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西北“煤都”的生态移民

　　塌毁的村庄

　　深冬，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武成功村周围大片的土地已经荒芜，枯黄的野草高达膝盖。土地、荒草和远处的山脉都是清一色的土黄色，旁边的山体因采石被挖去一半，像是被一把钝斧从中劈开，黄褐色的岩石参差不齐地裸露出来。

　　魏正法位于村子中的房子已倒掉了一半，只剩下两面墙体和几近坍塌的屋顶还勉强支撑着。两道长长的裂缝将一面墙劈割成了三块。

　　屋外的地面早已开裂，裂缝有成人的拳头那么宽。院里的井因为地面塌陷而错位扭曲，井口被压挤得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大小。

　　向远处看去，这片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已经整体沉陷了约四五米，在边缘处还能清晰地看到地表下陷的痕迹。

　　如果不是看到从前的照片，你很难想象武成功村曾是个绿树如荫的好地方。

　　这种改变都原于近年来这个地区近乎疯狂的煤矿开采。

　　武成功村和李家畔均隶属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村子下面就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神府东胜煤田。过去二三十年机械化大规模的煤炭开采改变了村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轨迹。

　　经过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神木县已然成为中国第一产煤大县，也是西部最大的火电基地。这令神木这个曾经偏远贫穷的西北小县一度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也造就了一大批一夜暴富的煤老板。

　　但与之相伴的，是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地面塌陷、河水断流、草木枯死、村庄毁弃。

　　新华社2008年的一篇报道称，神木县因煤矿开采形成的塌陷区面积达56.16平方公里，损毁耕地2.3万多亩，1900户6700多农村人口成为“生态灾民”。

　　魏正法就是这些“生态灾民”中的一个。

　　魏正法今年60岁，有一张标准的国字脸和古铜色的皮肤。他的腿脚不是很便利，走路久了常常需要用止疼片来缓解疼痛，但大多时候精气神十足。

　　魏正法每年都要跑回武成功村去种几亩地。摄影：谢玉娟。

　　魏正法年轻时曾想做点生意，但“老爷爷不同意”，认为只有种地才是正经的事情。魏正法就这么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每年种的玉米、大豆能卖两三千块，加上开采企业神华集团神东分公司每年补助的一万多元，这就是他全部的收入。

　　虽然已经从故土上搬走，但是每至春夏，魏正法就从山下的李家畔移民区骑车绕山而上，在原来自家地里种上玉米和黄豆。

　　武成功村大部分居民早已搬到了移民区，但也有几家不愿搬离的，但多是舍不得离开祖辈居住于此的老人。

　　魏子珍和老伴就选择留在村里。

　　今年也60岁的魏子珍有两女一儿，搬迁时分到了两套房子。老两口把房子分给了儿女们，自己又住回了山上的窑洞。

　　魏子珍的家虽不在塌陷区，但是屋顶和墙上也有几道深深的裂缝，下雨时雨水会漏进来。屋顶还残留着水泥修补过的痕迹。

　　“谁都不敢回来住，”魏子珍说，儿女回来看她，都是吃完饭就走，几乎不在这里过夜。

　　煤水矛盾

　　自神木沿窟野河溯流而上，可以看到岸边林立的工厂。机器轰隆隆地运转着，燃煤电厂高大的烟囱里冒出的烟和冷却塔冒着白烟混合在一起，飘向天空。

　　窟野河一百多米宽的河道早已几近干涸，只有几条涓涓细流被河床切割开来缓缓流淌着，河床被大片的荒草覆盖。窟野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它近年来的干枯断流在很多程度上与它身边这个大型煤炭的开采有关。

　　魏正法回忆，曾经的窟野河有两百多米宽，夏天的河水急促汹涌，有一年把下游的二郎山大桥都冲垮了。

　　转折发生在1980年代。

　　1982年，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队一八五队在在陕西神木、府谷等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现储量高达877亿吨的大型煤田。这个新发现的煤矿储量惊人，与俄罗斯的顿巴斯煤田、德国的鲁尔煤田、美国的波德河煤田等并称为世界八大煤田。

　　神木的历史因此被改写，成为中国崛起的新“煤都”，在中国国家能源安全体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根据当地官方数据，2005年，神木县煤炭开采量为8611万吨，比上年增长45.2%。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跃升至1.60亿吨，跟2005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2014年，神木的煤炭开采量进一步增长到2.29亿吨。

　　魏正法的老屋已经毁弃。摄影：谢玉娟。

　　神木县环保局副局长刘建强提供的数据显示，神木县煤矿最多时达到300多个，其中一大部分是小煤矿。随着近两年来对煤矿的关停并转，现在运行的煤矿仍有100多家。

　　伴随着煤炭的疯狂开采，窟野河的水资源危机也越来越凸显。煤炭开采、洗选，燃煤发电等一系列的煤炭生产消费过程均与水资源紧密相关，窟野河开始季节性断流。

　　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窟野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窟野河 2001 年~2010 年河川天然径流量较 1956 年~2000 年均值减少了54%。

