，他能赔我两三万，不就也是小半年就没了？那点钱能有多少？够我花一辈子么？我只要我应得的”。有人加他好友要给他捐钱，张思童也没要，他对捐款这个事情还没有认识清楚，怕别人误会维权是因为钱，也怕遇上专门阴他的人。

　　他更希望三星道歉，“钱不能说不重要，但你必须得道歉。”

　　对于三星宣布召回中国市场Note7时的道歉，张思童并不满意

　　当他被告知三星已有道歉声明后，张思童掏出自己的备用机——一个坏了喇叭的 iPhone 5，仔细又读了一遍别人发给他的三星召回公告，问，“这也算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