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刚回归社会就被骗 该怎样帮帮陈满们

　　最近，坐了23年牢的四川人陈满再度重回公众视野。过去几个月，陈满在“维卡币”项目上投资了上百万元。“维卡币”曾被多地警方认定涉嫌传销和诈骗，陈满疑似被骗。而之前，同样是蒙冤入狱而获国家补偿的赵作海，也陷入传销骗局，被骗去了巨额赔偿金。

　　蒙冤入狱本已经足够不幸，出狱之后又遭遇诈骗，赵作海与陈满的人生，可谓一波三折、令人嗟叹。与此同时，作为刑满释放人员，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的现实也颇具有共性。对此，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探讨如何更好地帮扶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开启其未来人生。

　　陈满脱离社会太久

　　新京报：赵作海、陈满在重新走入社会之后，都被骗了，这说明，他们重新走进社会并不成功。除了骗子太高明之外，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刘仁文：现在的网络诈骗形式真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连大学教授都有人被骗，不用说这些脱离社会一二十年的人了。在监狱里待久了，出来之后都会有个适应问题。我们每次出国回来倒个时差都感到痛苦万分，从监狱出来，如何适应更是一个大问题。这种“适应”不仅指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以如何适应这个社会，无论对他们来说，还是对他们的家人来说，都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结果出了监狱后很不习惯，最后就自杀了。陈满这个事儿出来后，有警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有人出狱后给警察打电话，表示自己很想再回到监狱，在社会上完全没法适应。

　　刘仁文：德国科学家研究过，如果一个人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再坚强的人精神上也毁了。如果待到20年以上的话，他基本就没有回归社会的能力了。鉴于目前过度封闭的条件，对他们回归社会，无疑会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障碍，这是特别要予以高度重视的。

　　新京报：管理封闭、缺乏技能培训，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障碍吗？

　　刘仁文：最根本的一点，我觉得在监狱管理方面要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改造第一、劳动第二。

　　我们现在的监狱，主要的作用是惩罚，满足了被害人及其家属对公平正义的渴求，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这其实也给犯罪树起了一个标杆，就是犯罪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你不想失去自由，那就不要去犯罪。可是，如果把一个人长期隔离开，会让他社会生存的能力、与社会交往的能力大大减弱，甚至丧失。我们绝大部分罪犯都要回归社会，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

　　德国监狱注重培养技能

　　新京报：国外监狱在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方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刘仁文：国外的监狱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德国。德国的监狱不叫监狱，而叫矫正机构。矫正的目的是回归社会，所以这就要求监狱要为犯人再次融入社会做准备。

　　在德国，监狱的劳动和学习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劳动可获得报酬，而且不同的劳动可获得不同的报酬。如木工，他们生产的家具卖出后，自己可获得一半的价钱，大约每月200欧元，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

　　新京报：这些报酬都给他们个人吗？

　　刘仁文：是的。其实，即使不参加工作也不参加学习，一个月也可获得40欧元的零花钱，供他们打电话，在监狱超市里买咖啡和香烟。不过，参加劳动和学习且表现好的在假释等方面会给予优先考虑。

　　另外，获得劳动报酬的犯人，监狱会为他们开设一个账号，每月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存在上面，等他们出狱时一起给他们，以便他们出狱后不致发生生活困难。这其实就是一种帮扶，以免他们重新进入社会之后，身无分文，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犯人在监狱会进行学习，他们主要学习什么？

　　刘仁文：犯人的学习有很多种，监狱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技能培训，鼓励他们考取一些技能资格证书。比方说，我在德国监狱里就看到有人在学木工刨花，他学会之后，出狱后就可以靠着木工手艺吃饭。

　　新京报：除了一定的技能培训，你认为德国监狱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刘仁文：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的监狱不是设立在郊区，而是在市中心，闹市区。这样一来，便于家属探望，让他们在服刑期间不至于产生亲情的阻断；另一方面，也便于社会组织的心理辅导、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技能培训。同时，也便于外部监督员的监督。对于一些快出狱的犯人，会允许他们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再回来。这样，等到他们真正出狱的时候，就可以工作了。这点对于他们回归社会，也是非常有益的。

　　新京报：我们现在的监狱在出狱前提供一到三个月的培训，你觉得这个够吗？

　　刘仁文：我们现在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培训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新京报：有些社会组织会参与到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他们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刘仁文：我认为，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这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觑。国外在法律行业里，社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大，无论是对犯罪分子，还是对被害人，背后都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帮他们募款、打官司、纾解心理问题。在法官、警察等公权力触不到的地方，或者在容易产生副作用的地方，就由社会组织来完成“细节”方面的修补。