　　《报告书》通过对自然因素（降水）、人类活动（水保工程、煤炭开采、城镇化建设等）等多方面对水资源变化的成因进行分析，认为百科煤炭开采在内的人类活动是窟野河天然河川径流量锐减的主要原因。 此外，河流天然径流量的减少使得其自净能力不足，加剧了流域内的水污染。

　　神木县居民也或多或少感受到了缺水的影响。据刘建强介绍，2005年起，神木县投资4亿元打造了瑶镇水库至县城供水工程，以此保障县城居民用水问题。

　　塌陷区那些尚未搬走的村民吃水就更加困难了。

　　魏子珍身高大约有一米五的样子，长期的体力劳作已使她身躯佝偻，看上去人更矮一些。每年的12月到来年3月底，魏子珍家里的水管就会冻住，她不得不每天到五里外的水塔去接水。两个水桶加起来有一百来斤重，“有人扶我才能站得起来，不然我站都站不起来，”魏子珍说。

　　在魏子珍的印象中，这里之前并不是那么缺水。“山上流着一股泉水，山上的小渠里也有水。”魏子珍说。

　　2016年3月，窟野河出现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煤炭产业如何加剧全球水危机报告》中，这份报告称，窟野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预计到2020年，窟野河流域内仅煤炭产业的需水量就超过该流域规划的2020年总供水量。

　　而这意味着，随着煤炭产业的进一步扩张，该流域内的水资源会显得越来越进展，民生、农业及其他产业抢水的情况也会愈演愈烈。

　　生态糊涂账

　　随着煤炭的开采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神木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3亿元增长到2015年817.41亿元，短短15年翻了约35倍。

　　然而，这些年因开采煤矿、发展煤炭产业给当地造成的生态损失究竟有多大却是一笔糊涂账，生态修复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就更不得而知。

　　大柳塔镇位于神木县北端，地处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的神府东胜煤田腹地中心，全镇现已探明的煤炭总储量为35亿吨。

　　1986年，大柳塔镇成为神府及神东矿区开发建设的指挥中心，一支煤矿建设开采大军进驻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俨然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大柳塔煤矿也成为神华神集团旗下的骨干矿井，并因年产2000万吨而被称为”世界第一矿”。目前，该矿的年产能已经达到惊人的3000万吨。

　　但过去20来年的煤矿开采，也给当地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在当地，随处可见露天煤矿、被竖切开来的山体，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满目疮痍，空气污浊。

　　大柳塔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生态损失有多大，没人算得清楚，他说，“你算一个数字我算一个数字，专家来了也算不清，谁也不知道”。

　　神木县孙家岔镇瓷窑塔矿业采空区火烧隐患治理现场。图片来源：陕西日报。

　　但更大范围的研究数据或许能看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篇发表于《中国水土保持》（2012年第四期）上的研究论文显示，2007年到2009年，包括榆林、延安等地在内的陕北地区各年能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分别为174.84亿元、176.10亿元、180.48亿元，平均开采1吨煤炭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就高达65元。研究者还强调称，由于数据获得受限，这些数据仅是保守数字。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与人合作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按当2012年我国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的技术末端治理情况估计，吨煤产生的环境和健康影响为260元。

　　滕飞指出，相当部分的环境和健康成本并没有体现在目前化石能源的定价机制中，这些是“隐藏”在价格之后的“真实成本”。

　　由于这部分成本并没有体现在定价机制中，因而企业和居民在使用化石能源时也就不会考虑其对环境和健康的损害，进而导致市场失效和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

　　报告认为，我国的煤炭定价机制虽然部分考虑了这些社会成本，但环境税费的程度却远远不足以将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我国目前煤炭定价机制中的环境税费仅为30-50元/吨煤，且大部分集中在生产端，煤炭消费侧的排污费仅为5元/吨煤左右。

　　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煤炭的外部社会成本中有64%发生在煤炭的消费侧，约为166元/吨，远高于现行的排污收费水平。

　　“环境成本没有在煤价中得到完全的体现，这是促使煤炭过量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滕飞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

　　大柳塔镇镇长王晓君则认为在整个链条中，跟环境有关的、并需要支付到的环境成本在全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还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大柳塔镇进行生态修复，“镇上没有资金，也没有这个能力。”

　　至于修复的成本有多少，王晓君心中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但这个数字一定不小。

　　仅以采空区等治理为例，根据《陕西日报》一篇报道提供的数据，目前神木县矿区已形成的采空沉陷面积和火烧隐患面积分别为324平方公里和45平方公里——大于西安市雁塔、莲湖、碑林、新城四区面积之和。

　　业内清楚，采空区治理是个烧钱的项目。仅仅治理每个塌陷区所耗，都将是一笔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