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前外相：乔布斯也是叙利亚难民之子

　　文|张梦圆

　　离开英国政界三年后，大卫·米利班德从一线政治家转型为人道主义者。他在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出任首席执行官，为叙利亚、伊拉克等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提供救助。而2003年，在托尼·布莱尔政府中初露政治锋芒的大卫像所有人一样，投下了伊拉克战争的赞成票。

　　大卫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2007年，他和弟弟艾德·米利班德携手步入戈登·布朗的内阁，成为唐宁街夺目的“双子星”，艾德出任内阁事务大臣，而他则成为英国30年来最年轻的外交大臣，连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为之“侧目”。

　　2010年，大卫和弟弟竞选工党党魁，却败给并不被外界看好的艾德。同年，他从影子内阁辞职，三年后辞去议员职务，彻底脱离政界。

　　而就在大卫离开的这段时间，工党在大选中败给保守党并一蹶不振，英国公投脱欧，难民潮涌入欧洲，右翼势力和仇外情绪抬头。在某种程度上，大卫也从未远离热点事件，他在CNN、BBC等媒体上呼吁西方富国接受更多难民，直言对英国脱欧的不满，甚至还有传言称，若是希拉里当选总统将给他提供一个美国政府要职。而对大卫是否会有朝一日回归英国政坛的期待和揣测也从未停止。

　　10月22日，大卫参加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阁对话”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公开论坛，在活动间隙接受“地球外参”专访。“从政意味着拥有更大权力，但伴随的阻碍也越大；NGO组织权力小，但阻碍也越小，”大卫说，“但我也并不是英雄，并不会进入叙利亚战场核心。”

　　出生在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大卫对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体拥有共情。他掌管的IRC最初由爱因斯坦提议创办，旨在帮助纳粹阴影下的德国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摆脱苦难。大卫认为，无论是当初的犹太人还是如今的穆斯林难民，在安置地开始都会被怀疑，但终会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因为他们深知自由的价值。

大卫·米利班德（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左）、演员乔治·克鲁尼及其妻子

　　地球外参：你在过去几年中成功从一名政客转变为人道主义者，哪个角色在诸如帮助饱受叙利亚内战困扰的人们方面更能有所作为？

　　大卫·米利班德：与从事NGO相比，从政能拥有更多权力，但也同时意味着更多困难。NGO权力更小，但阻力也相对更少。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任公职时主要在跟那些“大问题”打交道。所以这是非常不同的角度，但希望都能遵循相同的价值观。

　　地球外参：你亲自去过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吗？

　　大卫·米利班德：没有进过叙利亚，我也不会去到叙利亚。但我的国际救援组织（IRC）在战区或周边地区以及难民逃离路线上工作。我不是英雄，我不会进入战区中心，我也不会让自己置身于暴力危险之中。

　　地球外参：2013年起你担任IRC的CEO，整个世界也在这几年内急遽变化，成千上万的人因战争冲突背井离乡。过去三年是你人生中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吗？IRC在近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大卫·米利班德：并不是，NGO没有那么官僚，可以集中精力做事。IRC目前面临三个难题，一是人们认为困难太大了很难有所作为，我们将这称为“援助疲乏”；二是缺乏资源，我们主要由政府资助，有些问题大过我们拥有的资源；三是人道主义救援系统对当前的问题并未有效设计，如果这个系统是照料那些身处难民营的人，而许多难民并不在营地里而流散在其他地区，现存系统只是为了短期救济，但多数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居无定所。

大卫·米利班德在难民逃难的路线上为难民提供帮助

　　地球外参：你曾与首相托尼·布莱尔紧密合作，还在2003年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那时的外交政策在军事上进攻姿态很强。而十年后，你却在向那些饱受西方国家盲目干预的国民提供援助。您觉得这矛盾吗？

　　大卫·米利班德：2003年的时候我是学校部长，整个政府投票同意了伊拉克战争。我曾多次说过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伊拉克今天面对的难题更不同，也更复杂，由许多因素造成。现在我们在伊拉克境内提供救援服务，我觉得这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身处不同情境下都应试图做出改变。

　　地球外参：你不断呼吁西方国家应接收更多的难民，但现实是，无论是本地居民接受还是在难民融入的角度，这并不容易。恐惧在发酵，而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难民被人们贴上不尊重妇女、不劳而获享受社会福利、潜在不稳定因素等标签。在消除误解方面，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大卫·米利班德：我不知道中国民众对难民在西方社会做出贡献方面了解多少，也许你们会觉得惊讶，苹果公司的前CEO史蒂夫·乔布斯就是叙利亚难民的儿子，爱因斯坦也是难民。有记录显示，只有一小部分难民在第三国被重新安置，他们在到达国家拥有显著的融合程度及对社会的贡献，因为他们明白自由的价值。我认为不应该低估就业和教育的挑战，但是在美国一代代难民如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犹太人、现在是穆斯林，他们最初都会面对怀疑，但最后都会对社会做出贡献。

　　地球外参：一定程度上由于难民的大批涌入，仇外势力和民族主义在欧洲抬头，许多国家的政治局势显示，整个欧洲在右倾。我们应该继续相信大多数人做出的民主抉择吗？以及，我们应该继续相信人性本善吗？

　　大卫·米利班德：这显然是整个世界都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我认为欧洲民主社会应坚守价值，如民主联合、推行法治、基本人权、保护少数群体利益。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感觉，越是开放的社会就越是成功。不同国家有不同解决方案，但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应该捍卫我们的政府。我仍相信人性本善，尽管有时人们会做非常糟糕的事。我认为人类基本情感中的助人为乐还是非常强烈的。

2013年，大卫·米利班德访问位于土耳其的一所难民营

　　地球外参：你曾参与《里斯本条约》的签署并见证欧洲的团结联合，但几个月之前，英国脱欧打破了这一切并将首次触发条约的第50条款项。脱欧会使你今后考虑长期生活在纽约或是其他地方吗？你会怪罪做出这项决定的英国大多数民众吗？

　　大卫·米利班德：我此前一直很明确反对脱欧，但这并不能改变我是英国公民的事实。我认为英国正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试图驶向脱欧的方向。但与此同时，欧盟自己也有经济社会方面的挑战。这只能由剩下的那27个成员来决定他们未来的方向了。

　　我并不“怪罪”他们，这毕竟不是犯罪，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决定。我想很多人并未看到这项决定带来的后果，那将持续数年而不是几个月。我非常担心那些后果。我认为世界越来越连通，而脱欧却在分离，这点很危险。

阿富汗儿童 图片来自“国际救援委员会”主页

　　地球外参：你会怎样说服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承担更多人道主义责任？

　　大卫·米利班德：我曾邀请李克强总理参加今年9月的联合国世界难民峰会。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任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南苏丹进行过人道活动，而中国在那里有维和人员。中国政府曾说过要在国际人道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很好，因为解决难民人口是项全球问题，而非仅仅是地方难题。我觉得中国通过承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们会收获更多东西。

　　地球外参：你对下任美国总统在解决欧洲事务上有什么期望？

　　大卫·米利班德：我认为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很稳健，美国想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的、高效的、经济繁荣的欧洲，我也认为美国想参与其中。这是欧洲今后发展重要的指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