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纪委单说他三观“严重扭曲”？

　　五一假期过后的首个工作日上午，中央纪委就发布了最新的落马贪官双开通报。

　　通报的对象是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通报第二段，也就是每次公布官员违纪违法行为的段落，达到324字，这个字数在通报中是相当多的。

　　政知圈（ID：wepolitics）注意到，这一次的通报中有不少首次出现的措辞，例如“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等，还出现了一些比较口语化的表述。而且，“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三观表述也进入了通报之中。

　　话说回来，中管干部通报中的措辞该如何把握？从表述来看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首进通报

　　陈树隆的违纪违法行为，通报罗列了7项。

　　7项行为中，第一项“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包括134个字，是内容最多的。措辞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这些表述在中管干部的通报中都是第一次出现。但这些话在中央文件、领导讲话中已经“露过面”，因此在读到时并不感觉陌生。

　　例如“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这句话比较口语，在《人民的名义》中也有官员说过。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要强调的是，习近平早年也这样说过，上世纪80年代末，沿海地区兴起下海经商热潮，宁德也有官员跃跃欲试，习近平当时在柘荣县考察时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这句话，相信大家应该更不陌生。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强调：“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拒腐蚀、永不沾，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坚决抵制潜规则，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

　　对此，新华社曾解读称，一个时期以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互通有无”的交易之风泛起，权力与权力、权力与金钱、人情与原则，形形色色的“交换”不时出现。“党组织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或经济组织，不是‘私人俱乐部’，党内同志关系也不是市场关系，党的政治生活中所要坚持的党性原则，同商品交换那一套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那些曾经的“首次”

　　中央纪委每次发布针对中管干部的通报时，政知圈（ID:wepolitics）都会仔细研究一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曾经的“首次”如今逐渐变成通报中经常出现的词语。

　　比如“团团伙伙”，这个词现在已经不新鲜了，但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一波讨论。

　　2015年8月14日，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被开除党籍，通报中首次出现“团团伙伙”一词，该词此前曾在讲话中被提及。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当时告诉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团团伙伙之间不一定存在金钱关系，而主要存在政治利益上的交换关系，比如你提拔我的人，我提拔你的人，互相提拔，政治利益上的交换、勾兑是更难以被察觉的。”

　　再举个例子，“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首次出现在2015年6月15日，被写进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孙鸿志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廖永远的“双开”通报中。后来，这层意思多次在中管干部的通报中出现，只是措辞略有不同，例如今年4月7日，江苏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云峰的通报中有“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表述。

　　也有一些针对性比较强，迄今为止仍是“首次”的表述，还没有出现第二次。例如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的通报中，提及“执行重大任务期间擅离职守”，这一表述专门针对张越的行为，到现在还是唯一一次提及。

　　还有苏荣通报中首次出现的“卖官鬻爵”，虽然在各省纪委的相关通报中出现过多次，但在中管干部的通报中目前仍仅出现过一次。

　　纪言纪语的学问

　　关于中管干部通报的措辞，政知圈（ID:wepolitics）觉得，现在不仅违纪违法行为罗列得更细致、详细，而且口语化的表述变多，显得通俗易懂、非常生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政知圈（ID:wepolitics），这是加强用“纪言纪语”来表述官员违纪，而且在用词上有通俗化趋势，也是为了更精准表述官员违纪违法行为，同时加强警示教育作用。 “毕竟纪委通报不是司法判决也不是法律文书，不必要在措辞上要求一定要用法言法语或者非常书面的语言等，通报措辞是相对比较灵活的，有一定空间。”庄德水说。

　　纪委工作人员也对政知圈（ID:wepolitics）表示，会增加一些个性化表达，契合不同官员违纪的不同特点。

　　庄德水还透露，纪委写通报是在所有的调查和审理完成后进行的，根据审理报告的要求，是要对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比较具体的表述。但他也指出，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详细罗列，具体来说还要看案件本身。

　　“一些典型案件就会罗列的详细些，非典型案件可能会笼统一些，比如有时候一个案件在单位通报时会说得很细，但在公开通报时就会简单很多，也是这种案件在某方面不算典型，没必要罗列得太细致。” 庄德水称。

　　他还强调，纪委人员在撰写通报时也有相关规章制度要遵守，但总体来说，“通报的语言还是灵活的。”