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向何处去？不确定时期的中美关系

　　编者按：2016年是令人不安、颤栗的一年，传统价值的壁垒产生裂隙，政治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堡垒：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TPP及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世界是否正在掀起“逆全球化”潮流？中国在这样的全球形势下应如何应对？

　　12月18日，盘古智库的几位高级顾问针对该话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我们选取崔立如、黄仁伟、安明博和王逸舟等国关专家的发言内容，一窥学界对新形势下大国关系的探讨。

　　崔立如：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时期，现象就是失序、失衡，我们看到的乱象一个接一个，中国学者比较喜欢用“黑天鹅”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很准确，比如特朗普当选，美国人不用黑天鹅，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不用，黑天鹅是怎么回事。但有乱象，乱象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失衡失序，怎么会有失序？历史的发展就是新生力量不断出现，新生力量成为主导力量以后会建立自己的秩序，历史发展的内在法则随着新的新生力量出现会打破原来的秩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旧格局解体塌陷，整个形势发生变乱，这个变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国际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国际层面发生了很长时间，其中包括很多国家地区。当前进一步的发展是国家层面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进入到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也就是从边缘进入到中心，所以这个乱象就更加突出。结构性的变乱进入到中心地区，其根本原因是原来的结构塌陷了，这种塌陷是两大趋势造成的，一个是在权力结构上，美国霸权为中心的结构塌陷。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上是全球化进入停滞时期，反全球化的力量登上舞台。这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崔立如

　　我们拿刚刚美国发生的2016年大选的结果作为力争，特朗普当选，他的两个口号就是反全球化、反权势。这是国内小缩影代表国际大缩影，国际上反权势就是反美国，国内的反权势就是反主导、反精英阶层、反统治阶层。为什么反全球化发展造成的不平衡？因为有赢家、输家，输家借着大选这个最高的政治平台要发声，因为他们平时的意见可能起不到作用，但他们有最后一个权利即投票。所以他们利用投票的权利要颠覆现行的秩序，这是美国发生的事情。

　　全球层面上是新生力量的起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更主要是美国进入到从顶峰往下跌落的周期。我们所说的多极化，不断深入发展，现在是单极结束，向多极格局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不好说，要看什么时候多极格局的秩序建立起来。特朗普打的旗号是美国第一。美国第一的实质含义是什么？我想美国第一的实质含义是美国已经顾不上原来这么多年霸权主要目标是维护国际秩序，因为美国维护的国际秩序主导的秩序，也就是美国的利益维护。当然这里面要付出代价，现在没够实力已经担负不起要继续付出的巨大代价，所以回过头来讲美国第一的实质是——用中国的话说，爹死娘嫁人，各人顾个人。美国第一，顺理成章，也符合美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

　　现在进入了一个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这有两大特点：权力层面上变成权力的分散，但是关系层面就与以往的历史完全不一样，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赖相互连接，而这个又不可逆转，我们进入到这么一个时期，这么一个时期想建立多极格局秩序的核心是重建平衡，中美之间新关系的格局是走向一个重建平衡的进程，其他大国关系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在这个进程当中。

　　这期间大概有几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经济问题是第一，从危机当中复苏，反危机，全球之间、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同舟共济的局面，同舟共济我们在反危机时提出这个口号，但现在已经使国家长远的变成同舟共济的希望局面，所以寻求合作是必须的，全球治理提上日程的道理就在于此。但群体当中，群体利益、国家利益是冲突的、不一样的，所以国家间的博弈、竞争是激烈的，由于单极格局解体以后进入多极，竞争更加复杂、更加激烈，是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博弈局面。在这个当中大家有共同需要进行风险管控，所以新秩序形成之前，风险管控是国家主要目标。

　　由于上述趋势，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地区，亚太地区是新重点。最后最重要的是变革在国家层面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各个力量的博弈取决于最后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创新，能不能适合新的时代特征。

　　（崔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英国脱欧投票后庆祝的人群

　　黄仁伟：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时刻，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之大、之深远，现在还没有完全估计到，我认为是一个全球化的转折，全球化潮流的转折，全球化前三年以所谓正面全球化为主的时代过去的，负面的全球化变成一个取代正面全球化的过程。负面全球化是带头对原来的全球化进行纠正。所以这个全球化和原来前三十年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将来矛盾会非常尖锐，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失败者和成功者重新换了，之前的失败者重新变成成功者，这个调整过程是非常激烈的。

