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街头 没有消失的“射击摊”

在出租屋内，远道而来的老人看着王行权和王凤铃夫妇的合影 摄影/实习记者 王鸿宇

王行权出摊时骑的三轮车

摆在摊位前边揽客的，依然是最多见的301仿真步枪

1月8日，仍有人在天津街头摆出射击摊

　　王凤铃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去看守所给“掌柜的”王行权上点儿钱，金额不大，最多一次是500元。她说：“外面的人吃咸菜吃馒头都没事儿，我有自由。”

　　“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获刑3年半的新闻沸沸扬扬之后，人们记住了赵春华的名字。而王行权，也是在去年10月12日天津市河北区警方整治枪患行动中被带走的13人中的一个。

　　13人中，王行权是被警方鉴定为枪支最多的，有7把。

　　王凤铃说自己不懂法，去年上半年，欠了她四个月工资的老板“跑路”，一起干活的老乡去劳保局和法院维权，王凤铃没参与。但这一次“掌柜的”出事儿，她在四处打听后，一次性把2000元律师费交到了律所。

　　两个多月前，每天为生活劳作的王行权在“天津之眼”下面摆起了射击摊位，没想到两个多月后，却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被警方带走。王凤铃崩溃了，她搞不懂“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是什么意思？

　　1月8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天津街头，仍能看到有人在摆射击摊，摆在前边揽客的，就是之前最多见的301仿真步枪……

　　该“上钱”了

　　王凤铃的父亲这辈子头一回去看守所。他在878路公交车上坐了半个多小时，在普兴里站下了车。老人是来给自己的女婿“上钱”的。看守所里办理业务的人不多，只有两个人排在他前面。很快，老人向柜台递了500元钱，里面的人问，要给谁充钱啊？老人的声音不大：“王行权。”

　　女儿长期在外打工，除了过年或家里有什么急事，老人基本见不到王凤铃。直到王凤铃往家里打电话说自家掌柜出事儿了，他才知道女婿王行权在天津以摆射击摊为生。

　　接到女儿的求助电话时，正逢农忙的尾声。家里30多亩地，主要是种苞米。他跟儿子嘱咐了一些农活的事儿后很快就起程赶往天津。从屯子里坐车到县城火车站，乘火车到绥化站中转，再坐20个小时的火车后，王凤铃的父亲终于抵达天津，身上还带着家里人给王凤铃凑的一些救急钱。

　　见了面，老人发现女儿像换了一个人。以前一顿早饭能吃三角烙饼一碗稀饭的女儿，现在只能吃得下半个麻团。不光吃不下东西，王凤铃也睡不踏实。虽然父亲来了，但老人也不能给予实质性的帮助，王行权被捕后各方面花销都很大。

　　王凤铃的父亲本来以为姑爷摆摊这点儿事最多也就是个缓刑，现在才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老人不懂：“不都是玩具枪吗？咋就能这么严重呢？”

　　王凤铃实在受不了了，她给远在南方打工的儿子打了个电话，边打边哭。

　　一人7把枪

　　每天早晨5点，王凤铃准时出门工作，她在一家事业单位食堂干活，一个月2000块钱工资，单位包早晨中午两顿饭。

　　即使是年老的父亲来了，两个人的晚饭也不见荤腥。在王行权、王凤铃一家租住的废弃养老院的老屋里，北青报记者甚至都没看到绿叶菜，只有一小袋土豆堆在墙角。王凤铃说，从去年正月十三她和王行权从黑龙江老家回到天津的出租屋，整整一年夫妻俩没买过一根排骨，“我家掌柜的过得比我还细。”

　　2016年10月12日晚，在“天津之眼”下摆射击摊的赵春华、李晋、赵辉、王行权、张艳清、白广坤（音）等13人，被突然检查的警方带到了鸿顺里派出所。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共有8人取保候审。除了赵春华被判刑，王行权、张艳清、赵辉、白广坤仍被羁押在看守所。在13人中，王行权是被警方鉴定为枪支最多的，有7把。

