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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部级老人回击了一个大谣言

来源:新京报 作者:政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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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正部级老人回击了一个大谣言

  这两天,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关于死囚器官的表态,引发关注。

  2月7日至8日,“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在梵蒂冈召开。黄洁夫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身份出席。

据新闻联播报道,黄洁夫向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经验。

  据新闻联播报道,黄洁夫向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经验。

  他倡议,成立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对成员国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协调各国间器官移植监管数据的合作,协助成员国提高打击器官买卖的执法效率。

  一些与会者质疑中国器官移植项目的改革承诺,黄洁夫在发言时明确回应:2015年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艰巨过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紫禁城也是一样。”

  峰会期间,针对个别参会人员散布的“活摘法 轮 功人员器官”的谣言,中方代表用事实和数据予以严厉驳斥,许多与会人士也对谣言予以谴责。

  对“政事儿”来说,黄洁夫也是“熟人”。他是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08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都会接受“政事儿”采访。

  近10次面对面接触,如果谈及对他的印象,“政事儿”可以归结为两个词:

  坦诚、讲真话。

  正部级“超级医生”

  黄洁夫生于1946年,现已70周岁,是我国器官移植及肝胆外科专家,顾氏和平奖和吴阶平医学奖获得者。

  顾氏和平奖和吴阶平医学奖这两个奖项,分别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

  公开履历显示,2001年至2013年,黄洁夫曾任原卫生部副部长兼保健局局长、党组成员,是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政事儿”发现,尽管已经官至正部级,黄洁夫目前还是一名医生,仍然在协和医院出诊。

  担任原卫生部副部长之前,黄洁夫曾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副院长、院长,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

  当年,得知要从广东来到北京,并且走上原卫生部副部长岗位,黄洁夫不甘心放下手术刀,向上级打报告。最终,上级同意,将他的医生资质由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调到北京协和医院。由此,除行政工作外,黄洁夫可以每周做一两台手术。

正部级老人回击了一个大谣言


  “政事儿”发现,定期到协和医院出诊这个工作模式,黄洁夫从2001年一直保持到现在。目前,协和医院肝脏外科的医师出诊信息中还有他的名字。他曾对“政事儿”说,“如果让我在开会和做手术上选择,我更愿意去做一台手术”。

  12年前捅了“器官移植马蜂窝”

  出席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之前,黄洁夫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回应关于“死囚器官移植”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则是2005年。

  当年,他以卫生部副部长身份,参加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并被选为整个西太平洋区43个国家的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国家一再追问,“你们的器官哪儿来的?”黄洁夫坦陈,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的捐赠。

  多年后接受采访时黄洁夫回忆,上述表态引发波澜,“回来还是引起了very controversial(非常大的争议),有很多跟我比较好的同事,包括卫生部其他的领导,关系都很好的,都说你捅了个马蜂窝,你这个乌纱帽很快就要掉下来,因为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不过,他认为,“我作为卫生部的领导,我自己还是个医生,所以我想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如果不承认用死囚,你一年9000个器官移植,器官哪儿来的?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掩耳盗铃。”

  他表示,当时之所以会承认,就是认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改革,要建立一个符合伦理和中国国情的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欣慰的是,讲出真相的黄洁夫,仕途并未受到影响,继续担任原卫生部副部长,而且还成为中国器官捐赠移植体系建设的主要推动者,“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我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层领导的坚决的支持”。

  批“无效医疗”:“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

  其实,熟悉黄洁夫的人看来,他能在国际会议上首揭“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这并不意外。

  历年全国两会,黄洁夫只要在会上发言或接受采访,经常爆出“猛料”,有些表态经常被媒体引用为标题。“黄部长坦诚,讲真话”,不少媒体记者评价说。

2010年全国两会,黄洁夫参加联组讨论时拿出一本德国作者尤格·布莱克的畅销书《无效的医疗》,他希望在座的政协委员都能好好看看这本书,反思目前在我国公立医院中同样存在的“无效的医疗”。

  2010年全国两会,黄洁夫参加联组讨论时拿出一本德国作者尤格·布莱克的畅销书《无效的医疗》,他希望在座的政协委员都能好好看看这本书,反思目前在我国公立医院中同样存在的“无效的医疗”。

  “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苦,却也在做”,他说。

  他还举例,“我是肝胆外科的,在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但是现在只要进了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

  2013年全国两会,在政协医卫组委员们中广泛流传一条《医生哭,医生含泪十问部长》的短信。

  面对第一问“医疗行业是服务行业吗?为什么不能利益最大化?”黄洁夫说,“医疗卫生行业是服务行业,但和其他服务行业不同”,“医院不能把谋利当做主要目的,而是把维护民众健康与社会效益作为追求目标,一旦行业争取利益最大化,就会走上‘邪路"。

  2011年至2013年,因有地方烟草研究院负责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引发了关于“烟草院士”该不该当选的争论。

  2013年8月,出席第十届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大会(APACT)之前,黄洁夫曾接受“政事儿”专访,直陈自己对“烟草院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最高科学荣誉,竟然授予研究‘卷烟降焦减害’伪科学命题的人,这个事说不过去。因为‘烟草院士’,很多国际组织、控烟人士谴责中国。”

  他还谈到,“我们这次去日本开APACT,‘烟草院士’将是我们代表团要面临的质疑。其实这个问题社会上有许多反响,希望工程院妥善处理好此事,其实工程院中生物医学部全体院士均有一致的意见,遗憾的是久议未决,此事仍在发酵,影响国家形象和我国控烟工作的‘国格"。

  “政事儿”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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