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之死,引发热议。3月21日,民政部发出急电,要求各地对救助管理机构站外托养工作进行检查整改。
对于雷文锋之死,我之前就有隐隐的预感。曾经的收容变成了救助,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要知道,做救助的那帮人,很多还是搞收容的那帮人,他们能真正善待尊重流浪乞讨者?
后来的事态发展不断印证了我的盘算。2013年,长沙曝出记者卧底救助站遭围殴的事件,如今又发生了雷文锋之死。
民政部要整顿救助托养,无疑是必要的。当有确凿证据发现房间里有一只蟑螂,那这样的蟑螂,绝对不会只有一只。尤其是要对于各地救助托养发生的个体死亡事件进行全面统计和调查,还亡者一个公道,给社会一个真相。
但这样的整顿,只能解一时之痛,无法铲除救助托养的体制弊端。
无论是救助还是托养,最大的问题在于“黑箱运作”。救助站及其衍生出来的托养中心,无疑是中国目前最隐秘的地方之一。这些打着“救助”旗号的机构,大多门禁森严。雷文锋生前所待的那个托养中心,甚至就是一个看守所旧址,高墙大院,铁门紧闭,无论是周边村民,还是记者都被拒之门外。
在这些救助机构内部,被救助者要么为流浪乞讨者,要么为身心残障人士,他们与救助管理者的地位,是严重不对等的,即便权利遭侵害,他们也难以伸张。就此而言,雷文锋殒命的那个托养中心,管理混乱,生活条件恶劣,疾病交叉传播其实并不是偶然。
所以,仅仅整顿一番,之后救助托养体制一切如故,能否避免雷文锋悲剧的重蹈,依然是个大大的问号。现在迫切需要做的,是打破救助机构封闭运作,让阳光照进来。
救助托养机构不能再门禁森严,必须在管理上要做到开放和透明。
此前,许多国内媒体对于国外的救助机构进行过探访,这些救助机构没有一个是门禁森严的。其外观上大多是普普通通的公寓楼,出入者都比较自由,媒体进入采访也没有难度。类似的“公寓化”管理,也应成为中国救助托养机构改革的方向。而且,救助托养机构的财务、管理信息,也应充分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救助托养机构的管理,应该引入社会义工和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介入,显然有助打破救助黑箱。2003年收容变救助的改革之初,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曾表示,“要考虑如何引入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救助工作,包括动员一些义工、民间组织”。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义工还是专业社会组织,都在救助中严重缺席。
只有打破救助托养的“黑箱”,让监督的阳光照进去,“救助”才能成为真正的救助。
文/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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