　　天津市公安局官方信息显示，2016年6月，天津市开展“治理枪患”专项行动，行动期限是6月至年底。

　　住在王凤铃隔壁的张祥也是黑龙江人， 此前他和儿子全部的生活来源都来自自己的射击摊。在这次警察的收缴枪支行动中，他的儿子也被抓了进去。儿子出事儿之后，街里街坊看他生活实在困难，给他介绍了一份环卫工作。

　　刚过阳历新年，拘留所里传出话，说自己儿子张艳清没钱了，让他赶紧去上钱去。

　　张祥没钱，他儿子至今连个律师都没有请。

　　王凤铃借给张祥1000元钱，这是她去年12月份半个月的工资。王凤铃觉得张家的这个忙自己要帮，“在外面的人吃馒头、吃咸菜，我们有自由。去看守所给他们上钱，不管他花不花，花多少，他们能感受到温暖。”

　　比“赵老太”大

　　在赵春华因“非法持有枪支”被判三年半的判决结果出来后，王凤铃开始担心自家掌柜的王行权。王行权比“赵老太太”还大9岁，今年60。提起年龄王凤铃更加忧心忡忡，“这要是再判个三年，他这么大岁数，身体怎么能扛得住呀？”

　　“天津老太太摆摊射气球被判刑”新闻在网上迅速传开后，王凤铃的手机变得热闹起来。她至今都不知道是谁把她联系方式告诉了媒体。她不接听任何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微信也没有通过任何一个好友申请，她不想接受采访。

　　王行权的一审判决还没公布，王凤铃不能判断接受采访对自家“掌柜的”是有利还是有弊。但她知道自家掌柜的这次所有麻烦都跟“枪”有关。王凤铃很坦率地讲：“枪是我们的，摊也是我们的。”

　　生于黑龙江农村的贫寒之家，她和弟弟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与在家务农的弟弟不同，王凤铃很早就外出务工挣钱。

　　王凤铃觉得她和王行权性子都直，以前一起做小生意的时候，两人经常发生不愉快，在经营的过程中都觉得对方做事儿有缺点，并且不加掩饰的随口就说出来指责对方，以至于两人决定各讨各的生计。

　　王行权当起了环卫工人，每个月2000的工资算不上高，但是王行权总是能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拾到“宝贝”。家里的电视柜、衣柜、沙发这些主要家具，都是别人家不要的，被王行权带回了自己的小出租屋。

　　出租屋在一个废旧的养老院里，20平方米的小屋位于二层的角落里，冬天来之前王行权用塑料布遮起了没有玻璃的窗户，屋顶上也吊了一层纸板。租金是三个月500元，王凤铃觉得既然家里条件不好，日子应该将就些。

　　唯一的靶心

　　夫妻俩决定各讨生计后，王凤铃在老乡的介绍下去了家快餐店打工，每天就是洗菜洗盘子之类的杂活，老板口头许诺她们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元。王凤铃没有跟老板签任何的劳务合同，她也没问过老板关于合同的事儿。

　　2016年5月，王凤铃得知自己的老板跑了，而王凤铃有四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手，“就是一个月压一个月，”王凤铃回忆起自己的遭遇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

　　王行权知道媳妇儿被压账之后想带着几个人去 和她老板“说道说道”，被王凤铃好说歹说拦了下来，“好钱不能赖要。”

　　王凤铃到现在也不知道跑路的老板叫什么名字。

　　一起干活的老乡找王凤铃同去劳保局讨说法，她没去。后来老乡们还要去法院起诉这个她不知道叫什么的老板。王凤铃打心眼里觉得走法律程序是一件既费时又伤身的事儿，一听说还要先凑钱请律师，立刻就放弃了。

　　8000块钱对于他们的家庭不是一笔小数目，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两个人的生活开销都来自王行权的环卫工作。

　　王行权数落了王凤铃好久，并开始找能挣更多钱的机会。在老乡的推荐下，王行权盘下了“天津之眼”下的一个摊位，还有改装有木板的三轮车，以及王行权认不出型号的塑料枪。

　　车上的木板充当的是射击游戏的标靶，一共三圈，最外环放得下28个气球，中间有8个位置，再加上中心的4个气球，它们是王行权摆在三五米之外的枪唯一瞄准的目标，也是这个60岁男人一家人生活的希望。