　　举一个例子，我到欧美一些法庭，看到有好多社会组织专门帮助被害人。有的被打伤了、打死了，家人心理上也有创伤，这时候，社会组织就出面了。比如审理强奸案时，有些受害女性不愿意出庭指证。有些社会组织就会去安慰受害者，为她们提供心理疏导与安慰。

　　新京报：这些人出庭的时候也会出现？

　　刘仁文：是的。这都是一些细节化的小举措，也符合司法规律。现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力量也在不断扩大，我知道朝阳区有个“中途之家”，就是这种帮助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还有一些热衷于做公益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来，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工作。

　　新京报：未来公益组织、社区起到的作用会更大？

　　刘仁文：是的。劳动教养废除之后，我们现在在努力推进《社区矫正法》，将在实践中的社区矫正做法进一步扩大化，这个方向是对的。对于不严重的，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将其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社区矫正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在于这个罪犯不与社会、家庭完全隔绝，这对犯罪者回归社会有好处。

　　特别对一些轻微犯罪者来说，有些人进了监狱，接触了不好的狱友，出狱之后居然比以前变得更坏了，单面手变成了多面手，这就不好了。不过城市里还好说，在农村可能面临的阻碍大一些，因为农村一些地方，连成熟的社区都没有，社会资源也匮乏。其实，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也是如此。

　　国家赔偿可由中间机构代为保管

　　新京报：怎样让社区矫正跟上？

　　刘仁文：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国家要加大投入。不妨给像中途之家这样的组织，一定的政策倾斜或者资金支持，从硬件到软件。就拿陈满这个事来说，不是现在有些人说，有人帮他把钱“看”起来就好了？

　　其实，如果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社会组织，这事也比较好解决。比方说，陈满得到巨额的国家赔偿后，由一个中间机构代为保管。代为保管却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不可侵占陈满的财物；第二，不可挪作他用，专款专项专门项目替你保管。然后，等到陈满需要用的时候，替他支出；对于大型的投资给予适当的把关、咨询和建议，这个是完全可行的。考虑到他们刚刚回归社会，一些不法之徒可能已经盯准了这类弱势群体了，如果有这样的机构把赔偿金替他们保管起来，也不失为一种路径。

　　新京报：这要建立在慈善组织足够完善的基础上。

　　刘仁文：是的。当然要保证利益无涉，如果利益相挂钩，那就麻烦了。要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力，我们做得远远不够。目前，这些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足以形成规模。本身这个面就很小，不具有普遍性，自然也不能普及整个社会，让每个刑满释放人员都覆盖到。

　　监狱坚决不能有创收的压力

　　新京报：也就是说，要加大监狱公开透明的力度。

　　刘仁文：这是必须的。我们的监狱往往过于强调封闭，结果导致有些监狱腐败严重。监狱如果腐败，如果通过牢头狱霸来管理，这对犯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是非常消极的。所以，监狱还是要尽可能公开化、透明化。

　　新京报：我们以前就“躲猫猫”事件采访过你，当时你就提出看守所要透明化。

　　刘仁文：虽然看守所和监狱不一样，但道理都一样，看守所不能借口是特殊场所就拒绝阳光照进去，监狱也一样。以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为例：1981年，为回应社会公众对警察执法的怀疑情绪，针对警察羁押机构的独立巡视制度开始建立。经过不断完善，最终在2002年的《警察改革法案》中，将羁押的独立巡视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巡视员是从当地社区选出的志愿者，他们的探访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进行，法律要求警察对巡视员探访警局的临时羁押场所提供迅速的放行。巡视员可以与被羁押人自由交谈，询问其近况，确认其明确知悉在警察局羁押期间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特别是享有法律咨询以及通知外界其被羁押的权利。

　　新京报：促进他们回归社会，还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刘仁文：首先要给他们减压，这也就要求监狱坚决不能有创收的压力。另外，监狱要适当地偏向于技能培训，以及尽量让犯人和社会不脱轨。在被释放前，最好有计划地让犯人与社会接触。我建议，不能把监狱搞成特别封闭的场所。这个就涉及很多问题了，包括监狱的全面布局，过去我们长期把监狱放在偏远地区，这个也不对。

　　歧视刑释人员是社会通病

　　新京报：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些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很多地方不接受他们，很多单位不愿意接收他们，导致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不到钱。

　　刘仁文：这是很大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通病。一些人在得势之后就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更不要说刑满释放人员了，会视他们为累赘。其实，一个人会走上犯罪道路，除了极个别的是恶意蓄谋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偶然的、不幸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太浮躁，社会太急了太忙了，难以静下心来去想。

　　所以，为什么社区矫正在一些地方的推行有压力，是因为做这个事有阻力、有压力。我们把犯人放在社区里改造，大家会觉得不安全，大家不愿意和他打交道，他还是不能正常回归社会。可以说，刑满释放人员的回归，也需要社会接受度、包容度的加深。

　　王颜玉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京报访谈员 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