　　第二，美国战略进入大转折大调整时期，美国的战略不仅是军事战略，包括经济战略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战略进行大调整，特朗普只是开了一个小头，将来民主党上台也会继续调整。所以美国战略调整会迫使所有大国战略调整。

　　第三，中美关系进入调整。我们讲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关系，但不只有合作，是合作竞争冲突并存新型的大国关系，所以我只讲正面的新型大国关系客观上是不存在的，而且随着美国战略调整，冲突会加深会增加。

　　第四，由于上面这三个转折，中国自己也在重大的转折关头。从现在到十九大以后甚至到二十大都是一个转折的过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黄仁伟

　　一百年前的现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刻，一个世纪有半个世纪和重大战争和重大危机，然后有半个世纪的和平，这是20世纪。现在全球化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全世界的财富无限制的膨胀，如20世纪初财富在美国国内无限膨胀一样，最后在世界造成了灾难。现在全世界的财富在全世界无限制的膨胀造成全世界新灾难，没有人能管住它，可能是战争、经济才有可能使它进入到轨道上，但21世纪不经过战争和危机把这些管起来，这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黄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安明博（Amitav Acharya）：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自由世界秩序衰败的开始，由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很长时间以来都被批评和被诟病。但我想说自由世界秩序的衰败跟美国国内政治是毫无关系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比如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等等，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能特朗普自身没有煽动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但即使特朗普可以扭转美国的衰落，但不可能扭转自由世界秩序衰退的趋势。

　　另外一点特朗普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当我们说新兴国家、其他国家利用美国衰退或利用自由世界的衰退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比如不能说中国利用了美国的衰退来进行自身的发展。当然如果美国有危机肯定也会负面的影响中国，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崛起国家，但力量的增长并不是领导力量的增长，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领袖需要很长时间，事实上特朗普可能采取的一些政策，可能会使中国的崛起过程更加复杂，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使中国——比如在南海、在台湾——陷入冲突，中国不喜欢不确定性和混沌、混乱的。很多西方人说一些古老的领导国家，比如西方很多人说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会代替美国在世界领袖的角色，我觉得这都是站不住脚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曾经说过印度想要改革目前的世界秩序，但并不想推倒重来，因为我们要管理变化而不是要它全盘推翻，否则世界将会陷入危机。

国际研究协会前主席 安明博

　　最后一点，现在全球化在经历着深远的改变，全球化并非什么新的事物，对此学者已经证明了，比如11世纪丝绸之路开始时，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一些贸易通道会跨过印度洋，但那样的全球化跟今天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领导的全球化是不同的，现在的全球化，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比如我们可能会看到全球化的领导力从西方回到东方，就跟古代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南北之间的关系，而是新兴国家也就是南南合作的关系，南南关系和贸易已经超过了南北关系和南北贸易，包括非洲印度这些地方，我认为需要中国更多的关注。

　　（安为国际研究协会前主席）

　　王逸舟：看到历史，我不仅想起狄更斯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的最糟的时代。对中国来说抱着小心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百年前，很多人提到两次战争和大萧条，但不要忘记，一百年前这个时候人们非常乐观。那时候美国有真正的新资本主义诞生——威尔逊主义，一改传统帝国主义的形象，所以当时给很多社会带来希望。我们看苏联，当时列宁提到要把沙俄很多不平等条约废除，当时苏维埃政权给人带来巨大的希望。不要忘记那时候工业革命的传播时代，消费品大量进入中国，比如汽车、家用电器等。我们做国际关系都知道，那是学术界一个大的跃升，比如在欧洲、在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国际关系学科。一百年恰在威尔士、在英国出现了国际关系的讲习和课程，理论大拓展。

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在中国和东亚也是一派乐观，日本是第一个亚洲工业国家，甚至承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使大家都成长发展起来。中国那时候有五四运动，是春秋战国以后最好的一次百花齐放，一次思想自由创造性，产生大量的成为后来大势一般的成果，30年代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工业的进步和大踏步的时代。所以一百年前的时代非常好，有很多希望，有20年的繁荣期。可现在大家更多的是很悲伤的记忆，有世界大战，看到各种糟糕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斯大林主义，各种主义的撕裂把人类带入另一个下降期和停滞期。所以我们今天看未来世界，要有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历史学习的态度。在欧洲这不是太奇怪，美国也是一种谨慎态度，但在中国不会这样，说中国一定会胜利和复兴，一定会创造伟大的故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希望去回顾我们走过的历史，让我们走得很稳。但我发现周边很多让人迷惑和疑惑的地方。

　　（王为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