　　射击摊的生意受节假日、天气的因素影响很大，但还是比环卫工作能多挣千把块。王凤铃也找到了一家新的单位，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食堂，每月25号左右发工资。正当生活看上去已有起色时，王行权被警方带走了。

　　巨大的争议

　　王凤铃很少看电视，她甚至记不住家里的电视到底有两个台还是三个台，坐在床边的父亲报出了这台电视能收到的所有频道：中央1套、中央7套和西藏卫视。

　　但王凤铃也知道了“天津老太太摆射击摊被判3年半”的新闻,是她的老乡通过微信转发给她的。她只看了一点儿就赶紧退出了网页，“我一个月只有800兆流量，不能看太多了。”

　　王凤铃看不到的，是气球射击摊用枪入刑以及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标准是否过低，在社会上引发的巨大争议。

　　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司法机关此前对枪支的认定，是基于“射击干燥松木板法”。公安部2001年发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3条规定：“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

　　发表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一篇题为《枪支认定标准剧变的刑法分析》的论文称，有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进行过实验得出了数据：当枪口比动能在10焦耳/平方厘米以下时，较难嵌入干燥松木板，只能在木板上形成一定深度的弹坑；枪口比动能16焦耳/平方厘米是弹头具备嵌入松木板能力的能量界限。因此，根据射击干燥松木板法，认定具有致伤力而鉴定为枪支的临界点是16焦耳/平方厘米。

　　公安部于2007年10月29日，发布《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2008年3月1日实施）。这一新标准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也就是说，目前的1.8焦耳/平方厘米枪支鉴定标准，降低到了接近之前的十分之一。

　　上述题为《枪支认定标准剧变的刑法分析》的论文指出，2007年以来，枪支鉴定临界值大幅度地降低到接近原有标准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一变化是近些年来不少涉枪案件中，当事人坚称是“玩具枪”而司法机关却认定为“枪支”予以刑事追诉的分歧根源。

　　枪摊还在摆

　　一次在看守所上钱的时候，王凤铃遇见了赵春华的女儿王艳玲。王凤铃回忆起这个年轻小姑娘时说她衣着朴素，其貌不扬。

　　得知王凤铃还没找到代理律师，王艳玲帮她推荐了代理赵春华案的律师的同事。托人四处打听后，王凤铃觉得这位律师口碑不错，一次性将2000元诉讼费交至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

　　12月20日，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宣判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判决结果与诉讼请求差异巨大，王艳玲急了。

　　从最开始在微博下面留言，到给网站爆料，直到后来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在王艳玲的努力下，这件事情终于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王艳玲毕业于一所内蒙古的民族大学，如今在天津的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她关心时事，曾在朋友圈里转发过斯伟江律师为“复旦投毒案”所写的辩护词，并评论道：活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复旦投毒案整整两年后，斯伟江律师在徐昕律师的邀请下一同为失去自由的赵春华进行辩护。徐昕律师告诉北青报记者，已经将上诉状上交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并将在二审时进行无罪辩护。上诉状中称：“玩具枪不是枪支，以真枪对上诉人定罪量刑违反常识常情常理，上诉人毫无犯罪故意，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及认识的可能性，摆摊谋生行为也无任何社会危害性。”

　　儿子也给王凤铃打来了电话，说他在网上看到了报道。王凤铃这时才发觉，全国都知道枪摊这件事儿了。

　　虽然王行权案的案子还没有任何消息，但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王凤铃提起儿子的时候会露出难得的微笑，自己的孩子懂事儿了，她很欣慰。

　　还有一件事儿让她很欣慰，十一放假前儿子从南方回到天津给自己过生日，在家住了几天，“幸亏他那次回来见到爸爸了，下回再见还不知道啥时候呢。”

　　1月8日中午，北青报记者在距“天津之眼”不远的东马路，发现仍有人在摆出射击气球的摊位，一张橙色的小桌上摆着两把枪，摊主管它们叫301。摊主说，他也知道赵春华的案子，还曾在一起摆过摊。为了谨慎起见，他说如今他出摊只带两把枪……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杨宝璐 实习记者 王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